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力作

一

接受史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已经颇为热门，有不少成果发表。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作家、作品，以及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研究。不过，新诗接受史研究的专门论著还不多见。虽然一些诗人论和诗歌史著作已局部引入这一视角，但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此前尚未出现，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下简称《接受史研究》）应该是第一部。正如於可训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新诗研究领域，这应该是首创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将文学史研究区分为“创作史”和“接受史”的两翼，所谓“创作史”，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颇大的差异。首先是观念上的。依文学接受史的认识，文本并非固化、稳定的主体，它们具有“多层的主体性”，处于不断挪移变动的过程之中。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意义，并非单纯由文本自身给出，而是在与接受者对话中产生的效应。在研究领域上，传统意义的文学史关注的是作家的写作及其成果，而接受史将重点转移到作品诞生之后的传播情况，研究作家在不同时空里的图像、文本“旅行”的轨迹、变异。在接受史研究中，传播接受的手段、方式，接收者的处境身份，环绕接受行为的社会、文化、经济的种种影响制约因素，成为分析的重点。这必然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应调整。由于接受研究对象的立体、多层的性质，和对相关的多方面资料的依赖，相比起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来，接受史研究具有另一层面的难度。

方长安的著作，不是某一诗人、流派、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对象是新诗的整体。不过，由于是“首创”，是“无前例可循”（於可训语），如何把握和切入是个难题。针对研究面临的困难，全书在涉及的诗人的范围上，缩小在新诗诞生到1949年的30年，即文学史意义的“现代”部分（传播、接受的时间跨度则延伸到2015年前后）。书名不是“新诗接受史”，而是“新诗接受史研究”，可能也包含有收缩的意味。整体性地处理新诗接受史，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握这个“整体”，选择怎样的切入角度，和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从一般的理解上看，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譬如，在研究的落脚点上，可以侧重从接受行为中来观察诗人、诗歌，可以侧重讨论新诗接受自身问题（新诗传播的特殊手段、方式；接受者的身份；“经验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关系；新诗功能与接受；接受行为中政治、经济的条件等），也可以从接受研究中揭示社会文化的时代变迁的征象。在展开方式上，可以选择以诗人、文本为单位，也可以以接受中的一组问题作为结构单元。在接受史的时间处理上，可以将时间内化在诗人与问题之中，也可以划分若干时段来考察某一时期的接受出现的状况……总之，存在着诸多可供选择的取向。

《接受史研究》确立了以诗人、文本为单位的展开方式，这与传统诗歌史处理的方式有更多的衔接。因为不是以现象、问题作为研究的基点，《接受史研究》提出了“重要诗人”的概念，将评述限定在一组诗人的范围内，并将这些诗人及其“代表作”的经典化问题，作为观察、讨论的主轴。在这部著作中，被置于“重要诗人”行列的，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置于“七月派”名目下）、冯至、穆旦（置于“中国新诗派”名目下），这是当前新诗研究界对现代时期“重要诗人”的带普遍性的认定。这样，《接受史研究》在逻辑上呈现了“内在循环”的性质，也就是对当前认定的“重要诗人”之所以成为“重要诗人”所作的历史考察。

虽说这一展开方式带有“封闭”的特征，但如果从新诗历史处境看，这一论述结构也表现了它的开放性。以“重要诗人”作为研究单元，以经典化作为评述主轴，一方面是在新诗接受研究尚无充足经验积累的情况下，在研究的可操作性上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对新诗合法性，也即新诗是否确立自身传统的无休止的质疑再次作出回应。考虑到这种老旧、霉变的质疑仍喋喋不休，且仍存在一定的影响力，这一以实证性资料为基础的接受史梳理，便是它的批判意识和“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二

将整体分解为若干单元的分析方法，如何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避免“碎片化”是遇到的另一问题。《接受史研究》做了这样的处理：导论和最后两章中，集中讨论新诗接受的若干全局性问题，如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新诗经典化的关系，批评论著与选本在接受和经典化中的位置等，同时，也将个案的细致考察，放置在新诗整体的观照下进行，尽量让各局部之间，个别诗人与新诗发展过程的整体问题之间，取得有机的关联。这样的处理，建立在研究者对新诗史事实与问题有坚实把握的基础之上。

这部著作在新诗接受研究上提供的经验，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资料蒐集、处理的工作上。在这方面，方长安的劳动令人感叹。不夸张地说，没有长时间下的苦功，难以达到目前这样的成果。通常意义的文学史和接受史，由于撰述动机、涉及领域和方法上的不同，材料的性质和使用方式也有别。在一般文学史研究中，一些现象、材料的了解或许有益，但并非必须，而这些材料，却可能为接受史研究所必备。另外，即使同一材料，提取的方面和解析的角度也会出现转移。接受者身份，传播手段、条件、方式，诗人和文本在不同时间、地域的生存状况等资料，在接受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样涉及经典化问题，文学史更多是在提供历史、美学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接受史重视的则是什么因素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以及经典形成、变异的条件和复杂过程。这样，环绕经典化运动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形势、教育、出版、经济条件、阅读方式等，都是难以或缺的资料。

《接受史研究》资料的蒐集、整理，最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新诗评论、研究论著，另一是各个时期的新诗选本。选本在接受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对诗歌来说更是这样。正如方长安说的，选本是新诗作品“得以存留、传播接受的主要载体”；“一个作品何时进入选本，与哪些作家作品为伍，历史上进入选本的频次多少，进入何种类型的选本等，是一个作品传播接受程度、性质的反映”。在诗歌史上，通过选本做出的描述、评价，不仅型构了主流诗坛的标准、秩序，也为抗拒、颠覆这一秩序提供了必要工具。基于这样的理解，这部著作对自上世纪20年代到2015年的新诗选本（主要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尽力蒐求不让遗漏，它们涵盖某一时段，某一流派，某一主题；涵盖自编与他选，别集和总集；既有“社会性选本”，也有各级学校教学和学生阅读的“学校选本”，总数达到二三百部。无论是在选本的整理上，还是在研究中如何处理选本的经验上，这部著作都为今后的新诗接受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地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接受史研究》的意义，也体现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上。首先是新诗接受研究的空间。系统、整体性的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个案——个别诗人、诗集或具体文本、流派的研究，其价值也不容忽视。由于论题的集中，可以辐射的广度和挖掘的深度或许得到了拓展，有时候是整体研究难以做到的。“重要诗人”的关注自然十分必要，他们是新诗得以成立的依据。不过，某些连结着重要诗歌现象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非重要诗人”，在接受史研究上也有它的价值。诗人、文本接受之外，通过诗人和诗歌文本接受研究，来聚焦诗歌史、社会文化史的重要问题（诗歌与政治，抒情传统，叙事性，晦涩……）——这一思路也值得实践；它有可能与观念史的研究相遇。还有就是，在方长安的《接受史研究》中沒有得到处理的若干20世纪诗歌现象、创作派别（政治诗，左翼诗歌，解放区诗歌）的传播接受，它们在历史上的浮沉起伏，有必要做专门的梳理。它们在新诗史上既有其难以忽视的重要性，也与另外的诗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在接受研究上处于难以剥离的交织状态中。

其实，接受史研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不将接受研究当作相关资料的汇编，这里首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批判意识和社会文化视野的获得，以及将其注入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另一个让研究者困惑的地方，恐怕是在如何把握由写作者、文本、媒介、读者，以及环绕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种因素所织成的立体的网，剖析各个层面错综复杂的等级、权力关系，而努力避免将复杂的立体关系做平面化的处理。但是这个难题，即使对有成就的接受研究者来说，都很难完美、一劳永逸地克服。在这一方面，研究者永远是“在路上”。这也是接受研究的魅力所在。

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