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决定论的生态批判及其启示

摘要：在如何看待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绿色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技术进步本身，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寄希望于开发更好的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指出，脱离社会结构抽象地谈论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容易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技术决定论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的技术使用本质上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其结果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他们提出在重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技术伦理，使之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从而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这对于我们坚持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理论，防范技术运用的生态风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技术伦理；生态缺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常规科学的社会争议及其终结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ZX034）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0-0070-05

在如何看待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绿色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技术进步本身，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寄希望于开发更好的技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西方绿色思潮脱离社会结构抽象地谈论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最终落入了技术决定论的陷阱。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不完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人们也不能仅仅希望通过依靠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而是应从整个社会系统对于技术的制约性看待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技术决定论的内在逻辑及其生态缺陷

在西方绿色思潮的内部，虽然生态中心主义与环境主义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技术进步本身，但在如何利用技术来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存在着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两种倾向。生态中心主义具有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和革新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掠夺，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而技术应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负主要责任。技术可以解决某些具体的环境问题或者能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和能源危机。从本质上讲，生态危机中所凸显的技术问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所造成的，因而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对现代工业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改造。与之相反，环境主义则对技术进步持乐观主义态度。这种乐观主义的技术进步观是以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所创设的进步理念为基础的。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有两种类型的自由，这两种自由是基于科学技术、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其中一种自由是被动的自由，是人类对未知的、不可控的自然的摆脱。而另一种自由是主动的自由，是人类凭借理性的能力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① 也就是说，技术不但可以帮助人类摆脱自然的限制，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富足。

环境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面临着许多环境难题，但他们仍然坚信通过科学技术、市场力量和管理智慧的运用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难题并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事实上，技术悲观主义虽然认为技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并不是反对技术本身而只是反对精英人物对技术的占有和控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中心主义的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区别”。② 这就是说，虽然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冲突的，但内在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既然生态危机根本上是由技术引起的，那么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一样，都落入了技术决定论的陷阱。生态中心主义者大多都反对“高科技”，例如像核武器或核能、遗传工程，因为这些技术型塑了人们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的等级、主宰和控制关系。但他们并不反对所有的技术，而是支持其“替代的”形式，诸如“适当的”、“中间的”、“温和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被认为是对环境更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像“高科技”那样，这些技术可以被经济条件较差或政治权力较弱的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理解、维持和使用。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生态中心主义试图选择那些突破性、理想化的“软”技术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际上与环境主义的技术中心論是一致的，都是把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本身，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技术决定论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内在缺陷，那就是“在于那种秉持技术为型塑社会主要力量（正如众多对西欧工业社会的历史所进行的传统解释那样）的想法。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一个不同的、（生态的）社会可以凭借不同（生态健全或是‘温和）的技术而建立起来——技术本身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桥梁”。③ 无论是环境主义者期望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体制中，利用改善生态环境的科学技术不断改进现存的工业体系，以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之继续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者试图把与高科技相关联的问题归结于技术开发者与使用者的社会价值观念，都只不过是对社会问题的修修补补，而非直面社会中的基本权力关系。

在分析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时，会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负面影响的严重失望情绪。这种二元对立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大众意识形态中一种关于技术的冲突，而且还表达了对现代技术创造力本身性质的质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探讨技术运用的后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解决好生态危机问题，反而使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因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前提下，生态中心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企图单纯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想法必然会遭遇到无法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二、技术决定论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的失误在于都是抽象地探讨技术运用的后果，而忽视了整个社会体制对于技术运用的制约性。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不仅导致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异化现象，而且还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对此，他们主要从技术运用的经济制度背景、政治制度背景以及文化价值观背景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

第一，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技术运用的制约性维度看，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下，生态危机的产生是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它成为资本家攫取更多利润和掠夺自然的最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资本积累也就越高。虽然通过技术革新可以降低单位耗能和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运用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技术的运用必然不可能遵循生态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危机的技术解决方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技术无论如何更新，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只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提速，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此，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消除资本的存在，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与技术革新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当然，由于技术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并用以改造自然的方式和手段，虽然技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它仍然是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实现技术使用的生态合理性和生态价值的关键在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第二，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技术运用的制约性维度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顺利运行是借助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基于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采用何种技术，而不顾及技术运用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具体而言：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控制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控制人和社会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但是只看到技术在控制自然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澄清技术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们必须从残酷的社会冲突的背景中去揭示控制自然的真正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系统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工业社会的到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同时人对人的控制程度也加强了。“有一个事实最好地说明了生存斗争和控制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个事实是，对人的劳动的可能剥削的强度直接依赖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④ 这就是说，由于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强度与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的强度成正比，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与革新必然会日趋激化社会冲突。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于维护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宣扬美好生活就在于财富的无限增长和无止境的消费，并把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这必然将进一步加深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随着技术的广泛运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这将必然会突破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由此可见，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主义社会优先考虑的是与资本理性相一致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持续统治的需要。因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中立”的了，它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统治社会的新的手段和工具，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技术运用受制于文化价值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的经济价值观支配着技术的使用。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对技术的发展都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包括社群及其自然环境的存续，这一宽泛的价值观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试图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提高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能力，以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因此，自然被人们看作是满足欲望和需要的客观对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为一种支配和控制关系，自由被当作是“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她的个人兴趣却丝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⑥ 他们强调，资本主义效率至上与物欲至上价值观的盛行将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从而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

三、技术伦理重建与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与社会进步二者之间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思考的问题。”⑦ 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变革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社会生产回到以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以及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建构一种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一致的技术伦理。

1.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技术伦理的重建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鉴于技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无法单独为我们找到生态环境危机困局的出路，并且生态环境危机困局还在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增长而加剧。因此，破解的關键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技术伦理，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从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目的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转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技术从来都是受制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集团和阶级利益的需要始终左右着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范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把经济与技术置于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社群的整体考虑之中，这种不以积累为特点的伦理观念实际上长期抑制了技术的发展，以至于经济活动及支撑经济的技术仅仅是为了社群及其生活方式的延续。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释放了人们的欲望和贪婪，为技术的发展打开了禁锢的枷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和扩张本性的支配下，经济活动必然要突破社群原有的规模与范围。“原先被视为罪恶的唯利是图成了头号的追逐目标，科技创新不再是置于宽泛的伦理框架之中的审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产工具的效率是从，自己变成了一个目的。”⑧ 与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不同，疯狂地追求积累财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仅不可能服务于人的自由解放，而且他们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的，借助大众媒体大肆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把人们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引向消费领域，从而导致人们处于日益异化的生存状态之中，丧失了自主意识。资本出于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目的，企图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每一技术进步，人类的生存状态将会日臻完善。事实却恰恰相反，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技术进步与技术革新不但没有带来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而沦为资本主义维护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诚如马尔库塞所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⑨ 所以说，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等同于社会进步的合理性，实质上是掩盖了社会阶级之间真实的经济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运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由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并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造成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正如马克思主义调节理论家们所言），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⑩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关键在于把环境保护运动引向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11} 他们强调，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以资本的增殖为根本目的，而是以滿足人的真正需要，尤其是优先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中心，并在生产与发展中坚持生产的正义原则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原则，这样就能够克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异化现象。由此可见，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协调发展。

2. 技术合理性的实现与自然的解放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克服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负面效应，实现自然解放的前提。在强调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他们还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探讨，指认科学技术的异化还与控制其运用的“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提出应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诠释，建立有利于控制人的贪婪欲望的技术伦理，从而消除科技异化对人的控制和对自然的奴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目前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单纯从经济学的维度来看待生态危机问题，认为环境质量是可以被估价和自由买卖的。这种试图通过自然商品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质是一种对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力的崇拜和市场取向的偏向。另一种是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于技术进步本身，由此主张回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征兆当作根源。从价值观的维度来看，正是现代社会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控制自然的观念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控制自然的观念对于反对封建社会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控制自然的观念又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也是退步性的根源。“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行为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12} 也就是说，一旦控制自然的观念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对象，包括意识在内的全部自然都被强制性地当作是生产资料，这将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种追求经济无限扩展和无限增长的生产体制将会对评价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合理性标准造成破坏。控制自然的观念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将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企图使人们相信美好生活就在于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征服自然，使社会生产得以无限制地扩张，从而使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但实际上在对自然控制增强的同时，也是人对人的控制的强化，其最终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恶性循环便在它们之间产生了，以至于对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成果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

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应当在新的人性和伦理的基础上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解释。具体地说：其一，控制自然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进步，关键在于管控好人的非理性欲望；其二，伦理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之间并非根本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和基础，并且相互促进的。技术的进步消除了人类对自然的错误理解，摆脱了因受困于自然的误解而带来的束缚，这为伦理的进步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伦理的进步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它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价值引导，防止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局限性及其启示

从整体上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其生态理论建构时把生态危机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以及把异化消费看成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等都暴露出局限性。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试图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把生态因素夸大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不恰当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与地位，以至于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导致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和自然的彻底控制，致使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与人性之间的问题日益凸显。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中就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科技批判思想。就资本、工业与科技之间的共谋关系而言，马克思的批判仍然十分有效。“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3} 客观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澄清了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而且为我们防范技术运用的生态风险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其一，毋庸置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科学技术本身，只是反对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后果。因而，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完全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外，还应该注重制度建设和价值观的引导。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生态权益，追求环境正义的实现。价值观引导的关键在于管控好人的非理性欲望，创建一种更符合生态要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其二，应基于生态制约的维度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过去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其运用的后果受承载它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由此倾向于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但在生态制约日益突出的前提下，人们应当以生态学为前提重新反思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澄清科学技术使用的条件和范围。其三，注重防范技术的生态风险。防范技术的生态风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注重防范资本逐利本性对技术的负面影响，并由此带来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二是要注重防范技术本身潜在的生态风险，例如包括农药对其他生物的伤害、化肥对土地肥力的破坏、洗洁精对地下水的污染等等。

注释：

①{11}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19页。

②③ [英]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宋玉波等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01页。

④{12}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8页。

⑤⑧ [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23页。

⑥⑩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95页。

⑦ 王雨辰：《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⑨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5页。

作者简介：蒋谨慎，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李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