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与敞开

经常听到人们感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题目越来越不好找。甚至有人不无俏皮地说，要在现代32年的逼仄时空内碰到一块未被别人触摸过的石头都很难。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源的匮乏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方面有些潜在的好题目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同时现当代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地制造、输送着一些新命题；另一方面借助于学科间的交叉，文学和出版文化、地域文化、大学文化、海外汉学等等的嫁接，又锻造出不少新的学术“合金”。方长安先生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下简称《接受史研究》），即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在积累丰厚的诗人、文本、流派研究之外，从读者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问题。说到诗歌的接受，自然会令人想起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学把握是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合力”作用的系统过程的论断。在他看来，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之“场”，其中任何一维因素只有置于“场”中时才会发生意义。如此说来，读者就不再仅仅属于文本的消费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文本价值的评判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定，诗坛上一切诗人、流派、现象的文学形象都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阐释，中国新诗的历史亦然，其主体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了被不断塑造、修整的升降沉浮，并且还潜存着许多可待拓展的阐释空间。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方长安先生才大胆地从现代新诗中抽取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何其芳、七月诗派、中国新诗派以及1919年的《新诗年选》等十余个典型“个案”，探讨新诗的接受及其背后的规律问题，在选题上避免了做无效的精神劳动，以新的思考维度和对学术生长点的寻找，实现了新诗研究的必要“拓域”和“扩容”。如果说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所说“诗的历史是诗的影响史”成立的话，长安的研究也就抓住了詩歌研究的核心与命脉所在。

我们每人置身的世界或许在更多的时候应该被描述，而不应该被想象。其实做学问同样宜尽量汰除想象的成分。《接受史研究》没有好高骛远，更不贪大求全，去建构什么宏大的体系，而是以客观老实的态度，通过对诗人、流派接受细节和过程的动态把握，以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据，还原历史，回归历史，甚至多次佐以统计学方式列出的表格，这种方法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诗人、流派接受的“个案”考察，它或许更值得圈点。如在分析“中国新诗派”中穆旦被经典化和沉浮命运时，完全是通过《九叶集》《穆旦诗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穆旦诗全集》《新诗三百首》等编选，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司马长风、孙玉石、公刘、李怡、程光炜等论述，即在与以往的诗歌选本、批评家论述的成果间“对话”的过程中，还原出穆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史缺席者如何“出场”、如何被阐释、如何被“升格”的经典再造的轨迹和情境，材料间的澄清、辩驳使事实被凸显得自然而有深度。记得在谈到龙泉明先生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是为强化历史意识，也许是受言必有据的学案方法影响，也许是武汉大学严谨务实的学风使然，也许是上述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流变论》特别注意第一手材料的搜集与运用”①。长安承继了导师龙泉明先生乃至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品格，特别重视材料的扎实和有效使用，在这本525页的著作中，抛却书下大量的注释不谈，单是参考文献里的著作、论文就达550余种，还有许多表格，如23页的《尝试集》41首诗作入选各种诗歌选本情况统计，106页的1920—1970年代选本收录郭沫若诗作的情况，200—201页的1930年代选本对李金发诗作收入所折射的对现代主义氛围的渲染情况，238—239页的通过1990年的选本收录李金发诗作透视现代主义意识的彰显情况，314—315页的1940年代以降不同时期选本收录的何其芳诗歌情况等等。作者从多种渠道搜求来的资料，经过精细的整理、甄别、解读和运用，自成系统，中国新诗尤其是被接受的来龙去脉、宏观和微景、丰富和复杂本相还原得真切，从中仿佛能够触摸到现代诗歌史上诸多人物的体温和呼吸，它们和作者理性从容、朴素冷静的笔法遇合，让人无法不生出一份信任，中国新诗接受的可靠的“信史”也被建构起来了，这种依赖于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是一种历史还原，更是一种高层次的敞开，它不但深化、细化了同类研究的基础，还能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同时它也再次证明，文学研究固然离不开经典阐释和方法的革新，但最主要还应该借助于新资料的广泛搜求和恰当使用，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化。那种以为在学术研究中材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寄生的观点，绝对属于严重的思想偏见。

材料丰赡自然利于论证的深入和平稳，但是如果弄不好就会使观点淹没在材料的海洋里。《接受史研究》的优长是能够以论题指向为统摄，将浩繁的材料整合到相对自洽的逻辑体系和架构之内，这种结构纵横开阖，视野阔达，有利于勾画新诗接受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放眼看去，作者选取的“个案”为貌似独立的存在，与他者关涉不大，可细品之后却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彼此应和的，内里蛰伏着相对明了的逻辑线索，而诸多“个案”研究的连缀、贯穿，就达成了新诗接受史的建构。同时又由于长安对读者接受美学理论、中国新诗创作的稔熟，在新诗传播和接受问题的研讨方面能够厚积薄发，出入裕如，所以就做到了和材料间若即若离，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有距离地进行言说，加之他更清楚接受史也应该成为超越于诗人、流派、文本等接受现象描述层面之上一些规律问题的认知和提升，所以宏观俯瞰或文本细读，均有新解独见，获得了相对理想的学术品格。著作导论和第十三章，就细致考辨了传播和新诗生成、现代化特别是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显示了论者介入新诗接受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有很多判断看到了对象的骨髓，鞭辟入里，它对新诗史的改写也不无冲击和启发，确实达到了一部文学接受史应有的述史要求。如他认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具有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三重向度，它们彼此间既分离又合作，以结构性力量推动着新诗经典化进程；经典化是一个动词，一个过程，它至今尚未完成，既已遴选出来的新诗“经典”尚需一个更为漫长的阅读接受过程的筛选与确认；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读者的阅读接受遴选、塑造的，大家都认可的并不一定就是恒定的经典；非文学因素的参与可能会使经典不一定可靠，遴选出的经典实则称不上经典，甚至还产生了不少伪经典等等。这些观点的阐发兼具望远镜的扫描之力和显微镜的透视之功，宏观概览和微观考辨互动，既拥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又使诗人、流派个体的接受有了立体的效果。它们都堪称作者独到思考的结晶，都能够让人“眼前一亮”，显示出了相当的学术功力和深度，也可以说是新诗形象的再塑造的努力，对之虽然你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能够自圆其说，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敞开”，而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所在，也符合解读学的原理。

放眼当下的文学及诗歌传播接受研究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同质化倾向严重，研究理念、方法和路径的高度相似，令研究者们异常困惑，对如何突破瓶颈也很茫然。在这种语境下阅读方长安先生的《接受史研究》，或许更意味深长。不能说它已经达到了十分理想的境地，如它的资料文献资源搜求方面还有待拓展，域外接受材料的维度应该引入，散见于各种文集、诗集、研究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还可进一步系统地剥离和开发；针对著作中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之外诗歌大家和现象接受史明显缺失的状况，接受史的“个案”研究宜再大幅度增加，以期使著作的包孕和《接受史研究》的宏大名义相符合；当代时段新诗接受史的拓展和补足，更是学界共同的期待。但是必须承认，它能够自觉地平衡实证研究与美学阐释，材料意识、理论高度和语境考察合一，使接受研究一一落到实处，其中留给人的启示是丰富的。特别是它还昭示了一个规律，只有在对诗歌创作历史全面系统地深度把握基础上，诗歌接受史的研究才会得到学界和读者的最终认可。

注释：

① 罗振亚：《评龙泉明的新著〈中国新诗流变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位：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