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居谈诗

时间：2024-05-07

摘要：庚子岁首，因新冠疫情而宅在家里的一段时间，杜书瀛研究员与好友、老诗人邵燕祥先生频繁通信，内容都是关于诗歌的。本期收入其中三通，聚焦于“诗歌与消费”问题。书信体论学，是一种比较自由、活泼的文体，便于更灵巧地提出问题，挑明问题，抓住重点，在关键处“点杀”几笔。虽然看起来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正规、严谨，但它好读，并且它同样能够对关键问题，深入论证，像凿一口深井那样进行理论阐发。书信批评了诗人欧阳江河关于诗歌与消费的某些观点，对事不对人，认为诗歌创作不可能“过滤掉”情感;诗歌创作是一种艺术生产，读诗诵诗是一种艺术消费;读者到书店购买诗集与用真情欣赏诗作，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消费。在市场经济时代，诗歌离不开消费。

关键词：诗歌;消费;市场经济时代;艺术生产;艺术消费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104-05

一、“市场经济时代”的“消费”

燕祥吾兄，你好！

现在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媒体看“新冠”疫情。在世界人民支援下，主要通过中华民族自力抗击、全民奋战，特别是成千上万白衣战士冒死拼搏，“新冠”疫魔终于在我们的国土上得到控制。白衣战士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白衣战士万岁！

咱们两个80多岁的老头子“宅享其成”。据说，像咱们这样的耄耋之人，“疫”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宅”——不要出去“染”事儿，给别人添乱。如此，还是“宅”在家里谈诗吧。前几封信讨论了诗歌现状及发展方向问题，善意地批评了欧阳江河的某些观点;这几封信，咱们专门讨论诗歌与消费问题，还是涉及欧阳江河的某些看法，并且咱们依然对事不对人。

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数百年以来，世界处于“市场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个大范围、大名称之下，在现阶段，人们还可以从某个角度、某种小的范围，给我们这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称呼，譬如“电子媒介时代”、“智能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今天我要特别挑出一个名称，叫做“消费时代”。的确，当今“消费”问题非常突出，许多人（譬如等会儿我们谈到的欧阳江河）就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消费时代”，把当今社会称为“消费社会”。这也是许许多多人的叫法，是有道理的。你随意走走看看，在“市场经济时代”笼盖之下，说当今是“消费时代”、“消费社会”，的确抓住了出门就会堵住眼球的普遍现象。一切都离不开消费。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离开消费寸步难行。吃喝拉撒，看戏读诗……都与“消费”（当然还有“生产”）脱不开关系。市场经济时代，不“消费”（当然还有“生产”），这个社会根本玩儿不转，一刻也不行。这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现象。

市场经济之下，社会上存在着各种消费。有的消费合法合理——有许多东西，涉及衣食住行，生存必需，应该消费、必须消费。不用举例，遍地都是。这种消费，天经地义，有益无害。

然而也有的消费违法违理——某些东西本不能消费、不应消费，却硬去“消费”。例如买卖妇女儿童（黑市场有“消费”需求）;还有，诱使或强迫女孩子去卖淫（因为有人有嫖娼的“消费”需要）。这些都伤天害理，必须打击。

若不从经济角度而只从伦理道德角度看消费，大体可以有正当不正当、有高尚卑下、有益有害、有好有坏……之分。譬如，有的人进赌场（据传武汉那个令人侧目的华南海鲜市场老板便经常前往澳门赌博）、逛妓院（当然不能明目张胆而是暗中操作），也是消费，但这绝不能说是好的有益的符合道德的消费。这种消费不值得肯定、不值得提倡。但是，它们只是消费的歪道儿。那些正道儿上的正常的正当的消费，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是主要的、普遍的，也是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的。即以文化艺术领域而言，正常的看电影、看戏、读诗、唱歌，你得花钱买票、买书，是正常的消费;并且，“看”和“读”，是欣赏，也就是精神消费——若看悲剧，说不定有的女孩子还要哭得稀里哗啦呢;就连75岁的台湾老歌手陈彼得，朗读艾青《我爱这土地》，最后竟也泣不成声，全场观众也跟着唏嘘落泪——大家都感动了，都精神“消费”了。这总不能说是不正当的、有害的、不道德的消费吧？

所以，对消费，还是要客观分析，合理看待。

但是，大家对消费的看法并不一致，特别是涉及到诗歌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各种观点，歧义不小。哪种观点合理，哪种不合理？需要掰扯掰扯。

下封信我想举个代表性的例子说说。

2020年3月16日于安华桥蜗居

二、有人这样看消费

燕祥，你好！

应该怎样对待消费？特别是，诗人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诗歌与消费的关系？这个问题，乍一看，不复杂;深入下去，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其中自有其麻缠之处，若说清楚，还得费点儿力气。

诗人欧阳江河对消费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我早期的詩歌，很多都对应着真实事件，而且把自己整个的情感、血肉都放了进去，它当然会打动人。但《凤凰》和《泰姬陵之泪》很不一样，它绝对不是以打动人心为皈依。因为现在打动人心也好，还是所谓的感动也好，都已经变成消费对象。而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这种消费文化中跳出来。所以，我要做到的恰恰是不要去轻易地打动人。我的另外一个想法还在于，我要对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这样，人的情感就会被很多东西过滤掉，它会慢慢浓缩，浓缩成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背景。也许这种过滤和浓缩本身，也能感动到一小部分人，但那都不是主要的。

我的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的诉求，也就是在消费时代里，还要保留一种不被消费的写作。我所希望的是，我写的这个东西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被消费。所以，我越来越借助于综合性、复杂性的手法，也更多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综合的眼光。我甚至把理性与非理性都调动起来，把它们综合造成一种诗意。当然，不是那种优美和打动人心的诗意。那些对我来说都太简单了，有青春期的成分在里面。但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连回忆本身也是被消费的，回忆也是需要让我们时时保持警惕、警觉的东西。

总而言之，现在很多东西都越来越依赖消费、流通，哪怕是语言交流本身都成了消费逻辑的一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反消费，都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费行为。那么，从这一切消费中跳出来，保留不被消费的特权。我相信这在诗歌里还能够做到。①

欧阳江河在上面的话里表达的是他“反消费的美学”诉求。在欧阳江河那里，好像什么都是令他讨厌的“消费”：“很多东西都越来越依赖消费”，“哪怕是语言交流本身都成了消费逻辑的一部分”，“反消费，都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费行为”，“连回忆本身也是被消费的”。而且，一提“消费”，欧阳江河就反感;或者像瘟病（大概不是新冠病毒）避之唯恐不远。重要的是，在他那里，似乎无论什么“消费”都是不正当的，都要斜眼视之。于是，他要求“从这一切消费中跳出来，保留不被消费的特权”，“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这种消费文化中跳出来”，“回忆也是需要让我们时时保持警惕、警觉的东西”。他强调自己的诗歌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的诉求”，“我写的这个东西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被消费”。

总之，欧阳江河要打倒一切消费。尤其在诗歌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上，他把话说得很绝。

我很理解欧阳江河对当前艺术（包括诗歌）在消费乱象中的处境所表达的“愤慨”，以及他强烈的反抗态度。因为在“消费时代”，的确有些不能消费不该消费的东西也消费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买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之类。

此刻，倘若再仔细检索、认真考察，还可以发现除了买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等之外，另一些东西也是不能买卖、不能消费的。譬如情感，特别是爱情。你能把情感、爱情拿到市场上去买卖、去消费吗？就其本性而言，真情不认钱，真正的爱情用金钱买不到，也卖不掉;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不能用金钱来消费。它们不能被纳入市场经济、商业买卖、社会消费之中（虽然它们也难免受到市场观念和行为的侵袭）。真情无价啊。社会上常常流传以死殉情的爱情故事。剧情一般是这样的：用金钱买美女，却买不了心（她心里只有一个真正的无可替代的他）;美女不从，拼力反抗;买主强扭硬逼，美女死给你看。

是的，就其本性，情感和爱情不能推向市场。它们铁定不能买卖，不能消费。

艺术，例如诗歌，在一定意义上说，亦类此。

但是，这里要分清楚两件事：一是艺术家用生命、用真情进行创作，一是艺术家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诗集、小说集之类。前者不能买卖，不能消费;后者却可以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买卖和消费。画家作画，诗人写诗，当他投入真情的那一刻，大概不会想到消费，也不会考虑钱（光想着钱而不投入真情肯定写不出真正的艺术品）。那是非卖品。只有他的作品创作告一段落，被物质化成为书，成为离开作者相对独立的物化存在，摆在书店里，才能出售，卖钱糊口。台湾诗人周梦蝶写出了许多真诗好诗，但他生前曾在台北街头摆书摊维持生计，一生清贫。他作诗不是为了出卖，而是真情流露。他没有把自己的诗集作为营利手段，去推销、赚钱，所以才贫苦。

但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行为（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谈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实在威力太大，而且无孔不入，所以我刚才说“难免受到市场观念和行为的侵袭”。前几天偶然看到某电视台一个电视征婚节目（好像全国有好几个电视台有类似的节目），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亲自登台亮相，还带着他们的亲友团（父母和兄弟姐妹之类）——是他们带着父母还是父母带着他们，我把不准。女生出场把自己介绍一番：年龄、职业、学历、爱好、习性，以至身高，每月挣多少钱，等等，并且提出择偶标准。真大方，毫无一丝羞涩。于是众多（四五个吧）男生应答，就如同商业投标竞标一样。若是一个男生先出场，也类似——改由众多女生“竞标”。这就把择偶（婚姻）推向市场。谈成了，准夫妻双双把家还。在我看来，这场征婚，在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得到了“消费”;当事人自己也“享受”了“消费”。但是，我认为这里“消费”（交易）的不是爱情，只是婚姻——那是一个婚姻市场。在这里，爱情与婚姻基本被拆开了，几乎是两码事。那么，爱情呢？也许婚后才慢慢开始谈恋爱？就像电影《李双双小传》中男主人公孙喜旺所说：“先结婚，后恋爱。”

从前，男女授受不亲，婚姻大事须遵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直到洞房花烛，才见到对方真容，是丑是俊，是麻是傻，听天由命;而且男女双方不知恋爱和爱情是啥滋味。这是那个年月的时代使然，人生悲剧也。如今，大龄青年（已经快到三十岁，有的甚至四十岁）不能及时找到配偶，的确是个难题;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我也不能反对。但是，男女恋爱，两情相悦，甜甜蜜蜜，按其本性而言却并非交易和消费的对象——爱情无价。它们与市场经济是敌对的。而且，在任何时代，它们与买卖、交易也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才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惨故事。

诗，就其本性是真情表现而言，也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如商店里的商品那样）的交易和消费对象——尤其是用真情写诗和用真情赏诗的时候。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② 的论断，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就是说，无视情感、只讲金钱的市场经济，与用真情进行创作的艺术（诗歌），是死对头。

用市场经济的观念来看，一切都为赚钱;而诗人写诗是要投入真情的，不然就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真情是艺术创作之魂，无真情即无诗。说到这里我还要插一句：欧阳江河与傅小平对话时曾说“我要做到的恰恰是不要去轻易地打动人”，“人的情感就会被很多东西过滤掉”。我的天，要把“打动人”的“情感”“过滤掉”！这话真“要命”。情感、真情是诗人写诗的命根子，把情感过滤掉，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来说，就是釜底抽薪。岂不是要了诗人的命，要了诗的命！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把“打动人”的“情感”“过滤掉”，这无异于艺术杀戮;若诗人自己这样做，无异于艺术自杀。

既然作家和诗人的真情不能出卖，也不能消费;如果有人硬把诗人写诗认作是用出卖感情赚钱，那就是要他们把冰火不能相容、二者势不两立的东西强行结合（融合）在一起，要他们制作“油炸冰棍”。轻里说，是根本不懂艺术;重里说，那就是对诗、对艺术的亵渎。

但是作家和诗人也得吃饭，即不能完全像《论语·泰伯》中孔子说的“不至于谷”（不做事挣钱）。诗人也不能不“为稻粱谋”。如果诗人没有其他收入，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办法只能是：他的收入，是在他的作品出版之后，拿稿费，拿版税。他的作品可以在书店里作为商品出售;而读者则到书店买书，买诗集。这个时候，出诗集的人和买诗集的人，都是按市场经济规矩办事。但是，须分清楚：商店里卖的是书，是诗集，而不是诗人的情感;相应的，读者买的是书，是诗集，也不是诗人的情感。

与市场上带有物质性的交易不同，读者用真情欣赏诗里的真情，那又另当别论——那也可以称为“消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可以叫做 “精神消费”（与“精神生产”相对应）。但那是不同于在书店买书的另一种“消费”。

单单就此而言，如果欧阳江河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诗歌的“消费”，那么他的态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对他的“愤慨”，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

但，对“愤慨”给予同情的理解之后又怎样呢？问题解决了吗？这又得细细琢磨一番——问题就复杂在这儿。对此，我们在后面的信里慢慢说。

2020年3月18日于安华桥蜗居

三、难道以此而反对一切消费？

燕祥，你好！

不但欧阳江河，就是你我以及许多百姓，对消费中的乱象特别是恶象都会感到不舒服，甚至很反感。有时看到某种想以真情、爱情做交易的事情，就感觉真情、爱情好像被强奸了似的难受。

但是，难道以此而反对一切消费？难道所有消费都是“恶”的表现？特别是：难道诗歌与消费（精神消费）真的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水火不容？

其实，冷静下来细看前面欧阳江河的那大段陈说，其中有许多问题（概念、观念和现实现象）需要辨析。他的“愤慨”值得同情却并不代表完全合理。“愤慨”出诗人却并不出真理。欧阳江河对消费的一套观点，表现出某种类似“民粹”的色彩——我所谓类似“民粹”的色彩，只是说他表现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消费”的一种极端情绪，即不加区分、不加辨析、不作理论论证，只凭“众人”感觉就妄下论断，发泄仇恨。或者不叫“民粹”色彩，而称为“愤青”（欧阳江河今年已经64岁，过了青年的线，可叫老“愤青”）——取“愤青”之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的意思。“愤青”所指：一切消费都如此可恶！

诗歌真的需要与一切消费绝缘，与一切消费绝对划清界限吗？

我们应该先弄清什么是消费，消费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意义;消费与艺术（包括诗歌）有什么关系，然后再决定艺术家、诗人应该如何对待消费和消费社会。

消费是经济学或社会学概念。我本不敢更不愿意谈这类纯概念，特别是经济学上的“生产”、“消费”等——非专业者如我等，可能越谈越糊涂。但是为了说清当前的问题，又不能不强作好汉，硬说几句。我等造化低、道行浅，还是祭出老祖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了一大段关于生产和消费的话：“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二者直接就是对方，而且谁也离不开谁③。我就不引那么长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总之就是：消费与生产互为对方，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角色。一个社会离开“生产”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发展;无疑，一个社会离开“消费”也无法存在，也无法发展。由此可知，“消费”对于经济、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任何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都离不开“消费”——从哪个意义上都离不开。不但从整个社会说，离不开;而且从每个个人说，也离不开——除非你不吃不喝，不拉不尿……而且，不止是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生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尤其是审美生活、艺术生活，都是如此。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那段话中，也提到了艺术：“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还说过，“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以及“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④。马克思所谓“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实际上是说艺术消费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历史实践创造出来的，生产出来的。“感受音乐”、“感受形式美”，这就是艺术欣赏，也即艺术消费。而艺术消费的客体（音乐、绘画）和主体（耳朵、眼睛），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的必需品。因而，艺术消费和艺术生产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存在物——除非一个社会的艺术（包括诗歌）彻底消亡。

艺术（诗歌）消亡？至少在可预计的未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写诗，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就是“艺术生产”;读诗，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就是“艺术消费”。而且这是正当的有价值的精神上的社会生产和消费。

当然，“艺术生产”和“艺術消费”有其特殊性。它不是满足物质需要而是满足精神需要。诗人生产的是人的灵魂吃的粮食;读者读诗，是读者用自己的灵魂在吃精神食物。诗人通过写诗，能够创造出懂得诗和能够欣赏诗的大众;读者读诗，消费诗，使得灵魂更加完美，更加高尚。

尤其要再次强调的是：读者到书店买书这种消费，与读者用真情欣赏诗里所传达的真情这种消费，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消费。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前者可以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后者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欧阳江河之所以那么讨厌甚至仇视诗歌的所谓消费，是不是他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消费混为一谈了？

如何反抗消费？欧阳江河想出的办法之一是写作长诗。他说：“长诗一定要追求不确定性，这也是反对语言消费的努力。媒体语言、短信、微博，几十字，很机智很睿智，都是一种消费，都是博人一笑，这种东西，已经变成语言消费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长诗写作至少不会使读者从消费的角度来阅读。”⑤ 是的，他的长诗《凤凰》、《泰姬陵之泪》，许多人读不懂，当然阻碍了消费，即欧阳江河所谓“至少不会使读者从消费的角度来阅读”。

欧阳江河还有另一个办法：“我就干脆停止写作，停止写诗”。这倒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不“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但是，对于欧阳江河来说，短时间不写可以，甚至十来年也行（他在与傅小平对话时说“写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我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停止了诗歌写作”）;时间再长一点儿，时机一来，诗人本性就复发了，就又不能不写了，于是，不但写了《泰姬陵之泪》，还将它出版了，让人们阅读了——这就回到他所反对的“消费”上来了。

欧阳江河说要反对诗歌消费，反对得了吗？欧阳江河说要切断诗歌与消费的一切联系，做得到吗？

除非你不做诗人。可对欧阳江河来说，又根本办不到。在与傅小平对话时，欧阳江河说：“事实上，我问过自己，能不能不写诗就过一生？但我现在五十好几了，还在认真的、较劲地写诗，这一定有很认真的生命的道理在里面。到这个年纪我明白，我的写作已是我的亡灵，我注定要像鬼魂一样活在我的写作里。”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访问时又说：“我是经历了一个强制性不写的十年，每年只写一首诗。憋不住了，偷偷写一首。像糖尿病患者偷吃一块糖。”本性露出来了。

命“苦”啊。

欧阳江河先生，你说怎么办？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雖然上面说的这两种消费根本不同，但是它们也有掰扯不清的联系。世界上没有绝对纯而又纯的、互相不发生任何关系的事物。但绝不能过“度”。

这些大道理讲起来可能令人打盹儿。就此打住。

总之，从普通人情上说，写诗和读诗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十分愉快的事情，这是大家都能体会的，是人们乐于做、且不能不做的。欧阳江河和西川都说，这辈子命定写诗，离不开诗。这是诗人的命。对于他们和所有真正的诗人来说，没有诗，命就没了。

写了诗，就必然会有人来读，来欣赏，也就是进行精神消费。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20年3月19日于安华桥蜗居

注释：

① 傅小平：《欧阳江河：在消费时代保留不被保费的写作》，《羊城晚报》2013年3月26日。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