现代中国语言变革的文化逻辑之争

摘要：1908年前后，吴稚暉与章太炎分别以《新世纪》和《民报》为阵地，就“万国新语”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具体文字改革意见分歧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语文两种变革逻辑歧异，即“文化世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线性进化”与“俱分进化”的文化路线抵牾。冲突双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成为现代中国语文变革史上的独特风景。矛盾一直延伸整个现代时期，其模式也成为激进与保守的基本样态。激进者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通用性，夸大符号的任意性;反对者则以人文性、独特性相反驳，两造之间既是具体思路的交锋，也是文化态度的对话。争论双方自然各有偏颇，但其争锋仍不无思想价值：它不仅为现代语文改革提出了元问题，而且为现代文化革新提供了价值张力。

关键词：吴稚晖;章太炎;语言变革;文化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语言变革史”（15ZDB080）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097-07

1908年前后，中国同盟会的两员大将吴稚晖与章太炎，分别在《新世纪》和《民报》上向对方发起了多回合论难。此次论战原因复杂，内容也比较驳杂，有个人性情相乖之原，也不乏人事纠纷之因。实际上，论战还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语言文字改革观念的严重分歧。1907年6月，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并以“新世纪书局”之名，印行《新世纪杂志》、《夜未央》、《新世纪丛书》等小册子。此间，他以“燃”、“燃料”、“夷”、“敬恒”等为笔名，在《新世纪》发表不少关于汉字改革的论文，大力提倡“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广泛批评。章太炎就是这种批评的最激烈者。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因“苏报案”系狱期满，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章氏主持《民报》期间，树有内外两大论敌，对外是以《新民丛报》为阵营的改良派，对内就是以《新世纪》为核心的新世纪派。而对后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其“汉字革命”态度方面，最主要的文章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等。当然，吴稚晖也写了针锋相对的反批评文章，如《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等。站在今天立场看那场论争，是非曲直已经十分了然：汉字地位并没因为文化激进派的反对而撼动，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双方观点的“真理性”可以暂时悬置，本文感兴趣的是双方的文化思路即对待汉语言文字（进而传统文化）的变革逻辑。

一、“文化世界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对峙

走“世界主义”道路，还是走“民族主义”路线，是章、吴语言文字变革思路之争的第一对矛盾。说到“世界主义”，不能不提“世界大同”，而“世界大同”则是新世纪派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引入的一个重要观念。新世纪派照搬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原始教义，把无政府主义特点概括为自由（去强权）、平等（共利益）、博爱（爱众人）、大同（无国界）、公道（不求己利）、真理（不畏人言）、改良（不拘成式）、进化（更革无穷）等。在他们眼里，自由、平等、博爱、大同等，是打破“国界”、“种界”的一般价值原则，具有普泛意义。“新世纪派”宣称：“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人不役人而不役于人，人不倚人而不倚于人，人不害人而不害于人，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也。”① 因此他们提出一种超越国族的“世界主义”文化变革思路。在《新世纪》发刊词中，他们发誓要抛却一切有碍人类大家庭亲善、和平、友爱的诸多“不平等”，建设一个超越种族、国家、语言、宗教的大同世界。“本报纯以世界为主义。同人之意，以为苟能发愿与世界种种之不平等者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不必支支节节，对于一方隅，一事类而言。”② 与此观念相适应，“万国新语”被提上日程。该语是Esperanto的最初汉译名，又译“爱斯不难读”，后沿用日本译名“世界语”（又“世界新语”）。世界语是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甫创制，他发明世界语的目的包含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无政府主义者推广世界语，正好包含了借此实现“大同”理想的意味。“无政府三个字……是其互相消除国界，即最粗浅之一端，各舍其万有不同之文字，公用一种文字，用其全力之七八，予人以科学之智识，更用其二三，教以无政府之道德，引如是之教育，课将来之效果，虽欲不‘无政府而不得。”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设想里，“万国新语”既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必要步骤，也是实行世界主义的“张本”。“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③ 在“世界主义”的文化逻辑里，“祖国主义”被贬为与“军国主义”、“家庭主义”、“私产主义”和“宗教主义”并列的五大“强权主义”，不仅守旧，而且野蛮，没有存在的价值，“爱国者，守旧之别名，人种愈野蛮，此种观念愈重”。在吴稚晖看来，民族主义强调狭隘的种族或国家利益，张扬民族对立，其根源是为一部分人谋私利的“自私主义”，因此其语言文字即使废掉也毫不足惜。

有趣的是，章太炎也信奉过无政府主义。1907年9月25日，其在《民报》16号上发表《五无论》，阐述民族、国家、政府立场：“若夫民族必有国家，国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他认为要达到这“五无”之制，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他还强调“五无者，超过民族主义者也”。可见，章太炎也是一个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他的无政府主义有一点特殊诉求，即不仅夹缠着“以排满为先务”的“种族革命”意绪，而且怀着“国家”压制“自性”的隐忧，“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偻指数也”。④ 在个人与集团的关系中讨论自性，社会或国家是由个体所组成的，没有个体自然也就没有国家社会，因此所谓自性云者，乃是个体的自性，而非国家社会的自性。可见，在反对政府集团对个体自由压迫意义上，章氏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然而另一方面，章太炎同时又是一個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不仅体现在“排满”的“种族”革命言行中，更体现在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上。有人说，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具体体现在“是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来定位中华民族的”⑤。更准确地说，他是以语言文字来定位中华民族的。在章太炎眼里，有同一历史谱系的方为同一民族，这种民族叫做“历史民族”;而历史主要是指语言、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珍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⑥ 他甚至将语文与民族关系，比做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冠带之民，拔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⑦ “文史学术”与“性情节族”，谁者为“皮”，谁者为“毛”，当然可以讨论，但从这里可以见出其对二者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这种历史与逻辑前提下，他坚决反对将世界语强行推广到中国。在他看来，“素无历史文学”的新兴民族使用“万国新语”倒是可以考虑，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民族则断不可用。“盖改从他方言而无害者，独在草昧初开之族，符号简单，则更之不为病。其间有强迫者，若亚拉伯文之用于马来是也;有非强迫者，若波黎语之用于吐蕃是也。以其国素无历史文学，一朝改从异语，于故有者未亏，而采获新知无量，斯兑矣。”⑧ 他进而警告“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结果会比波兰、罗马更糟，是自己动手毁掉自己的民族。他还以埃及、印度为例，说明“废汉”行为不仅不能救国，反而可能亡国，而且是殃及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度沦亡。

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抵牾

新世纪派倡导“万国新语”时祭出的第二个武器是所谓“科学主义”，即以“科学”为标准来剪裁一切社会文化的理论神话。“科学，被吴稚晖紧密地编进了他的新社会概念，由科学培育的新道德，将使新的无政府社会得到实现。……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科学合工业发展有阻抑性后果的观点，一直困扰着吴稚晖。”⑨ 实际上，用“科学”之尺裁量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一切中国文化，进而得出传统文化不符合现代文化结论的，不惟是“困扰”吴稚晖一人的精神符咒，也是近代文化激进派的一个共同思想症结。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给他们造成这样一种预设逻辑：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就是因为语言文字强;而其语言文字之所以强，就是因为按照“科学原理”，创造了拼音文字。按照所谓“科学”标准，汉字在他们眼里是“科学时代”以前的古文字，与现代“科学”要求格格不入。

在他们的“科学”辞典里，文字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交际工具，其性质功能与舟车无异，“文字者，不过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较不适用之文字，则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快炮;航海用帆樯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达意，与弓矢快炮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欤？何为不宝视祖宗之弓矢与帆樯，而必保其呆滞朴伟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是真所谓以伪传伪，习焉不察者也。”既是工具，其标准就是简便、通用，“曰简便，曰与世界求同”。因此，在他们看来，以“万国新语”代替汉字可以有效解决这两个难题。

吴稚晖还认为汉字不利于“科学”时代的印刷传播。因为不便于排印、检字，也就有碍于现代文明的传播。他说：“汉字不惟无音，……而且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检字，为文明传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又说：“中国文字与万国新语优劣之比较，不必深言之也。即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论，作者当不至绝无半点科学上之智识。试问中国文字之排印机械，如何制造，能简易乎？作者亦必语塞。”在这种推理之下，他杞忧将来有一天中国也科学昌明了，因为文字不适于学习、不适于排印、不适于交流，而给世界带来麻烦，他说：“因汉文之不适当，必应由吾人而自行废灭。即或汉文添改修补，造至完备，可以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事物，或日后之科学，又惟中国为独精，各国人皆不能留学中国，然以汉字之不适于排印、不适于检查，作种种之障碍，我国人则忍之而终古，复强世界人各遭其困难，此为何等无意识之作为乎？”如此，吴稚晖得出了“汉字野蛮”、“欧洲文较良”，而“万国新语最发达”的结论。

与这种工具主义截然不同的，是章太炎的人文主义思路。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并非简单的工具，作为一种记录思想表达感情的语言符号，其本质乃是“人事”，不是舟车之类的用具，因此不能用“科学”来生搬硬套。而正因为是“人事”，世界各地，人群万殊，风俗各异，语言文字不齐乃是一种常态，“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思想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可不齐。”⑩ 因而，语言文字只有合适不合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更没有优劣高下之别。另外，他还认为任何一种语文的产生，都不是凭空杜撰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的结晶，决非车舟所能比拟。“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 因此，他的语言文字观与国粹派的“法器”论比较接近，“世界有文字之国，莫不以文字为祖宗之法器，国家之徽章，所存所亡，比重于人民土地。故屋人之社，必先除其文字……国家之建造与成立，所以显明之者，土地也，人民也，文字也。……有土地然后有人民，有人民然后有文字，有文字然后有国。国之云者，精神维系，权舆于文字，岂仅幅员部位之界限，形貌服色之标识，连而属之，遂足张弛范围哉。”

站在这个角度分析，“万国新语”神话就会不攻自破。在章氏看来，“万国新语”之在西方有一定市场，主要是那里存在着这种语言生存的土壤，比如多用音素文字、语音相近等;而中国则不然，地理、民情、风俗、语言均异于西方，音素文字与象形文字具有结构性冲突，他说：“必欲尽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者，其谬则有二事：一、若欲统一语言，故尽用其语者。欧洲诸族因与原语无大差违，习之自为径易。其在汉土，排列先后之异，纽母繁简之殊，韵部多寡之分，器物有无之别，两相径庭……二、若谓象形不便故，但用其音者，文明野蛮吾所不论。然言语文字所以为别，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而为劣。日本欲尝用罗甸字母，以其发音简少，故罗甸足以相资。汉土则不然。” 按照这种逻辑，新世纪派废汉文、采用“万国新语”的倡议，往浅里说是对语言文字特性的懵懂无知，往深里说则是受功利心驱使，自毁历史的“妄庸子”之作为，是自甘“藩地”子民的殖民地心理，是典型的西方“牛马走”做派。

三、“线性进化”与“俱分进化”的争持

“进化”是汉译词，本为发展、运动、变化之意。在近代特定语境中，它被赋予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由矢量时间观念，转为直线向前的进步意识;二是融入了当时人们对生物演变法则的社会化理解。严复传播进化论时选择性译介了达尔文的《物种探原》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并进行一番意义阐释，“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他特别强调，物竞天择的生物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中国人传播与接受进化论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是进化论的传受都与救亡图存的现实相联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进化论信奉者十分关注丛林法则;其次，关注的核心是“进”与“变”，而“进”与“变”的目标是西方列强;再次，它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循环时间观念，产生一种直线进化、不断前进的矢量进步观。这种影响运用于文化现实，就产生了一种“实力决定论”的价值尺度：国家强大的，不论政治还是文化就一定先进;国家弱小的，不论政治还是文化就一定落后。在世界语推行过程中，新世纪派就将文字与国运作了简单的比附，认为文字强则国运强，文字衰则国运弱。

在关于语言文字演化的论述里，他们还明显强调了一种“象形—表意—合声”的进化“规律”。在这个进化的链条之中，汉字被他们摆在象形与音素文字之间，正好处在中间位置，因此应该向“合声”方向再进一步。这种“直线”进步“规律”不仅体现在不同文字的比较上，而且体现在各种文字的内部演变上。在《论文字起源》一文中，吴稚晖说：“中国文字，虽备于六书，主之于象形而输之于谐声……各国古时，亦有象形文字，惟今则皆尚切音。”此外，他还坚持，文字印刷方式也同样遵循着进化规律。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他列举文字镂刻的历史，认为印刷技术经历了人工雕刻—活字版—机器排印三大阶段，三阶段存在先后演进的关系。中国文字正好也处于中间状态，还应该向前“进化”一步，“合世界字体有关之印法 ，可分三类：（一）人工镂刻。东西文皆可用之，用法渐废。（二）活字版。西文较东方简而易排。（三）以机铸字。惟西文可用，此法将兴。经以上比较而后可断言曰：机器愈良，支那文愈不能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当废劣字。此支那文必须革命间接之原因也。”根据其心目中的“天演公理”，他认为汉字废灭而用世界语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他嘲笑章太炎云：“某君致某报书，殷殷以世界语夺汉文席为虑，因诋毁之不遗余力，其情亦良足悯也。当此大雅将废，斯文衰歇之秋，果谁能抱残守缺，古调自爱，亦存亡缓绝为己任者乎？此正四顾茫茫，若不遇其人者也。虽然，试进一步论，则天演公理，适者生存，其不适者，澌灭随之，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

对于这种简单比附的进化哲学，章太炎进行了有力反驳。章太炎认为包括新世纪派在内的近代人的最大理论误区，是将自然的生物进化与社会的文化进化混为一谈。在他看来，与简单的自然界进化不同，社会进化呈现出复杂局面，知识有进化，道德无进化，而进化本身既有进化也有退化。“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非有他也”，章氏将其进化论称为“俱分进化论”。善恶、苦乐，并非单方直进，也非双线并进。“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他不否认事物进化的事实，但反对滥用进化的文化强权，这对重新思考进化论的文化适应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他的这种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重要延续。学衡派批评新文化派滥用进化论时指出，钱玄同们使用进化论犯了两重错误，一是误将科学世界的天演说，移用于人文领域，犯了“科学”与“人事”不分的错误，“吾以为文人误用科学最甚者莫如天演学说……自达尔文‘物种起源论行事之后，证明创世纪之谬妄，而人类为由下等动物所演进，与夫物种之繁殊、由于生存竞争之激烈、物竞天择之效用，固矣。然此不过科学上之大发明，舍破除数种无根之见解外，固不必影响于一般之人生观也”。二是在文学领域混淆“进化”与“变迁”的界限，认为事物由一种形态质变为另一種形态，才叫进化;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变化只是发生了外在形式的改变，这应该叫做变迁。前者如由单细胞原虫动物到人类，后者如古代峨冠博带向今日短衣窄袖变化。道德观念、人生哲学，属于变迁之类，原因很简单，后人的道德哲学不一定就比先贤高明。文学亦然，不过变迁更为复杂。举例说来，“商周到唐，中国文学有李白杜甫，西方由乔塞数百年而有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古况今，略可言进化与天演。但唐至清千余年诗无胜李杜者，17世纪至于今日，英国诗人未有胜于莎翁者，可见文学不能直称为进化，只能称为变迁”，因此，“不能概谓递嬗之迹者皆为进化为天演”，他们以胡适白话诗改革为反例，认为其“以破除规律之自由诗、语体诗为进化为天演”，实质是“误解科学误用科学之害也”。可见，在对进化论的理解和使用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深刻的分歧。

四、两种逻辑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延续

体现在语言文字变革上的上述路线分歧，其实并不仅存于吴、章之间，也不是晚清的独有现象。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文化逻辑冲突再次重演，而且愈演愈烈：一边以“世界主义”为旗帜，以“科学主义”为号召，以“进化主义”为武器对语言文字发起冲锋;另一方则以“民族主义”为掩护，以“人文主义”为盾牌，对冲锋者进行顽强抵抗。前者以钱玄同、陈独秀、傅斯年等为代表，后者阵营不断扩大，除了原来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等也加入了混战。争锋从语言文字变革开始，逐渐波及文化社会等层面，中国现代语文变革史上“激进派”与“守成派”的基本格局于焉形成。关于“进化主义”争论已如上述，这里简要梳理一下新文化运动中两派的隔空对战。

先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新世纪派一样，新文化派同样服膺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立意要建立一个超越种族、国家、宗教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多方努力，推行世界语即是其中关键一环。钱玄同说：“我自己是相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自然就该提倡人类的公共语言。” 据此，他们将推广世界语，列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

要推行“人类的公共语言”，首要课题是解决语言文字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眼里，世界语“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与世界科学潮流十分相得;而汉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汉字造成中国“自绝于世界文化”，致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格格不入，“汉字的罪恶……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不特妨害知识的普及，并且阻止文化的进取”，因此汉字不废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把斗争目标不仅指向汉字，而且指向维护汉字的思想基础——“国粹主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真理，是世界公有的，不是哪一国的‘国粹。” 为此他们嘲讽国粹论不合时宜，“至于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议论，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言为言……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 在其“世界主义”的逻辑链条中，汉字成了妨碍世界文化交流的绊脚石，而守护汉字文化的行为则成了迂腐保守的“国粹主义”。这种理路显然是吴稚晖过去观念的放大版。

对于这些偏颇逻辑，各路人文主义者当然表示出不屑。首先，他们认为新文化派所称道的“世界大同”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而他们理解的“大同世界”与世界语关系也是一种误解。曾有读者在《新青年》杂志撰文指出，就算世界主义能够获得认同，世界主义与世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世界主义是一事，而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有世界语，未必即可谓世界主义之实现也，世人不察，以世界语为促进世界主义之实现者，误矣。”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世界大同只是利益相同，不是语言完全归一;由于“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世界语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之统一”，而不是“一致之统一”，“吾尝默察世界之趋势，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易言以明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而非一致之统一也。”另外，世界语本身也问题多多，比如其强烈的“欧洲中心”色彩等，其语料来源、适用对象等均以欧陆为本位，其他各洲未必适应。再则，一种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由一外国人造的新语言，能否传达、保存本国人民的思想，本身都是大有疑问的，陶履恭致信钱玄同云：“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函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谓可以保存思想、传达思想乎？吾未敢信也。”退一步讲，就算各国积极推行世界语，那意思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二者对立，相反，国际语与民族语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平常人都以为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使一切国语和民族语都完全消灭，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操同一的语言，都用同一的文字，这是对国际语的最普通的见解。其实国际语的理想决不至于这样夸大，国际语决不想侵犯一切的国语和民族语，不但不侵犯而且是辅助国语的。人类的思想能够相互交通是全赖语言文字的，但是在语言不同的人民相互交际时，还是和哑子一般，什么都不能了解，国际语的目的就只是弥补这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国际语决不想干涉人民内部的生活”。在世界语与民族语对立的框架内，他强调，语言之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表现在它是民族特质的沉淀形式、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切都是“既无永久历史，又乏民族精神”的世界语所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世界语在中国不仅语言理论上站不住，民族心理上行不通，就是在应用方面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再一次上演。与吴稚晖一样，新文化派推行世界语所依持的理论根据，仍是实用主义即工具主义语言观。在“科学主义”的理论思维里，他们相信语言文字不过是记载思想的符号，因此判断语言优劣的首要标准就是考察这个符号工具是否“实用”。钱玄同说：“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 傅斯年也断言：“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 在他们眼里，只要便利与否的实用问题，不要“古不古”的歷史问题，更不要“国不国”的民族问题，语言变成了超越国界、族界，与纪年、货币、度量衡等一样的东西。“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既然只是一种记号，某种记号不敷用，就另选一种记号来替代，“我的符号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号比我的好，我自然该舍己从人。今天觉得甲符号好了，明天又遇见乙符号，确比甲符号还要好，自然该舍甲从乙，推而至于后天大后天……又遇见丙丁……假如丙确胜于乙，丁确胜于丙，自然该舍旧谋新”。在这种逻辑之下，他们将汉字拼音化视为“根本解决”，而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化看成“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表现出比晚清更激进的文化姿态。

对于新文化派的这种极端态度，此期的各路文化守成者当然表示出反对。不过这次辩驳缺乏章太炎那样釜底抽薪式的集中清算，大多以分散方式理性分析其错谬之处。人文主义者提醒新文化派，可以推广世界语但不要忽略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民族语言的基质。中国语言的基质是什么？是独立语。独立语与象形文字具有天然亲近关系，且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固定性”特点，不可随意改易，“一国文字之成立，实根据于民族语言习惯之特性，世界之语言，分独立、粘着、诘屈三大系，独立系者中国语言是也;粘着系者，日本朝鲜语言是也;诘屈系者，欧美诸国语言是也。独立语一音多义，故非象形文字不便;粘着、诘屈语一义多音，实非标音文字不便。标音文字为流动性，象形文字为固定性，世界文字之为象形者，不可易以标音，斯世界文字之为固定性者，不可使为流动性。非不可也，迫于一国民族语言习惯之势不能也。” 二是中国语文的地域特色。中国地域广大，方言万殊，标音文字是否有效，是一个现实问题。杜亚泉说：“诸家之意，皆欲以切音字母，记述语言，缀成文字，以代旧日象形文字之用，然此种切音字母，果足以记述各地之语言而无所挂漏乎？其缀成之文字，果足以代数千年沿用之象形文字而无所窒碍乎？且记语言以成文字，不至因语言之歧异，失文字之统一乎？是等问题，皆足起当世学者之疑难。切音字母之不能普及以获实用也，亦由于此。” 他回顾历史，认为近代研究、引进字母文字的代不乏人，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中国方言杂处、记音不便的地域差异。

五、余论

以“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以“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以“线性进化主义”对“俱分进化论”——体现在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上的这几种冲突，不单发生在清末民初、复发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还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初的“拉丁化运动”时期。连续三次的字母化运动，均以废除汉字为目标。汉字能否废除，历史早已给出答案，可以暂且不论。这里涉及到一个语言文化问题，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无疑，汉字是一种能指符号，其意义赋得（所指）无疑具有“任意性”;但作为一种古老文字，其“任意性”之外，更具强制的文化“规约性”，文字改革不能视此不见。现代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著名的“萨—沃”定理强调的也是这一点：经历漫长的时间演变的，经过民族众多说话人的濡染，语言文字往往形塑了一种超稳定人文结构，不是外力随便所能改变的。站在这个角度反观守成派对激进派的批评，是非曲直其实十分了然——几代激进文改派的探索，不过是一种语言文字的乌托邦实践。不过，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其语文实验的意义。三次语文运动都发生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启蒙救亡的特殊压力促使他们一次次打量汉字与国运的关系——汉字难写难认，不利教育普及，民族积贫积弱，因此“自绝于世界文化”。尽管这种推理颠倒了对象，把义务教育的责任错置在汉字身上，但从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入手，认识到古老汉字与时代需要之间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中外语言文字之间的通用策略，这对语言文字变革都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它不仅刷新了人们对语言文字的认知，打开了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缺口，还对中国语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吴、章之争的本质不单是两种语文观点之争，还是两种文化逻辑之争，这两种逻辑犹如两条奔腾的河流，它们一路走来带来了充满张力的丰富营养。实际上，此后的历次语言文字改革都是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在存废之间选择简化，在音形之间加注拼音，激进与守成的两造成了中国语文现代转型的两种可供取法的知识资源。回顾一个世纪以来语言文字的变革历程，我们明显感觉到历史背后两种文化逻辑的纠缠，这两种异质性元素既如影逐形，又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语言变革富有张力的历史景观。

注释：

① 民：《续普及教育》，《新世纪》1907年10月12日。

② 新世纪同人：《新世纪发刊之旨趣》，《新世纪》1907年6月22日。

③ 醒：《万国新语》，《新世纪》1907年7月27日。

④ 太炎：《国家论》，《民报》1907年10月25日。

⑤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⑥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⑦⑧⑩ 太炎：《规〈新世纪〉》，《民报》1908年10月10日。

⑨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章太炎：《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田北湖：《國定文字私议》，《国粹学报》1908年第47号。

太炎：《驳中国宜用万国新语说》，《民报》1908年6月10日。

严复：《原强》，《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5页。

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1906年9月5日。

胡先骕：《文学之标准》，《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4页。

钱玄同：《Esperanto与现代思潮》，《新青年》1919年第2期。

陈独秀：《答T·M·Cheng》，《新青年》1916年第3期。

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新青年》1918年第2期。

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新青年》1918年第2期。

钱玄同：《答姚寄人论Esperanto》，《新青年》1917年第2期。

愈之：《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东方杂志》1922年第8期。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国语月刊》1922年第7期。

钱玄同：《罗马字与新青年》，《新青年》1918年第6期。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922年第7期。

陈绍舜：《论注音字母》，《甲寅周刊》1914年第24期。

杜亚泉：《论切音字母》，《东方杂志》1912年第5期。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6页。

作者简介：赵黎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佛山，528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