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林翼重铸湘军

时间：2024-05-07

摘要：武昌攻防战是湘军由衰转盛的转折点。武昌攻防战结束后，胡林翼所部湘军成为太平军在西线战场最强悍的对手。武昌攻防战期间，胡林翼以雷霆手段在湘军内部营造出“一军服从主将，主将服从统帅”的一元化统驭体系，胡林翼亦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的实际主导者。胡林翼以包揽把持的强势作风，对所部湘军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整顿乃至重铸：将以东北马队为代表的北岸军精华导入湘军战斗序列，形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局面；面对太平军行之有效的堡垒战术，设计与实施了长濠围困之策，将单纯的战场厮杀转化为人力与物力的比拼；因时制宜，顺势而为，招募老勇，提拔鲍超等行伍出身的将领，使湘军日趋务实与凶悍。经胡林翼重铸后的湘军，先后取得武昌、九江、安庆等系列战役的胜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攻克金陵、镇压太平天国胜利之时。

关键词：胡林翼；太平天国；湘军；武昌攻防战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自主科研项目“湖南学风转型与晚清军政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0-0107-09

作为湘军的主要领袖，胡林翼与湘军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已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术成果丰硕。①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学界似对武昌攻防战这一对湘军及胡林翼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缺乏关注，仅仅是在战史层面作一般性叙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武昌攻防战相关史事进行梳理，探究胡林翼对湘军一系列重大整顿乃至重铸的前因后果及湘军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揭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制胜之道。

一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于湖口大破湘军，曾国藩一度羞愤自杀。此役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内湖、外江两部，声气不通；陆师则株守于九江附近，进退失据，陷入到困局之中。太平军乘虚攻入湖北，咸丰五年正月初七日（1855年2月23日），太平军第四次攻克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咸丰帝急令曾国藩派军回援武昌，曾氏乃遣时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兵勇一千八百人及外江水师回援武昌。正月十八日，胡林翼至武昌城下②，因所部兵弱，胡氏被迫退屯金口。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

咸丰五年三月，咸丰帝谕令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统帅长江南岸清军收复武昌。胡林翼增募湖南新勇二千名，兵力稍厚；外江水师经湖南绅局添造新船百余只，军心复振。随后胡林翼令部将王国才赴汉阳以分太平军兵势③，试图从南北两岸合击太平军。七月八日，太平军大举进攻奓山王国才部，胡林翼决定以主力渡江驰援，留三千余人防守金口，七月九日，胡氏率四千人渡江。胡林翼以主力集结汉阳，金口大营兵力不免单薄，太平军遂以主力强攻金口，八月二日，金口大营被太平军占领。金口大营失守后，汉阳清军士气低落，太平军乘势围攻奓山，清军溃散。胡林翼羞愤至极，欲单骑突阵赴死，匹马奔至江边，为水师都司鲍超以炮船救去。其后胡林翼率水陆各部退屯大军山至新堤一带，收集溃军。④

从咸丰五年正月至八月，胡林翼与太平军作战胜少败多，连遭挫折，其因有二：

其一，兵杂将庸。胡林翼所部包含贵州的黔勇、湖南援鄂的湘勇、云南滇勇及部分绿营兵，可谓五花八门。这些兵勇未经严格训练，协同作战较少，战斗力弱，临阵极易溃散。部将如王国才等人，冲锋陷阵尚可，独当一面却难胜任，故胡林翼甫赴汉阳，金口大营随即军溃。

其二，缺粮少饷。由于战区划分的关系，胡林翼虽署理湖北巡抚，但号令仅及于长江以南州县，各省所筹湖北协饷多被湖广总督杨霈截留。军中长期缺粮少饷，胡林翼被迫“发益阳家谷”为粮，奓山之战前，“臣营各勇竟以无粮不肯出队。臣激以大义，督令出师，强而后可，心终不固”。

奓山之战后，胡林翼悉汰水陆疲羸，增选精锐，裁王国才部羸兵数营⑤，将水师裁去十分之三。针对粮饷不足的情况，胡林翼一面上疏咸丰帝请饷，一面任用胡大任、王家璧等湖北在籍官员设局试办厘金牙帖，广开财源。⑥ 同时，接替杨霈的湖广总督官文展现出与胡林翼合作的姿态，将四川协饷三万两运抵胡氏大营，暂解燃眉之急。九月，经曾国藩同意，湘军宿将罗泽南率军五千由江西增援湖北。⑦ 罗部训练较精，久经战阵，战力远胜于胡林翼所部。更重要的是，罗泽南及其部下李续宾等人皆为大将之才，罗部的到来，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清军的转变。

九月初五日，罗泽南率部抵达通城县东南。十月十三日，胡林翼率部至羊楼峒，与罗泽南会面，商定合兵进攻鄂南太平军⑧，相继攻克蒲圻、咸宁、江夏等地，基本扫清了武昌外围的太平军据点。十一月十五日，杨载福率水师进屯沌口。⑨ 十一月二十六日，罗泽南部扎营于武昌城东洪山，胡林翼部扎驻武昌城南五里墩，清军形成了对武昌的包围。

十二月初，由于曾国藩部湘军在江西屡败，形势危急，胡林翼决定速克武昌城，尽快抽调兵力救援曾氏，至咸丰六年二月，双方互有攻守，损失大体相当。⑩ 三月初二日，清军发动强攻，罗泽南追击太平军至武昌城下，左额被枪子打中。三月初八日，罗泽南不治身死，胡林翼以李续宾“廉明爱士、战功最盛”，召其接统罗军，决定改强攻为长期围困。

攻破江南大营后，翼王石达开率军驰援武昌。胡林翼调蒋益澧部驻鲁家港，其地位于武昌城东三十里，为水陆枢纽。七月十一日，石达开大军分十三路猛攻鲁家港，双方互有伤亡，因天雨收兵。七月十二日，杨载福派水师下攻樊口，将太平军浮桥烧断，对太平军后勤补给造成了不利影响。{11} 石达开逼近武昌时，官文密遣吉林、黑龙江马队四百骑赴南岸助战。七月二十五日，护军参领舒保率马队三百骑至洪山。八月初三日，李续宾、舒保赴鲁家港助战，舒保以马队突击，太平军死伤数百，气势稍衰。此时天京事变发生，天王洪秀全密令翼王率部回京诛灭东王杨秀清，八月初六日夜，石达开仓促撤军，清军乘势追击，斩杀千余名太平军，获得大量物資。{12} 石达开撤退，使武昌外援断绝，成为一座孤城。

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1日），杨载福率水师斩断拦江铁链，武汉三镇江面太平军战船全被烧毁。此时，武昌、汉阳太平军粮饷耗尽，决意突围。巳时，韦俊等开城分七路突围，午时，胡林翼督师攻入武昌城，太平军检点古又新等五十四名将领被俘，伤亡兵士万人；同日，太平军放弃汉阳，长达近两年（咸丰五年正月——咸丰六年十一月）的武昌攻防战，以清军获胜告终。{13}

武昌攻防战的胜利，对战局影响重大。早在咸丰五年十一月，胡林翼即着眼全局，上奏咸丰帝，陈述了武昌攻防战胜利后的战略构想，即将地理位置关键的武昌经营为重镇，以高屋建瓴之势顺江而下，节次肃清长江沿线太平军，最终攻克金陵：

武汉则金陵之上游也，荆襄关南北之大局，

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通筹吴楚之全势，

必以武汉得手，设立重镇，屹然不可再摇。{14}

攻克武汉三镇不久，咸丰七年正月，胡林翼拟定实施下一步战略：

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阳、荆州、武昌为最

要，次则莫切于浔阳。明初陈友谅据此以扰鄂

省，明臣刘基请力争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

湖北各郡之贼，虽强亦败。盖九江未复，不仅

南昌不安，亦湖广、江南之大患。{15}

随后胡林翼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结好湖广总督官文，有效整顿湖北官场，广开饷源，将武昌建成湘军最巩固的后勤基地；另一方面，遣得胜之军出省作战，直指九江。经历十六个月血战，咸丰八年四月，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夺取九江后，咸丰九年四月，胡林翼上疏咸丰帝，分析战局：

查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舒、桐、宿、

太为江楚之通衢，而东流、芜湖、东西梁山、

太平、采石，逶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贼踪。

使未能节节扫除，即令迅克金陵，亦虑蔓延江、

浙，后患尚不可知。窃计规复金陵，必先清皖

省；欲清皖省，必须先清沿江上下。{16}

随即湘军围绕安庆周围地区与太平军展开惨烈的争夺，其间清军几度陷于困境，尤以咸丰十一年二月陈玉成部奇袭黄州，威逼武汉三镇最為危险，但胡林翼坚持不撤安庆之围，最终赢得了胜利。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城被攻克，天京上游失去最后一道屏障，清军完全占据了优势。胡林翼虽在安庆战役结束后不久病逝于武昌，未能目睹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但其立足武昌、肃清江路、规复金陵的战略构想却完全得以实现。

二

武昌攻防战结束后，胡林翼所部湘军日趋壮大，声望如日中天，成为清王朝最可仰仗的军事力量，正如《湘军记》所述“其后胡林翼抚湖北，养兵至六万；多隆阿、鲍超各领万人战皖鄂间；曾国荃领万人围安庆，楚师于斯始大”{17}。与此同时，曾国藩却陷入人生低谷，先于江西屡遭挫折，其后父丧归家守制，复出后始终未得督抚实权，“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18}，直至咸丰十年四月署理两江总督，境遇方有根本转变。作为曾经的统帅，此时曾国藩与胡林翼及湖北湘军关系如何？薛福成对此有细致叙述：

先是从曾公起兵者，罗公、李公皆以陆师

称强，其专领水师，则杨公岳斌、彭公玉麟，

功名与罗、李相上下。罗、李既皆为公用，而

水师诸将亦奉曾公命，先后援鄂，分布江汉间。

当是时，兵将骈集，客主牴牾，往往违言。公

倾心调和，泯其异同，具饷必丰，奖荐愈隆，

务扬善表功以联诸客将，诸客将皆亲附公，与

曾公等。曾公久驻江西，不筦吏事，权轻饷绌，

良将少，势益孤，列郡多陷者。公名位既与曾

公并，且握兵饷权，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餫源

源不绝。湖北既清，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

节度，军势复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鉴，所识拔

多贤俊，公常从问士大夫贤否，闻曾公有一言

之奖，辄百方罗致，推毂惟恐不尽力，或畀以

军寄，致大用。{19}

薛福成所述的关键在于，此时湘军的主导权究竟系于何人？在薛氏的笔下，胡林翼对曾国藩始终以部属自居，言听计从，仅是在湖北代替曾氏这个主帅来“调和”彭、杨、罗、李诸大将间的矛盾，以“和事佬”的姿态维系湘军的安定。因文笔生动及曾国藩幕僚的身份，薛氏所述影响颇大，百余年来反复为史家征引。有学者顺延薛氏思路，认为因曾国藩与胡林翼有“老店”和“分号”的特殊关系，故能调动胡林翼视为禁脔的湘军主力{20}，有学者认为即使曾国藩归家守制，亦可遥控湘军。{21}

然而考诸史料，即可发现事实与薛氏所述颇有出入。面对所部将领间的矛盾，胡林翼绝非简单以“和事佬”姿态加以调和。胡氏治军强调“兵事喜一而恶二三”{22}，绝不允许一支部队因将领间的矛盾出现不稳定。武昌攻防战期间，湘军水、陆师将领出现较大矛盾，皆为胡林翼迅速平息。先是水师两大将杨载福、彭玉麟负气争斗，乃至在战场上互不相救，胡林翼立遣彭玉麟赴江西。李续宾接任湘军陆师主将，与营官蒋益澧龃龉，蒋氏在鲁家港受石达开部围攻，李氏拒绝派兵。{23} 蒋益澧决意死守，太平军攻鲁家港不下。事后，蒋益澧径自离开武昌，胡林翼非但不作挽留，且在人前严厉斥责蒋氏：“其勇丁溃走，虚冒多名，曾是统领而不应加罪乎？彼以葬母乞假，假归后，查出营中私亏恤赏甚巨，其所携归者何限，是岂廉耻者所为乎？”{24} 平心而论，杨、彭、李、蒋之间的矛盾多属好胜争功所致，本属军中常见之事，杨、李二人亦有可指摘处{25}，胡林翼扬李、杨而抑彭、蒋，一方面是因杨、李两人军事才能突出，倚之如左膀右臂{26}；另一方面亦是强化杨、李二人作为湘军水陆师主将的权威。对于在将领间交构流言者，胡林翼则是严惩不贷，曾国藩的亲信吴坤修即属此例。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时，吴坤修即追随曾氏，后随罗泽南援湖北，统带彪营。此人一贯因挑拨离间而名声不佳{27}，胡林翼对吴坤修非常厌恶，将之遣出湖北，并加以訾骂：“小石与竹庄（吴字竹庄）最密，竹庄是奸臣，今日乃觉之。昔年左公言其奸，弟尚疑左之偏，而又疑峙之偏也，今日乃知其真奸险矣。带去彪营，亦是滋事之营，可以不带，且万万不准其入鄂”{28}，完全未顾及其与曾国藩的亲密关系。简而言之，所谓的“调和诸将”，实质是在武昌攻防战期间以雷霆手段在湘军内部营造出“一军服从主将，主将服从统帅”的一元化统驭体系。

由驭将可见胡林翼“包揽把持”的集权作风是贯彻始终的，他能够接受曾国藩的遥控，使军中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吗？检视曾国藩与胡林翼关系始末，两人相互帮扶共克时艰之种种，前贤已备述，湘军之兴，实赖于此。然两人间矛盾亦所难免，却往往为治史者忽视，试由咸丰六年、咸丰十一年曾、胡互向对方求援二事观之：

咸丰六年初，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胜利，曾国藩处境危殆，遂希图将罗泽南部由武昌调回。正月十三日，曾国藩致函罗泽南，用征询的语气望其率军回援{29}，随即吉安失守，曾氏分别致函胡林翼、罗泽南，要求罗军回援。惟恐胡林翼不允，曾国藩会同江西巡抚文俊上奏，请求咸丰帝督饬此事。此时武昌战局尚属平稳，作为对曾国藩令罗泽南援鄂的投桃报李，胡林翼理当允罗军回援。然而胡林翼以“围攻武昌不可功败垂成”为由，拒绝了曾国藩之请，罗泽南在回函中亦称“现在贼粮将尽，势日穷蹙，若得水陆俱下，釜中之鱼，必不能久生。湘勇遽然撤去，则润之中丞之兵单，不能独立于南岸，不特前功尽弃，其祸殆有不可知者”{30}，完全支持胡氏所议。三月初一日，为应付咸丰帝，胡林翼在奏折中许诺，如武昌不能速克，则分罗军数千回援江西。{31} 三月十七日，胡林翼再次上奏，以罗泽南新丧，李续宾接统罗军，无将可分为由，欲收回前言，称“如即时克复，诚为善计；万一久顿城下，即以李续宾全军往援”。此举令咸丰帝大为不满，斥责胡林翼“若徒以粉饰之词迁延时日，是武汉既不能克复，而江省复不能回援。糜饷老师，岂非两失？”{32} 同时，曾国藩之父曾麟书闻罗泽南阵亡，遣其次子曾国华赴武昌帮办营务，此举暗含催促胡林翼发兵之意。在上命与私谊的双重压力下，胡林翼于四月九日从罗军中分四千人交曾国华等统带驰援江西。{33} 李续宾下辖的罗军主力则仍留湖北，直至十一月底武昌攻防战结束。

咸丰十一年初，英王陈玉成为解安庆之围，以围魏救赵之势攻入鄂东，胡林翼急令李续宜部万人离开安庆前线回援湖北。此时安庆周边迎击太平天国援军的清军仅剩多隆阿一部，兵力不免单薄，胡林翼急调鲍超部增援安庆。{34} 咸丰十年，应曾国藩之请，胡林翼将鲍超部交由曾氏指挥，调鲍军须经曾氏同意。因忠王李秀成部太平军正围攻建昌，曾国藩欲留鲍超部為援军，拒绝了胡林翼的要求。{35}胡林翼对此理解，“前两日尚拟望鲍军北援，闻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复希望，恐江西仅左军援剿，尚不能支也”{36}。曾国藩虽拒绝胡林翼的请求，却未将鲍超部调往建昌，而是让鲍军留在离安庆较近的下隅坂，私嘱曾国荃“万一贼由集贤关攻安庆各营之背，弟须坚守五日。鲍军现在下隅坂，若渡江救援，一日可以渡毕，两日可抵集贤关，纵有风雨阻隔，五日总可赶到。弟可先于鲍公预为订约，并与杨、彭预订渡兵之船。兄当预告鲍公也”{37}。二月十六日，战局再起变化，救援湖北的李续宜部为尽早赶到武昌，全军从黄州南渡。致使从黄州往东至安庆集贤关，清军极为单薄，一旦陈玉成率军回扑安庆，以少数兵力驻守太湖的胡林翼将陷入绝境。胡林翼匆忙致函曾国藩，“请饬鲍军移守安庆后路”，并保证“除安庆外，决不调到他处，亦决不忍羁留一日也”{38}。然而此时太平军在建昌大败清军，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决定不顾安庆，令鲍超部救援建昌，以保南昌。{39} 具有戏剧性的是，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又接到战局趋缓的消息，乃欲制止鲍超救援建昌，然曾氏“连去二牍三函，催迫甚迫，此时不便倏变前说，使人无所适从”，请江西巡抚毓科“以公牍咨止鲍军，令其暂停湖口，无遽渡至西岸”{40}。鲍超部原地驻扎数日后，太平军在景德镇一带连败清军，曾国藩遂将鲍超调至鄱阳、景德镇{41}，直至四月初鲍军才赴安庆，这出“鲍超回救”的活剧方告段落。

此二例事同一律，罗、鲍两军皆为客军，旧主有难，理当赴援。然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首要职责是收复武昌，江西腹地安危与其并无直接关联，故其置曾国藩函请与咸丰帝谕令不顾，强留罗军主力；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守土有责，故曾氏视南昌的安危重于安庆之围（安庆围城由胡林翼督率，直至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因病回武昌，方由曾国藩接掌）{42}，仅因区区建昌的得失就朝令夕改，以致有无颜以对鲍超之感。曾、胡二人对本位利益是极为看重的，只有在本位利益一致时，才能安危共仗，相互救援；若本位利益有严重受损的风险，则会毫不犹豫的先己后人，并不顾及对方安危。由此观之，由胡林翼从武昌攻防战起一手主导的所部湘军，绝无可能受曾国藩遥制。

因胡林翼逝世较早，身后萧瑟，曾国藩兄弟则位极人臣，其门生故旧影响力遍及全国，基本掌控了话语权，努力营造一种“惟曾为尊”的历史书写体系，将曾国藩置于从始至终湘军主导者的地位，不容他人僭越。光绪四年，王闿运著《湘军志》时，即敏锐发觉了从武昌攻防战起胡林翼对湘军的主导作用，因而将武昌攻防战至攻克安庆的湘军战史命名为《胡军篇》{43}，将曾国藩主导下的湘军战史命名为《曾军篇》与《曾军后篇》。成书时或许是顾虑曾氏亲属门人的反感，王闿运又将《胡军篇》改为《湖北篇》。《湘军志》印行后，果然招致强烈反对，立《曾军篇》名目即为罪状之一，在曾氏故旧看来，此举已与“惟曾为尊”的旨趣相悖{44}，更遑论凸显胡林翼的主导作用。《湘军志》刊行后，曾国荃即命王定安著《湘军记》，用以抵消《湘军志》影响，在此背景下，作为曾经的座下幕客，薛福成将胡林翼描述为谨守本分、始终以曾国藩部属自居的形象，用以抹杀胡林翼的主导作用，亦属题中之义。

三

如前所述，武昌攻防战是湘军由衰转盛的转折点。武昌攻防战结束后，胡林翼所部湘军成为太平军在西线战场最强悍的对手。直至安庆之战结束，胡林翼亦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的实际主导者，其间尽管遭遇过三河之战等挫败，但仍稳扎稳打，节节胜利。那么，除了足兵足饷这些表象外，湘军在胡林翼的主导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得以迅速提升战力？笔者试从兵种、战术、兵源等三方面分析：

1. 多兵种协同作战格局的形成

武昌攻防战期间，除以湘军水陆师为主体的南岸军外，另有湖广总督官文为统帅的北岸军，包括绿营、各省勇营、马队，兵力多达数万人。武汉三镇收复后，南北岸军政统一，如何对待北岸军，成为胡林翼面临的难题。由于北岸军过往在杨霈等前任湖广总督统辖下战绩不佳，一些湘系人物对之极为轻视，左宗棠称“制军（官文）拥数万不能战之众”{45}，胡林翼亦称“战则不可恃，而滋事有余，乱萌方卜”{46}，刘蓉认为鄂兵不可复用，应加汰除。{47}

然而，这支部队最终却被部分的保留下来。胡林翼何以如此裁断？北岸军在官文的统帅后亦取得收复汉阳、汉口等系列战功，如将其裁撤，无异于公然损害官文声誉，必然破坏湖北官场和睦的局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岸军中的东北马队可与以步兵为主的南岸湘军长短互补，形成马步协同的兵种优势局面。

北岸马队的主体为咸丰五年由直隶、山东调拨至鄂的吉林、黑龙江旗营马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48}。这些抽调入关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兵丁来自东北边陲，“盛京四至广远，壮丁之散处者，随时编入八旗，隶在兵籍。巴尔呼人、锡伯人居近吉林，卦勒察人居近伯都讷，库尔喀人居近珲春，并设有佐领、骁骑校等员，分驻各处。其东北最远者，为索伦、达呼尔二部，居黑龙江东北境额尔古纳河、精奇里江之旁，与俄罗斯接壤。自国初天命、天聪间，即相率内附，其后，分充各城额兵，多以材勇自效”{49}。这些来自满、蒙古、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旗丁，入关前在艰苦单一的渔猎、游牧环境中生活，勇敢朴质，精于骑射，其战斗素质绝非关内各地已沾染腐朽习气、武备废弛的驻防八旗可比。调赴湖北前，多数北岸马队兵丁参与过河北、山东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斗，缺少马匹的太平军对之有一定畏惧的心理。{50} 进入湖北后，马队在战场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除前述鲁家港之战击破石达开援兵外，北岸马队曾提供陆上防卫，保障湘军水师在武汉三镇的水战中击败太平军。{51} 有鉴于此，胡林翼决定将包括马队在内的北岸军的精华保留下来，导入到湘军的战斗序列。

从武昌攻防战始，胡林翼即对马队着意笼络，除兵饷优加供给{52}，亦极力拉拢舒保等马队将官。舒保治军不严，“马队占住民房，无恶不作，深堪痛恨。其有携带女人同行者，尤为不成事体，大干军令”{53}。胡林翼虽对舒保加以申斥，却屈尊与舒保以义兄弟相待{54}，舒保无子嗣，胡林翼即将府中丫环嫁舒保为妾，后为舒保生下一子。{55} 对于多隆阿、金顺等军事才干突出的马队低级将领，胡林翼会同官文越次提拔，乃至将北岸兵勇全部赋予多隆阿统带训练。多隆阿“逐日操演，步伐止齐”{56}，战场表现令胡林翼也感到惊讶，称改编后的北岸军“居然可战”{57}。这支马步兼备的部队在胡林翼支持下日益壮大，安庆之战时已达一万余人，在野战中屡破英王陈玉成所率援軍，为攻克安庆奠定了基础。

多兵种协同作战局面的形成，使湖北清军集合了湘军陆师的坚韧善守、水师的火力优势{58}以及东北马队的机动突击三者之长，三大兵种协同作战所迸发出的威力，显然是缺乏马匹与火炮的太平军难于抵御的。左宗棠因之赞叹“以目前论之，官军之精，以鄂为最，盖合马、步、水三者而皆拔其尤也”{59}。

2. 长濠围困战术的设计与实施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待清军付出攻坚的惨重代价后，再由援军与守军内外夹击，从而一举获胜，是太平军屡试不爽的战术。运用这一战术，太平军取得击破江南大营以及九江城下挫败曾国藩部等系列胜利。

在武昌攻防战中，胡林翼同样要面对太平军的堡垒战术，太平军在武昌城周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武胜门外下坛角一带，筑大垒二座，鲇鱼套口、白沙洲一带，筑大垒二座，以防金口一带西路清军；中和门外十字街口，筑大垒一座，以防城南李家桥、板桥清军；小东门外，修炮台一座，东南附城坡上，筑大石垒，高与城齐，与十字街大垒相对，以防清军东路洪山之师。又在二大垒间，修筑两小垒，使清军东路、南路不能相通。堡垒周围，“炮眼密布，重沟深凿，竹签木桩纵横交错”。城墙上遍设望楼，积滚木巨石于其上。{60} 面对如此坚固的城池，胡林翼、罗泽南等湘军将帅一时也无计可施。{61}

咸丰六年初胡林翼强攻武昌城，不但折损了大将罗泽南，至五月初湘军伤亡已多达三千人。{62} 此时翼王石达开统帅数万大军准备自江西救援武昌，如继续攻坚，湘军进一步折损精锐，必将在武昌城下遭遇惨重失败。严峻的形势迫使胡林翼反思，“（有战法，无攻法）弟立志如此，立誓如此，自古至今之兵法无不如此。……盖贼若不出，粮不竭，援不穷，内不思遁，即猛将千人、精兵十万人亦无攻法也”，由之确立“不攻坚”的原则，“惟万万不准攻城”{63}。胡林翼决定挖掘长濠，围困太平军至粮尽饷绝。六月起胡林翼饬令武昌城周边绅民修筑长濠，“青山港须浚长濠，濠内修城一道，自白羊桥抵江边。城高丈五尺，下宽丈五尺，上减三分之一。安炮三层，向青山来路。其广集民夫，及早修砌；如推诿迟延，即治以法（不放一贼出城、入城，亦不准扮难民出入城内）”{64}，濠城合一的坚固工事使城内太平军无法出城。同时，胡林翼注重切断太平军的外援接济，命千总余云龙率勇千余，在下游塘角、青山、窑湾一带“雕剿”，遏制太平军陆路运输，杨载福派水师五十二艘战船驻汉口下游沙口，截断水运。{65} 余云龙为武昌县人，熟悉鄂东一带地势，太平军小股运粮部队多为其消灭。围困武昌城的长濠完工后，应如何应对石达开大军从濠外的攻势？此时李续宾提出，在长濠后十余里再修筑一道后濠，一般湘军将士都觉得此议劳费过甚，并非良策，惟有部将邢高魁切实遵行。但是，当石达开大军兵临武昌时，后濠变为前濠，有效的阻止了太平军的攻势，石达开所率援军与守军皆限于长濠，难于并力夹击，最终未解武昌之围。{66} 长濠围困战术的精髓在于以堡垒对堡垒，战争双方比拼的是人力与物力，在此种状态下，基层动员能力与地方治理能力成为取胜的关键。自抚鄂以来，胡林翼即重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一方面组织士绅办理团练保甲，清除亲附太平军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大力清厘漕弊，一定程度缓和了官民对立的态势，为组织人力物力顺利修筑长濠奠定了基础。与胡林翼相反，无论困守武昌城内的太平军，或是驰援武昌的石达开部，皆处于脱离后方作战的状态，无法在武昌周边区域调集与动员所需的人力、物力。

石达开撤军后，长濠围困成效日显。至咸丰六年十月前后，城内太平军已是“音息亦断，每日或发米四两、六两、半斤不等，以人之强弱，定米之多寡，行之实已久矣。前此未至饥疲，缘有私粮济之。迩来公储将尽，私积已空，逃者多菜色”，李续宾据此断言“月内可望恢复”{67}，果于十一月攻克武昌。长濠围困战术在武昌的成功，令湘系人物大为振奋，被迅速推广。{68} 李续宾甫至九江城下即开挖双层长濠{69}，至咸丰八年初，九江城内“已减粮而食，每人日发米十两”{70}，致使太平军战斗力锐减。九江破城时，李续宾挖掘地道爆破九江城墙{71}，缩短了破城时间。至曾国荃围困安庆时，胡林翼亲授机宜，指导曾国荃效法李续宾，以双层长濠围困安庆。{72} 正是凭借长濠战术与坑道爆破，曾国荃抵挡住了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大军的猛烈进攻，相继攻克了安庆与金陵。{73}

3. 确立以老勇为主要兵源的招募原则

曾国荃将湘军特点的概括为“用诸生讨训山农，号曰湘军”{74}，即以淳朴的山农为士兵，用充满理想主义忠君爱民信条的儒生为官长。在曾氏兄弟等湘军将帅看来，这种暗合“上智下愚”的传统政治哲学的人事构架，是“以理学治军”实施意识形态教化的根基，能够有效的避免过往绿营因将帅腐朽、士卒横暴造成的种种混乱状况。{75}

湘军创建之初，一方面，曾国藩任用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一大批儒生担任各级将领；另一方面，强调兵源以山农为主，“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76}。胡林翼兵源招募标准曾接近曾国藩，即以湘西、湘南一带的山农为主。咸丰六年八月，鲍超赴长沙招募新勇时，胡林翼叮嘱：“招勇以道州、宁远为上，湘乡亦可，江华、新田、东安等处次之，……勇丁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性多巧滑也”{77}。

鲍超却未遵从胡林翼的指示，反而在长沙这个近水的城市招募有實战经验的老勇。其实，不惟鲍超部，就连跟随曾国藩最久的罗泽南部，此时亦大量招募老勇。{78}其因何在？作为一名湘军士兵而言，其必备的格斗技能、战场经验乃至心理承受能力，都需要通过长期训练及实战才能逐步具备。曾国藩从编练湘军到与太平军大规模作战，其间长达一年有余，训练时间较为充裕。即使如此，甫上战场的湘军仍溃败连连，“当咸丰三、四年间，湖南兵勇何尝不溃，王壮武羊楼峒之役几于全军覆没，曾涤相靖港之役各勇望风而逃，其来书至斥湘勇为枭獍之不若”{79}，湘军将士可谓是在漫长的战争中逐步成长的。另一方面，从咸丰二年起，湖南不断募建勇营出省作战，这些部队旋设旋撤，兵勇被裁后回乡待命，随时应募，使得湖南出现了大量的职业雇佣兵源。{80} 咸丰四年闰七月进入湖北后，湘军无日不战，兵勇不断损耗，随时需要补充。舍山农而招募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勇，可以达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效果。

儒生统带缺乏见识的山农，差可驾驭，一旦山农变成“浮滑”的老勇，儒生就会力不从心。幕僚汪士铎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揭示了这一矛盾：

今以罗、李之故而统领必用文人，则未思

世间之英，即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继其轨者，而

欲概求之占毕之士，不亦拘乎。而重临事而惧

之人，而不募暴虎冯何之勇，彼豪杰之士乌肯

低首下心于词章儒雅之前哉。{81}

更关键的因素在于，儒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道德品质就一定高尚无暇，在功名利禄前能始终如一，不发生蜕化吗？时人郭崑焘以为品质恶劣的儒生对于军队破坏作用往往要大于行伍出身者，“第武夫固多嗜利，而文士之轻浮者，其嗜利往往不亚于武夫，而弥缝之巧转加焉”{82}。不分良莠，不计才略，一概重用儒生为将，则与“量衣裁体”无异，势必造成上下离心的结果。

当山农—诸生为基础的“以理学治军”模式难于维持时，胡林翼顺应时势，一方面认可部将以老勇为主要兵源的招募原则，另一方面，大力提拔鲍超、张荣贵等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鲍超亦不负胡林翼所望，所部霆军在鄂、皖、赣屡建奇功，与多隆阿并称为“多龙鲍虎”。曾氏兄弟其后也接受了现实，甚至招纳降兵，咸丰十一年四月，太平军程学启部三百人在安庆城下投降，被编入曾国荃军。{83} 招募以游民为主的老勇具有两面性，其实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同时性格暴戾，蔑视军纪，后期湘军种种暴行与此直接相关。{84}

要之，胡林翼的治军理路与其经历密切相关。胡林翼出身显赫，自幼即在陶澍、林则徐等嘉道能臣身边熏陶，具备了宏大的政治格局和深厚的人际脉络。虽早登科第，却仕途坎坷，不得已捐发贵州任知府。在贵州这个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的区域长达八年的仕途，磨砺了胡林翼行政与军事的经验，既有老辣的政治手腕，又洞悉一切官场暗盘、人情世故，无论显宦亲贵、文人雅士、贩夫走卒，皆可与之周旋。出任湖北巡抚后，胡林翼即以包揽把持的强势作风，对所部湘军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整顿乃至重铸：通过结好官文等旗籍官员，将以东北马队为代表的北岸军精华导入湘军战斗序列，使湘军由着眼湖南一省的区域武装转型为吸纳全国军事资源的军政集团；面对太平军行之有效的堡垒战术，设计与实施了长濠围困战术，其实质是以堡垒对堡垒，将单纯的战场厮杀转化为人力与物力的比拼，考验的是战争双方地方治理能力的高下，这恰是太平天国致命弱点所在；因时制宜，顺势而为，招募老勇，提拔鲍超等行伍出身的将领，使湘军褪去了“理学治军”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日趋务实与凶悍。经胡林翼重铸后的湘军，先后取得武昌、九江、安庆等系列战役的胜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攻克金陵、镇压太平天国胜利之时。

注释：

① 代表性的成果如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中华书局2018年版；《罗尔纲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董蔡时、王国平：《胡林翼评传》，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24} 皮明庥等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壁文稿辑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294页。

③ 《添募水陆二军分布南北岸克期进剿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页。

④ 《陈奏分防金口及回剿奓山勇丁先后溃散现在迅派将弁收集整理以期补救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2页。

⑤ 王可陞：《戎幄塵谭》，载《近代史资料》第6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 《整顿诸军援师会剿请敕川省迅筹军饷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6页。

⑦{51}{62}{64}{71}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6、28、45、58、141页。

⑧{14} 《陈报官军剿贼大胜会师蒲圻水陆并进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1、51页。

⑨{31} 《陈奏陆军克复咸宁山坡进兵纸坊水师克复金口进屯沌口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1、88页。

⑩ 《陈奏官军连日获胜情形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3页。

{11} 《援贼大至谨陈攻剿防御情形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6页。

{12} 《官军分攻合剿大破援贼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41页。

{13}{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9、147页。

{15} 《围攻九江大胜并破小池口贼垒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1页。

{16} 《遵旨复奏征皖孤军未可深入疏》，《胡林翼集》第1冊，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36页。

{17}{73}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8、122页。

{18}{23} 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51、33页。

{19} 薛福成：《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庸庵文编》第4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20} 罗尔纲：《湘军兵志》，《罗尔纲全集》第1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21}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3页。

{22} 《致曾国藩三则》，《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64页。

{25} 杨、彭矛盾参见徐一士：《彭玉麟与杨岳斌》，载《一士类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8页；李、蒋矛盾参见李续宾：《复刘霞仙司马》，《李忠武公（续宾）遗书·书牍》卷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26} 胡林翼尊称李续宾为“圣人”，至以嗣子胡子勋拜李续宾为义父，与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以“亲家”相称。《致李续宜》，《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4页。胡林翼对彭玉麟的军事才能并不欣赏，“雪芹肝胆血性弟所以敬，然断不可与谋军事。其性能动不能静，‘智深勇沉四字太不足，而一‘躁字足以尽其气量矣。……昔年涤帅之误，误于雪芹之躁、霞仙之狂”。《致李续宜》，《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0页。

{27} 有关吴坤修构陷王錱事，参见《骆公年谱·咸丰三年》，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28} 《致李续宾》，《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50页。

{29} 《致罗泽南》，《曾国藩全集》第2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09页。

{30} 此函在罗泽南文集中未注日期，有学者误认为前述曾国藩正月十三日函为此函之复函，由之得出“曾国藩硬着头皮，装作围棋高手，留罗泽南这颗棋子在武昌”的结论。董蔡时、王国平：《胡林翼评传》，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事实上，三月一日胡林翼所上《陈奏水陆官军连日获胜疏》中曾引述罗泽南之语为证，内容与罗函完全一致，可知此函著于三月一日前数日，绝非正月十三日前所著。罗泽南：《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载朱汉民等编：《湘军》第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

{32} 《密陈南岸贼情并筹议现在情形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03页。

{33} 《分兵应援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1页。

{34} 《致李续宜》，《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48页。

{35} 《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76页。

{36}{38} 《复曾国藩》，《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52、764页。

{37} 《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75页。

{39} 《致鲍超李榕》，《曾国藩全集》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0页。

{40} 《致毓科》，《曾国藩全集》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13页。

{41} 《复鲍超》，《曾国藩全集》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37页。

{42} 《陈报自太湖督兵回剿启程日期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38页。

{43} 王闿运在日记中称“看詠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朱汉民等编：《湘军》第7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44} 郭嵩焘即就此指斥王闿运：“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湘军志平议》（附于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23页。

{45} 《答王璞山》，《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64页。

{46} 《致郑敦谨》，《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8页。

{47} 刘蓉：《与胡詠芝宫保书》，朱汉民等编：《湘军》第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页。

{49} 纪昀等修：《钦定八旗通志》卷32《兵制志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50} 胡林翼称“有马队则贼颇怯”。《致李续宾》，《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1页。

{52} 马队人数虽不足二千，胡林翼月供饷高达二万两。《致郑敦谨》，《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38页。湘军一营约五百人，月支银不足三千两。《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9页。

{53} 《复舒保》，《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6页。

{54} 胡林翼称：“弟又曾与舒辅庭、李希庵约定永不分离”。见《复阎敬铭》，《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70页。

{55} 官文称：“胡林翼正以进规皖逆，倚助方殷，而知其嗣续萦怀，慰留倍切。十年春间，适舒保晋省小住，胡林翼赠以家婢潘氏为妾，馆以省垣”。见官文：《奏为镶红旗护军统领舒保妾潘氏所生子倭克吉訥并入旗档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56} 雷正绾：《多忠勇公勤劳录》卷1，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57} 《致曾国藩》，《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98页。

{58} 咸丰五年二月至咸丰六年三月，湘军水师在与太平军水师作战中互有胜负，胡林翼乃奏请广东购买夷炮。所谓“夷炮”即西方国家所产大炮，比较中国的土炮，无论射程还是爆炸威力皆有较大优势。咸丰六年四月，头批二百尊夷炮由广东运至湖北，前后共有六百尊夷炮装配于湘军水师，使湘军水师具备了火力的压制优势，彻底击溃了太平天国水师，“自武汉至于九江，前后贼舰数千，均已片帆不返”。见《奏陈收复大冶兴国等州县水师迭次大胜江面肃清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89页。

{59} 《与胡润之》，《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49页。

{60} 《进攻武昌省城大获胜仗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6页。

{61} 左宗棠称：“武汉尚未克复，贼遇雄师，则每以坚城老之，罗、润、厚尚未得破之之法”，见《与王璞山》，《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29页。

{63} 《复李续宾》，《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52页。

{65} 《奏陈水陆分扼绝贼资粮攻剿获胜疏》，《胡林翼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2页。

{66} 曾国藩转述胡林翼所言，“闻我军先期修垒浚壕，宽深各二丈，该逆来扑，我军坚忍不出。待其气尽力乏，彼竭我盈，然后出而大战，屡次以此法致胜”。见《与刘腾鸿罗萱》，《曾国藩全集》第2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65页。

{67} 《复刘霞仙司马》，《李忠武公（续宾）遗书·书牍》卷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68} 曾国藩称，“瑞州掘壕之法专防城贼，未及援贼，将来拟学洪山办法，请足下派一明白哨长来瑞指点”。《致李续宾》，《曾国藩全集》第2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74页。左宗棠亦称，“近日攻城，除却此条蛮法，竟似无善策”。《与王璞山》，《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16页。

{69} 李续宾言“既于环城壕坑加挖而益以宽深，复于山脊掘壕数道以断援贼来路，惟留小道以便我军出入”。见《复彭雪琴观察》，《李忠武公（续宾）遗书·书牍》卷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70} 《又复曾侍郎》，《李忠武公（续宾）遗书·书牍》卷上，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72} 《致曾国荃》，《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0页。

{74} 曾国荃：《湘军记叙》，载《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