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是由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因素”① 构成的。而这四个因素中，“欣赏者”在各种文学史书写中是最被轻视的，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传统文学理论以文本和作者为中心，它并不否认读者的阅读对于文学的意义，但它认为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即是对内在于作品中的作者意图或客观意义的认知，因而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作品，从意义的角度，读者的阅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传统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而适当地加上文学的“世界”比如思潮、流派、期刊、社团、组织等。

但接受美学（在文论中具体表现为“接受-反应批评”）产生以后，“读者”对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读者从中读到了什么，伽达默尔否认文学的认知性，他认为文学阅读是一种历史理解活动，并且向未来无限开放。文学不是被摆在那儿的东西，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之中，理解是文学“真理”发生的方式，作品的生命就在于读者的阅读，也即接受。接受美学深受现象学哲学的影响，认为作品的潜在意义只是通过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自身，而是取决于它实现价值的过程，它本质上是接受的效果史，读者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存在。接受美学把读者上升到和作家、作品平等的地位，也即作家、作品和读者构成了整个文学活动的“三足鼎立”，有人甚至认为接受美学导致了文論研究的“读者接受”“转向”。

但我认为，接受美学的确导致了人们对文学的因素及过程有了全新的理解，与传统文论相比，文学研究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者、阅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媒等都到了空前的重视，“接受心理”、“视域融合”、“期待视野”、“效果史”、“焦虑”、“对话”等都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但这种改变更多是在理论上的，也即文学理论的探讨，解决的是文学理论问题，而文学史及其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学接受理论产生之后的文学史仍然是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主义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接受美学主要是解决文学接受的理论问题、原理问题，比如文学接受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学接受的语境问题，接受的时代、民族、地域等特性问题，接受的心理问题，还有接受的过程、接受的途径等，具体可以再分为文学“阅读学”、文学“解释学”（或“阐释学”）等，接受美学虽然不脱离具体的作家作品等历史现象，但它主要是理论形态的，主要是论证抽象的结论，史实只是零星“论据”，而不是完整形态，所以，接受美学本质上不解决文学接受的史实问题，而只是解决文学接受的认识论问题。

第二，读者以及阅读的历史资料有限，这极大限制了文学接受史的书写。由于传统的文学作家-作品中心观念，作家的传记材料被重视，保存得比较完整，挖掘得比较充分。作品也保存得非常完好，手稿、初版本、修订版等都被珍视，甚至内容相同的不同版本，不同印刷本，以及手抄本等也保存完整，所以各种文学史书写从来不缺乏作家材料和作品材料。但读者及阅读材料就完全不同了，由于读者及阅读在文学史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的原始资料缺乏有意识的保存，比如读者的阅读笔记，阅读对读者的文学观、人生观以及品德修养的影响等过程材料，还有图书的发行量，作品的读者群体构成等，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它们都是不重要的，这种观念和研究方式不仅导致了文学史家对这些材料的无视，更重要的是导致了读者自己和出版机构对这些材料的轻贱，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在一些非文学研究的著作、日记和书信等书籍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根本就无法支撑文学接受史。历史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文学接受史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史料不充分。另一方面，与作家和作品资料相比，读者及其接受资料可以说浩瀚无边，既丰富也复杂，且变动不居，收集的难度非常大。同时，作家和作品的问题相对集中，而读者的问题漫无边际。所以相比较而言，作家的文学史比较好写，作品的文学史也比较好写，思潮流派社团等文学现象的文学史也比较好写，文学接受史最难写，不仅在于资料缺乏，更是因为问题复杂，头绪众多。

第三，文学接受史的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接受美学主要是解决文学接受的理论问题，而文学接受史作为历史形态属于史的范畴，也有它自己的理论问题，比如“读者”问题，作家、批评家、文学研究专家，这当然是读者，可以说是特殊的读者，或者高级的读者，他们的阅读经验和感受比较多地形成文字并保留下来。但还有大量的普通读者，比如专业学习者诸如文学研究生，普通大学生，中小学生，他们在文学课堂和课外、语文课堂和课外的阅读，也应该是文学接受的重要部分，还有工人读者、农民读者、商人读者，他们对文学的阅读则是文学接受更重要的内容，更能够代表普通文学消费意义上的接受。但读者及阅读的区分，收集这些读者及其阅读资料的方法、途径等问题，理论上根本没有人探讨。再比如“接受”问题，阅读是否就是一种接受？认同一种作品当然是接受，但不认同呢？合理的理解和阐释当然是接受，不合理的理解和阐释是否是接受呢？如果说阅读是接受，那么“收藏”是否是接受呢？还比如文学接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是按照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来写接受史呢？还是按照读者对文学的接受本身来写接受史呢？有些作品比如通俗文学不仅在产生之时有很多读者，之后也一直拥有很多读者，那么这种接受是否是文学接受史的重点？这些问题文学史中都没有深入探讨并解决。

接受史在“史学”的层面上也有诸多难题，它有点近似于法国年鉴学派所开创的“私人生活史”②，如果说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是文学宏观史，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史则可以说是文学微观史，它需要我们从浩瀚的历史材料中披金拣沙，从而勾勒出清晰的过去是隐含的文学另类历史。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或者专题史，它远比传统的作家-作品史复杂，一个作品的接受史、一个作家的接受史就非常复杂，长时段的整体的文学接受史就更复杂，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内容复杂，因素很多，还表现为读者及阅读的变迁是无常的，无穷尽的，众相的，因而全面性的呈现将是宏篇巨制的。

正是因为文学接受史面临着诸多难题，所以，虽然接受美学上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大家都认识到读者及阅读的重要性，都认识到出版、传播的重要性，都认识到文学理解和文学阐释的重要性，但文学接受史却非常少，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笔者见到最早的中国文学接受史是马以鑫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主要是论述现代时期的读者如何接受现代文学从而如何参与创造现代文学的，“接受”是接受美学的接受，但“读者”却是与作品产生同时期的读者。另外还有：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主要研究李白的影响史、效果史、阐释史等，“以李白为个案，对其人、其诗的历代影响和被接受过程进行梳理和探讨。”③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接受史。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故乡》本来已经够小了，但藤井省三的这本书还把主题限定在中国现代、当代教科书中的《故乡》，非常具体、“小题大作”，扎实厚重。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主要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诗学意义，是“接受史研究”而非“接受史”，即理论形态而非历史形态，其资料来源以传统常见文献为主。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三人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论述中国文学从先秦到清代各时期以及重要作家创作的文学来源，也即它们如何继承前代文学，“继承”当然也是“接受”，但这和接受美学中的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意义上的“接受”有很大的差异。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全书三篇只有“下篇”才是真正论述《庄子》和《楚辞》的接受问题，且时间上仅到中唐为止。

而近期出版的方长安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则是一本厚重的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著作。它主要是从传播、“选本”、文学史、批评与“经典化”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诗特别是经典诗人和名篇进行了接受角度的研究，是新诗接受史的开创性著作，虽然具有专题性，但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新诗选本，对这些选本进行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研究批评家对新诗的接受以及新诗爱好者、普通新诗读者对新诗的接受以及这种接受对于新诗经典化的作用和意义。作者还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并对这些著作中关于新诗及名篇的叙述与定位进行分析，从而研究文学史是如何接受新诗的，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研究新诗接受问题。最重要的是，本书提出了很多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新诗接受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的很多方法都为文学接受史研究打开了思路，其尝试也为文学接受史研究提供了经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是可能的。

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但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要成为成熟的文学史，要真正呈现中国现代文学传播、读者阅读以及意义生成、价值实现的复杂过程，从而构筑中国现代文学从作家到作品到读者接受的完整的文学史拼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理论上的问题，材料上的问题，正如於可训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所有现存的文学史料和研究成果，大都是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准备的，是适应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的写作要求的，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史，无论是整体的还是文类的，都必须重新发掘、收集、整理文学史料。”④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建构，我觉得目前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加强文学接受史理论研究。目前，接受美学、文学接受反应批评都非常成熟，概念和术语清晰，问题明确，体系完备，但文学史接受理论却相对缺失，框架、基本问题都没有建立起来。其实，文学接受史学不完全属于文学理论，它更多地属于“史学”范畴。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不仅需要我们转变文学观念，还需要我们转变史学观念，只有解决文学接受史理论上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自觉状态。更重要的是，只有文学接受史理论得以建立，读者阅读、出版发行、文学教育及其效果等这些因素得到重视，文学研究才会有意识地收集这些材料，有意识地保存这些材料，从而为研究过去的文学接受史，现实的文学接受状况作资料上的积累准备。

第二，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可以由小做起，从微观做起，再由小到大，由微观到宏观。比如先研究一个经典作品的接受史，或者研究一个经典作家的接受史，然后再研究一個群体或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经典作家接受研究。可以先研究一种文类的文学接受史，然后再研究各种文类的文学接受史，最后把各种文学接受史综合起来，书写总体性的时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其实，传统的文学史也是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与研究开始的，也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开始的，没有具体的文学批评积累，没有长期的文学史研究，综合性的文学史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可以由易做起，先易后难。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资料在选本、文学史、出版发行和传播、大学文学教育等方面相对丰富和完整，我认为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方面的接受史做起来，比如从选本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从文学史教材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从出版发行和传播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大学文学教育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读者文学阅读以及评价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大致来说，读者可以区分为两类：专业读者，包括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文学史教授，作家，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感受、理解、批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等，很多都通过文字的方式存留于世，并延传下来，由于材料的相对充分，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读者及阅读层面的接受史相对容易写一些，因而可以先写这种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二是普通读者，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特别是底层人民，他们的阅读和专业读者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人数众多，是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主体，他们的阅读和接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大的影响，但他们的阅读感受，对作品的理解，作品对他们的意义过程等都没有留下文字材料，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普通读者接受史写起来难度更大一些，不仅是史料的缺少问题，还有对已有材料的理解、分析、勾勒的问题，这种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可以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写。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虽然才刚起步，虽然还有诸多困难，成果非常少，缺乏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但它非常具有前瞻性，它会弥补现代文学史的缺陷，从而完善现代文学史研究环节。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注释：

①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 参见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5卷，李群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9年版。

③ 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上卷，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④ 於可训：《〈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序》，《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浙江金华，321004。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