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中国化演进

摘要：作为中国红色文化内核的红色基因，有其滋生的原土及其原生态的遗传密码。解读马克思遗存的诸多书信文本，可捕捉到其中“红色”理想信念、“红色”革命精神、“红色”革命实践和“红色”道德情操等等诸多红色基因的遗传密码信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广域，考察红色基因独特的遗传密码，即可揭示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中国红色基因的内在逻辑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原生态呈现，后者是前者的中国化接续，由此展现出红色基因的传承与演进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书信；红色基因；红色文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合利用研究”（15YJA71001）；湖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整合运用研究”（15Z222）

中图分类号：A8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0-0132-05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总书记反复告诫全体党员“不忘初心”，2014年12月，他在南京军区机关视察时，还特别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随着中国红色文化的持续升温，作为中国红色文化内核的红色基因，已成为一个热词。那么，何谓红色基因？尽管学界对之有诸多探讨，然而，这一概念总体上仍然比较模糊。对于红色基因滋生的原土及其原生态的遗传密码予以深层追问的人并不多。为此，本文拟在分析红色基因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以“后索性”思维模式，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宽广境域中，依据马克思具体的书信文本，追溯、探究红色基因滋生的原土及其原生态遗传密码，揭示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中国红色基因的内在逻辑关联，以期拓展红色基因研究的新思路，促进红色基因的传承和演进。

所谓红色基因，就是指一种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意志品质、精神风貌等等独特遗传密码的优秀基因。就存在的“本色”而言，它集纳了追求卓越的激情人生、勇往直前的铁血意志、牺牲奉献的忘我精神以及为人民谋幸福的眷眷“初心”等等“本色”元素，展示出一种血染的风采，映射出鲜明的“红色”特征；就存在的依托而言，它凝聚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血统之中，固化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沃土；就存在的阶段而言，它原生于马克思主义创始年代，更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接续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就存在的价值而言，它具有信仰引领、精神升华、“初心”反照、意志锻造、人格完善、思想教育、历史记忆等等诸多重要价值功能，尤其是具有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独特作用；就存在的标识而言，在中国，它与“红色”的象征意蕴、与党旗国旗和党徽国徽等等的底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存在的范围而言，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红色基因即中国红色基因，广义的红色基因即共产主义红色基因；就存在的效应而言，它是具有强大的政治遗传效应的社会历史文化基因，是控制和规定社会性质的基本遗传单位；就生物政治学寓意而言，它有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型态传承、转换和进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遗传密码

马克思十分注重运用一种后索性思维模式研究现实问题，他认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① 如果我們在探讨当今完型态的红色基因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借助于这种后索性思维模式，就很容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大量遗存文本中，窥视到原生态的红色基因的文本显像。尤其是通过解读马克思遗存的诸多书信文本，追溯马克思的书信人生，深入地透视其中红色基因的诸多活性元素，考察这些活性元素的滋生原土，明晰其原生语境，把握其原初样态，就完全可以捕捉到马克思书信中诸多红色基因遗传密码的信息。

马克思一生遗存下来的文本数量庞大，大致可分为著作、论文、手稿、札记、书信、诗歌等多个文本群。而在他的诸多遗存文本群中，书信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遗产和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类最直接、最明显地承载红色基因的独特文本。据相关统计，马克思的书信文本存世的有3099篇之多。“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大量书信，内容十分丰富，既反映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精辟见解，又记述了他们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② 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辑录的马克思130余篇书信为例，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和归集其中所蕴含的红色基因活性元素，揭示马克思书信中所表达的红色基因的原生态遗传密码。

1. 全人类的解放：“红色”理想信念的原初表达

“红色”理想信念是规定红色基因的特殊“种子”性质、引领共产主义方向的遗传要素。透过马克思的书信文本，即可发现，“红色”理想信念的大量信息在他那跳脱的语言符号中无碍地涌流，而诸多信息都集中地指向了“全人类的解放”这一崇高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事实上，推翻资本主义旧有的社会制度，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正是这种“红色”理想信念的原初表达。例如，1880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一起为普选起草了一个工人竞选纲领，即《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积极指导法国工人运动。11月，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确定这个纲领为法国工人党的正式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开篇即强调：“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③ 马克思又在1880年11月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强调这个纲领是一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导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自发产生出来的要求”④，而在他看来，这正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的强有力的一步。他以饱含激情的笔调，阐扬他执著的共产主义信念，表达了他对于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积极支持和充分肯定。他赞扬当时拉法格等人主办的《平等报》“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国的工人报纸”，因为它积极传播这个阐明共产主义目的的纲领的主张，影响之大，“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中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的创始人之一）”⑤。这个纲领，虽然在当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但还是在巴黎及其郊区的中央区、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了。有一些工人团体虽然对这个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对其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都接受了。对此，马克思在信中评价说：“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⑥ 可见，他在信中激励法国工人运动，所传输出来的，正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又如，马克思1866年10月9日写信给路德维希·库格曼说：“一个人在处于绝望的境地时，有时是需要向人倾吐胸怀的。但是他只是对他特别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⑦ 他向路德维希·库格曼诉说自己的烦恼，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常常妨碍他去完成他的《资本论》巨著。马克思在信中谈到自己创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状况，不禁感叹：“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是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么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⑧ 在马克思的生活中，自己和家人贫病的困窘、日常琐碎事务的缠绕、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从事理论建构和革命实践形成掣肘，但他都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从而以无比卓越的成就，为全人类解放事业作出了一代思想巨人的伟大贡献。

2. 激越与冷峻：“红色”革命精神的文本显扬

“红色”革命精神是红色基因中规定主体精神风貌的遗传要素，这一遗传要素，能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以巨大的内驱力量。从马克思的书信中，我们总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原生的革命内驱力量的绵延。这种原生的“红色”革命精神，既表现为勇往直前的战斗豪情，又显现出理性批判和创造的睿智。从马克思的许多书信文本中，都能直接而生动地领略到他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内驱力量的日常化流露。例如，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0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庸俗经济学家进行了有力的理性批判。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是傲慢地鼓吹从现象上看事物是另外的样子，并且自以为作出了伟大的发现。马克思讥笑说：“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⑨，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科学毫无用处：“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⑩ 而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庸俗”，就是因为他们基于自身的立场，根本不能寻找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要把他们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这些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11}。马克思因之揭示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12} 马克思理性批判精神的刀锋，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处，他深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13}。又如，马克思勇往直前的革命的战斗豪情，也在他的诸多书信文本中得到充分的显露。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他指导当时的法国革命，冷静地分析了革命的形势，充满革命的自信：“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4} 他颂扬巴黎公社起义说：“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15} 并且对这次起义给予了高度的历史评价：“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16} 正是这样一些充满战斗豪情的文字，散布在马克思的书信文本中，呈现出一代伟人昂扬的斗志，凝聚为“红色”革命精神的一种原生模样，感染、鞭策着共产主义者奋力前行。

3. 改造世界更为重要：“红色”革命实践的历史印记

注重“红色”革命实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马克思的崇高之处。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因而改造世界更为重要。马克思总结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且亲身参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通过马克思的书信文本，可以发现，他所从事的各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转换成为了诸多生动的文字信息，在陈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暗幕上，留下了一道道原生的、深刻的“紅色”历史印记。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尖锐地批判了不重视革命实践的蒲鲁东，认为蒲鲁东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因为他只不过是“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17}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各种问题，应该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不是解决于像蒲鲁东这样的人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不能把范畴看作动力而指望通过改变范畴来改变现实生活。正是因为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密切关注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充分肯定其成就和创造性，分析其中出现的错误及原因，同巴枯宁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消除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的行动纲领，并为之提供了理论上和斗争策略上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就马克思对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力所作的评价那样：“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18} 这些优秀人物在紧要关头都向马克思请教，而且总是发现马克思的建议是最好的。所以恩格斯指出：“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19} 而马克思所起到的这种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作用，正是建立在他这种注重改造世界、运用革命理论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4. 忘我的生命奉献：“红色”道德情操的人格映射

“红色”道德情操是红色基因中能够彰显忘我的生命奉献，形成无私、牺牲、友善、诚信、谦逊诸道德品质、高尚情操和优良人格，凝聚、生成巨大社会正能量的遗传要素。由于在马克思遗存的各种类型的文本中，书信文本最为贴近他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因而也就能更为直接、生动地反映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更为真切地呈现出他的伟大的人格魅力。例如，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致威廉·布洛斯的信中就曾写道：“……我‘不生气，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20} 并特地对此予以了举例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21} 还就此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22} 从这些书信话语中，可以真实感受到他看淡声望，厌恶个人崇拜，反对迷信权威，忘我无私的道德品质和个性人格。马克思珍惜生命的每一刻，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争名夺利上，而是更多地将自我的生命倾注于共产主义事业上。为了完成《资本论》巨著，他不得不克服身体的病痛和家庭的贫困。他在信中感叹说：“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左腰部的毒痈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23} “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成我的著作。”{24} 尤其是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建构，马克思甚至忘却了自己和家庭的各种困境。比如经济生活方面的困境，很多时候都要靠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主动过问和及时接济。这从他与恩格斯的诸多来往信件中可以得到清晰的显示：“亲爱的摩尔：我正想问你‘储备情况怎样，今天恰好接到了你的来信。附上30英镑支票，你可以像往常那样去兑取。”{25} 翻阅马克思的书信文本，那些忘我的生命奉献的话语，映射出他熠熠生辉的崇高人格，不禁令人肃然动容。而诸如此类，也正是“红色”道德情操在马克思书信文本中的原始存在状态。

二、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中国红色基因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核心要素的红色基因，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领会和把握这一内在的逻辑关联，可以更为系统地揭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生态的红色基因到完型态的中国红色基因的生成、发育、演进过程。

1. 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是中国红色基因的原生态呈现

马克思的书信文本群富含有诸多红色基因遗传密码的信息元素，是孕育红色基因的大量遗存文本群之一，也是中国红色基因生成不可忽视的原土。因此，系统地考察红色基因，就必须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深层地透视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中国红色基因之间的遗传密码元素。第一，马克思书信文本中所表达的“全人类解放”的大量原初信息，集结为“红色”理想信念的遗传密码，具有一种朝向光明的目标引领作用，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输，在旧中国这片贫穷、衰弱、残破的国土上，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正是基于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从旧中国的独特历史境遇中，高举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奋勇前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的光辉普照之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筑梦、追梦、圆梦的奋斗史。可见，马克思书信文本中所呈现的原生态的“红色”理想信念，应是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向完型态转换的、具有目标引领作用的红色基因遗传密码元素。第二，马克思书信文本中的大量原初信息，传输出一种原生态的思想批判和理论建构精神、勇往直前的革命的战斗豪情，不畏艰难险阻、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内驱力量。这些“红色”革命精神的遗传密码元素，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输，催生出中国红色文化精神的血染風采，凝聚了巨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激发了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革命精神和斗志。因此，马克思书信文本中所呈现的原生态的“红色”革命精神，应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境域中向完型态转换的、具有精神内驱力量的红色基因遗传密码元素。第三，马克思书信文本中留下历史印记的积极的政治行为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一种“红色”革命实践的原生态的典范。正是在这种“红色”革命实践的典范作用之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努力进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马克思书信文本中所呈现的“红色”革命实践的原生态典范，应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境域中向完型态转换的、具有实践行为指导作用的红色基因遗传密码元素。第四，马克思书信文本中的大量原初信息，传输出忘我、无私、牺牲、友善、诚信、谦逊等道德品质，是“红色”道德人格的原生态的表率。正是在这种“红色”道德人格的表率作用之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言行甚至生命诠释和阐扬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道德人格。因此，马克思书信文本中所呈现的“红色”道德人格的原生态表率，也应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境域中向完型态转换的、具有道德表率作用的红色基因遗传密码元素。由此可见，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完全可以视作中国红色基因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原生态呈现。

2. 中国红色基因是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的中国化接续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一个中国化对接、转换和发展、演进过程。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作为注入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也必定有一个中国化接续过程。因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境域中，如果此类红色基因未能传承，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会由“龙种”蜕变为“跳蚤”，何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接、转换？如果此类红色基因未能开新，马克思主义就会窒息而失去生机活力，又何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演进？因此，系统地考察红色基因，就必须深刻揭示和正确把握中国红色基因对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的中国化接续。比如，“为人民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等理想信念要素，凝练了中国红色基因的理想信念特色，展现出其理想信念的人民主体性，形成了其理想信念的为民理念，可以说正是对马克思书信中基于“全人类解放”的原生态“红色”理想信念的中国化延展；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一系列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正是对马克思书信中大量信息所传输的原生态“红色”革命精神的中国化弘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伟大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一个个辉煌的成就，正是对马克思书信中留下历史印记的原生态“红色”革命实践的中国化彰显；而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所展现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也正是对马克思书信中原生态“红色”道德情操和人格的中国化演绎。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之下，加强红色文化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从红色基因的流转衍扩中，揭示红色基因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地认知、理解和把握红色基因在不同时期、不同境域存在的本体特质和形态特点，尤其是要准确地认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与中国红色基因的既传承又演进的辩证关系，既要推动红色基因与时俱进地汲取人类文明丰富的新生命元素，使之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新的生态环境，不断增强其生命活力，又要谨防红色基因的退化与突变，以确保红色基因的先进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色。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卷说明”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8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451、452、242、242、290、290、290、290、290、129、129、130、51、467—468、468、422、422、422、234、423、488页。

作者简介：江峰，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黄石，43500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