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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进步与人的自由

时间:2024-05-07

摘要:文化与自由都是历史的产物。相对于文化的生成历史而言,自由观念与自由作为一项社会权利的出现,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才有的事情。文化的诞生时间要早于自由。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自由观的视域中,文化不仅是人的自由意识与自由观念诞生的温床,还是人的自由发展与进步不可或缺的社会历史条件。劳动是文化与自由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通过人的劳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随着人的劳动的发展进步而发展进步。

关键词:文化;自由;劳动;社会生产力;唯物主义历史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实践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4CZX007);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前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9ZD086);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135-04

关于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恩格斯有过一个经典的命题,这就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在马克思的文化观与自由观中,文化与自由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做一个合理阐述与论证。

关于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在西方最初的意义上,文化(culture)是从培植或培育这个单词演变而来的。可见在西方,最初文化是与原始社会原始农业的产生紧密联系,或者说,原始农业的产生或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最初文化时代的到来。原始农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人类已不再完全简单地依靠大自然的天然供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是开始依靠自身的在长期的劳动实践活动中习得的生产技能与智慧来增加天然产品的供给,或者说人类开始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增加天然产品的产量。而这种在长久的劳动实践活动中习得的生产技能与智慧,就是人类最初的文化表现形式。然而即便是这种最初的表现形式也不再是天然存在的了,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天然产品,并且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与形态:既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存在物,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这种精神性的存在需要借助于其作用的物质性的存在物来展现与表明自己的存在。对于文化而言,其最好的展现与寄托的载体就是人的劳动过程以及劳动作用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当人类开始依靠自身的生产技能与智慧来增加天然产品的供给的时候,就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自然对人的完全支配与束缚,人在自然面前不再是处于完全受动或被支配的地位,人的能动性与主动性通过自身的生产技能与智慧在自然中得以展开并获得发展,人在自然面前越来越具有主人意识和主导意识,从而也越来越游离于自然。当人类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能力来主导自己的生存與发展的时候,也表明了人开启了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的伟大征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有一点必须要指明的是,原始社会中人的自由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在原始社会人就具有了自由意识与自由观念,更不意味着原始社会的人已经把自由视为了人的一项社会权利。这是因为人的活动的更为自由与自由观念以及自由作为一项社会权利的出现在时间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自由观中,后者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才有的事情。

当然,原始社会的自由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当人类能够依靠自身的劳动来增加天然产品(特别是食物)的供给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花费几乎整个生命的时间去从事维持肉体需要的劳动;人们为维持肉体存在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得到减少,这些被节省的劳动时间就构成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自由时间的出现,以及在享有自由时间的过程中,人的自由意识也逐渐开始萌芽。没有自由时间的出现,也就没有人的自由意识的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原始农业的出现以及相伴的人类文化的诞生,不仅使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也使人开始有相对空闲的时间来思考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为人的自由意识的萌芽奠定了物质与文化条件。由此可见,人类的早期文化孕育了人的自由意识,人的自由意识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演进而不断发展。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自由意识与自由观念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自由权利才得以真正产生并成为人类社会一直到现在还在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人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人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历史。

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即便人类生产的对象仍然是天然产品,但这种生产也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产,而是打上了人的社会劳动印记的社会生产,它是受人的意识支配与控制的带有目的性的生产活动,即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具有主动性与自主性,反映了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越来越具有自由意识,因为自主性与主动性正是自由的表征。因而,从最初概念所蕴含的意义来讲,文化不仅体现了人的劳动活动具有自主性与主动性的特征,而且还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由意识的崛起。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其特殊性或特有品质就在于更能彰显人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表现为人的思维的抽象力与创造力。思维的抽象力与创造力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拓展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空间,更是开拓了人的精神空间,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使得人的自由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延伸。精神空间或精神世界的存在,开启了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正是在这个新的世界与新的自由空间里,人类思维的自由本质得到了极大释放,并使得自我意识与自由意识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或一个社会观念进入了人类的视野。由此可见,文化不仅培育了人的自由意识,也延伸了人的自由空间。文化与人的自由意识的崛起密不可分,没有文化对人的启蒙与开化,人的自由意识生成的进程将会放缓;而没有人的自由意识的崛起与生成,则人类文明实现历史性跨越也将遥不可期。

自由是什么?作为一种观念、一种价值、一种权利,自由到底是先于人而存在,还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生成的?这不仅涉及到自由的解释问题,还涉及到何种自由观的问题。众所周知,在黑格尔的哲学思维理路中,自由是一种先于人而存在的理性的本质,或者说是绝对精神的本质。作为精神的本性而存在的自由,表现为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与自我造就,是精神依靠自身而存在和为了自身而存在的本性。绝对精神的异化、对象化的内在动力就来自于这种精神的本性也即自由。没有自由,则不会有精神的活动,当然也就不存在精神的现象世界。作为精神对象化或物化的人,其存在的根据同样也是自由。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通往精神世界的钥匙。因此,作为自由的存在物——人,其所创造的一切既是自由的表现,也是自由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就是人依靠自身而存在;人依靠自身而存在,就是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意识。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的自由观中,人的自由,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或说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人的自由。从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与自由的思想来看,人与动物的区别即在于人具有自我意识,而动物不具有;人具有自我意识的重要体现就是人具有自由意识。自由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构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基石与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同时也把自由意识看作是自由人与奴隶的根本区别。没有自由意识的人,就只能是奴隶;一个没有自由意识的人,他不是自然的奴隶,就是其他自由人的奴隶。无论是作为自然的奴隶,还是作为其他人的奴隶,都表明了其自我意识的丧失,也即自由意识的丧失。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与自由的论述与理解虽然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意义上的,但对于我们理解自由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自由观的思维理路中,“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②。作为历史的产物,自由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先验的;既不是上帝所赋予的,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生成与发展的,它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的劳动能力与社会力量的彰显。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劳动不仅是人的诞生方式,也是人的存在与发展方式,人也在自身的劳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意识与观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 更进一步讲就是人们的现实劳动生活决定着人们的自由意识状况以及其发展程度。劳动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身,还表现在人在劳动中形成自我意识,并把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在人的自我意识当中,自由意识是其重要的基石。自由作为历史的产物,作为人的一项历史权利,并不是随着人的诞生就自然被赋予了的。对于最初的、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而言,他们如同其他动物一样,既没有自由的观念,更没有把自由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④。然而人与动物的界分只是表明了人真正开始作为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对于“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而言,其“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⑤。只有当人类在劳动中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支配自然力并把它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时候,人才可能從自然界中获得第一次世界性的解放,这一解放也是人第一次获得自由的表现。只有在这时,自由才作为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与历史权利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象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的象征。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的自由观与文化观的理论逻辑中,无论是人的自由还是文化,它们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或者说在人的劳动中生成与发展的,不存在先于人及其劳动而存在与不依赖于人及其劳动而存在的自由与文化。从劳动与自由的关系的角度讲,正是人的劳动工具的改进与劳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社会历史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着人的自由的发展与进步。没有人的劳动的发展与进步,就不会有人的自由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历史证明,越是在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落后与简单的时代与地区,人们越是对自由权利无概念或者不关心、不重视;相反,越是在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先进与复杂的时代与地区,人们越是重视与珍惜自己的自由权利,并把自由视为人之为人的应有之义,提升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角度讲,过去的所有时代,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重视自由与自由的价值。离开了人的劳动,自由无从谈起,同样,离开了人的劳动,文化也无从谈起。劳动是文化的源泉,是文化的生命之水。文化与自由的统一,就统一于人的劳动。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与自由借助于人的劳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人们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的文化与获得自身的自由。对于人类的文化史与自由史而言,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开端,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依靠自身的生产技能与智慧来支配一种自然力的时候,也是人开始真正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即开启人类文化史与自由史的时刻。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不仅实现了从自然界的解放,也使人第一次意识到了自由对于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对于生命的价值。当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认识与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并在人的实践活动驾驭自然规律与支配自然力的时候,特别是把自然力转变为生产力、内化为自身的力量的时候,人类也开始了新的征程。从人被自然所支配被动地适应自然到人开始支配自然主动地改造自然,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人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与控制,走向自由、真正创造人类历史的重要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力的支配过程中得到了质的发展,并使自然界越来越带有人的属性,越来越变成一个人化的的自然,并且日益被文化化与社会化。当人在自然中展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自然也就从支配人的主体变成了人支配的对象,并且从人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条件变成了人存在与发展的外在条件了。也是从此时开始文化从一种人支配自然力的产物变成了人支配自然的内在动力,成为人不断从自然中获得解放的内在动力,从而文化的精神化也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与加强而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当文化从一种人支配自然力的物质产物变为一种精神存在物并日益对人产生巨大的作用的时候,文化就从一种精神的存在物进一步演变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每一次维新与变革,不仅会使人在思想观念上获得解放,也会使人的社会自由权利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不小的进步。这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不仅经历了从自然中获得解放,还经历了从社会历史发展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是人身方面的解放,还有人的思想或精神方面的解放。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是从人第一次支配自然力开始的,而从社会历史发展中获得解放,则是从人把自然力转变为社会力量的时候开始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当人把对自然力的支配转变为社会力量的时候,谁支配了这种社会力量,谁就是那个时代自由的真正享有者;同时,当人不断地把对自然力的支配转变为社会力量的时候,也是人的文化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时候,同样也是人类越来越自由的时候。人支配自然力并把它变成生产力或社会力量,这就是人在创造自身的文化,也是人所创造的文化的本质之所在。在把自然力转变为生产力或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劳动以及劳动的能动性,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讲,在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或社会力量的过程中,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的思想、观念、精神越来越在这种转变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既是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文化会精神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文化越来越成为思想、观念、精神的符号的内在原由。

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虽然完成了其精神化的过程,成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征,但文化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文化的历史仍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反映,仍受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方式与过程的决定与制约。当文化以思想、观念、精神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如何摆脱旧有的思想、观念、精神对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影响与制约,更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社会改革与思想创新的关键之所在。这时,人的自由的发展与进步,也不再仅仅表现为人从自然或社会中获得解放,还表现为人从旧有的思想观念或精神中获得解放,也即表现为人如何在精神世界里实现自我解放。破除陈旧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对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束缚与囚禁,往往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或社会变革的首要之事。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西方近代以降,还是中国清末以来,每一次社会的重大变革,每一次人的自由的重大进步,无不是首先從思想、观念与精神上开始的。没有西方近代史上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没有西方近代史上宗教改革与科技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腾空出世,西方人的现代自由观念与自由权利就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没有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许还止步不前,甚至黑格尔所描述的东方社会里只有一个人的自由的社会状况都很难获得根本性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解放思想,事实上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文化大解放。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大解放,不仅造就了新中国在世界现代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还造就了中国在人类自由进步上的伟大成就。

对于自由而言,它的诞生与发展与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对自然力的支配是分不开的。对于文化而言,它同样与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认识,与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与使用分不开。在人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利用,把对自然力的支配与使用转变为生产力并服务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也同时开启了人类的文化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野中,文化最初表现为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利用,或者说表现为对自然力的支配与使用,从而使自然力质变为生产力,并在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中慢慢地被抽象为社会的思想、观念与精神,从而成为社会思想力量或社会精神力量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因此,无论是最初的文化形式或文化形态,还是其在历史演进中的一次次蜕变的形式或形态,它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人迈向自由的一步:无论这种自由是人从对自然力的支配中获得的,还是人从对由人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力量的支配中获得的。

注释:

①②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492、492、4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戴圣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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