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史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史

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在零零星星地做各种作家或作品的阅读史、传播史、学术史研究，但真正从阅读、传播和研究各个方面综合地对现代新诗进行接受史的研究，方著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是一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这部接受史著作在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在问题的把握与探讨、在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自从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文学的接受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这种研究开始时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场域内，后来逐渐由学术场域拓宽到生产场域和传播场域，再由文学生产与传播进入到普通国民的生活场域，如温儒敏教授就带领一班学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研究当前国民的文学生活，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特殊，近百年来的文学生产和传播大部分时间是体制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许多问题具有人为操作和意识形态引导和管控的痕迹，很难用接受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诠释，所以，尽管研究场域在不断拓宽，但关于接受史的研究成果却很难形成让人信服的结论。尤其是新诗的接受史研究，正如於可训教授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所说的，新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出身和合法性都成了问题，遑论研究其接受史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方著作为一部新诗接受史的开山之作，它的杰出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作者迎难而上，为现代中国新诗经典化的艰辛历程做出了第一次全方位的历史见证，而且也在于它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文学的接受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契机。

文学接受史本质上乃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史，它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通过对接受过程的梳理和分析，找到某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所以，接受史的研究在选点上特别重要，它所选择的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直接影响着接受史研究自身的价值。但是，何谓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在理论上缠绕不休、意见纷纭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经典也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史经典，一类是文学阅读经典。文学史经典往往是指那些在文学历史发展中做出过杰出贡献、在文学史的演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们有的具有广泛的阅读面，但有的也许渐渐退出了文学阅读的现场，而成为历史的化石。譬如胡适的《尝试集》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另一类作品自诞生以来一直被人们阅读吟咏，不仅在民族文学场域内传诵，有的甚至走向了异域。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等，可以说是这种阅读经典的代表作。但不管是史的经典，还是读的经典，评价它们是否经典，有两个标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是恒久性与时代性的结合，一个是时代性与个体性的融合。恒久性不仅是指普遍人性的表达，而且也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时代性是指特定时代精神的体现，个体性则是指个体生命经验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这三者互相牵连，缺一不可。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无疑也应该包括恒久性、时代性和个体性这三个维度。在接受的视野下，关注文学作品传播的民族文化心理定势，追踪文学作品流布的时代推手，发掘文学作品影响人心的内在的生命力量。

在这三个维度中，个体性也许是经典生成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而言，尤其如此。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是20世纪以来，中国开始了个性主义的思想启蒙，个性主义是冲破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禁锢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大工业时代环境里，人们为了保持个体生命尊严，避免自身被标准化、符号化、职场化的现代生活碾压成同一模式的机械产品而能坚守的最后一块思想阵地。所以，越是个性的东西，越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越能激发起人们精神的振奋。二是文学本身永远只能是个体生命的独特呈现，独特性（包括生命体验和表达形式两方面）永远是文学追求的审美目标。过去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文学创作而言，越是个体的，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大众的。但个体性的文学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就成为大众的文学，个体的生命经验表达成为大众接受的普遍人生形式，这是一个逐渐拓展、不断深化的接受过程。接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独特性的发掘与阐释来揭示这一个接受过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虽然批评“向我们能研究的本文贸然地提出它们的独特性的资格和询问它们在无前人的情况下是否确实具有高明之处，这是不合情理的”，认为“在已说出的东西的丰富的积累中寻找预先就同以后的某一文本相似的本文，在历史中发现超前或回响的作用，上溯到渊源或者下寻最近的痕迹，针对某部作品反复地突出它对传统的忠诚或者它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性，抬高或者贬低作品的特殊性的价值”，这些“只不过是那些平庸的历史学家们玩弄的讨人喜欢的、然而却是过时的把戏而已”，但福柯也还是肯定了“在那些被极易准确地确定的体系中，在那些人们已经建立界限和范围的整体中，在那些划定基本同质的话语范围的测定之间”，这种寻找确定独特性的做法是“具有意义”的。毫无疑问，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就是福柯所说的已经建立起界限与范围的“极易准确地确定的体系”，“人的文学”、“现代性”、“个性主义”、“思想启蒙”等等，则是福柯所谓的“基本同质的话语”。因而在现代文学接受历史的研究中，发掘文本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独特性，乃是理解经典建构与形成的必由之路。

不过，发掘文本的独特性，在接受史的研究中，不应将眼光只局囿在专家和学术史的范围内，还应该或者说尤其要发掘和注重群众的力量。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群众的支持。“群众的支持”力量从两个方面产生作用，发挥效果。一方面是在经典作品的接受上，经典才会拥有一代又一代的群众的爱好和传诵，反过来说，也只有一代又一代群众的爱好和传诵，经典的作品才能焕发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在经典的创造上，也就是说经典说到底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就，它是一代又一代爱好这一经典的群众们共同创作的结晶。每一代的读者都会通过阅读和增订，在文本的主题、人物、故事、结构的创造中添加上自己的思想智慧。经典不是死的化石，而是在不断增殖的充满活性生命力的艺术产品。这种增殖，不仅是经典文本自身意义的增殖，譬如阿Q形象，过去一直被限定在负面的意义上，但现在已有学者从正面的积极的潜能意义上来阐析其形象的意义；也包括经典文本带来的文学母题系列的增殖，如日本文学家村上春树的Q的符号的运用等等。近些年来在现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重视选本的研究，但是选本研究，体现的还是专家的力量，什么时候我们的接受史能够自觉地去寻找能够体现群众力量的文学史事件，经典的生成或某一阶段的文学史价值，也许就能得到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接受美学但却能够显示出文学的底层根基的阐析。

从接受史乃是经典生成史的角度看，还有一个接受史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就是，在梳理经典生成史的同时还应该揭露和分析伪经典的颓败史。伪经典的产生，主要来之于人为的操控，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政府权力的运作，也包括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状态下，金钱势力的深度介入。毫无疑问，这种主导、运作和介入，是近百年来文学生产和传播所无可回避的基本国情与时代语境。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当年的小说《金光大道》和《紅旗谣》之类的诗歌等等，迄今还有人视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在金钱控制的大众传媒语境中，不仅不少劣质作品通过金钱运作的手段，以跻身各种文学大奖的方式来摆出一副经典的架势，而且不少缺乏思想创造力也缺乏文字表达的独特魅力的网络小说也在蠢蠢欲动，力图通过自己的点击率来跻身文学经典的行列之中。这些当然是文学接受史所要面对的新问题，新挑战，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有某种作品，思想几无创造，形式也乏美感，但是，或者由于作者的盛名，或者由于作品在政治语境中的投机性，或者由于时代精神的功利性需要，它们长期被文学史家作为经典予以种种强制阐释。而事实上它们在社会阅读层面，早已退出了公众的文学生活。接受史的研究如果能够把这些伪经典的颓败历史展现出来，从而将这些伪经典逐步清理出文学史的叙事范围，这对文学，对历史，都可谓功莫大焉。

作者简介：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