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基本方式

王金黄 邹建军

摘要：从文学地理学理论出发，探讨世界文学的区域构成形态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很有必要。世界文学以地方文学为区域构成主体，先后经历了发源地形态、文学圈形态和文学区形态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地区文学、地方文学与区域文学共同组成了文学区形态的三级结构体系。同时，各个文学区域下的地方文学相互交流，彼此借鉴，构成多元并存的共时形态。

关键词：世界文学；区域形态；文学区；地方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80-07

“根据雨果·迪塞林克（Hugo Dyserinck）和曼弗雷·S·费舍（Manfred S. Fischer）的《国际比较文学史及理论目录》（1985年），在1884年至1982年间， 就有187篇以不同语言发表的理论文章涉及了‘世界文学概念”①，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发表于1980年前后。在1984年出版的英文版《文学比较理论》一书中，斯洛伐克学者狄奥尼兹·杜瑞辛从这些丰硕的思想文献中凝练和总结出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三名法”：“第一，世界文学是关于全世界的文学，以及作为各国文学史总和的世界文学史；第二，作为各国文学最优秀作品集的世界文学，因而是对于既有文学作品的一种综合概观，即‘经典文学、‘文学中的经典；第三，作为各国文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的或相似的产物的世界文学”②。以上界定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引起了广泛的回应。直到今天，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及其理论问题的探讨仍然在持续着。自2000年到2015年，仅在中国知网上以“世界文学概念”为主题进行检索，就得到130余篇论文，从近年数据来看，研究的总体态势还在不断壮大之中。除大量发表的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多种文集和专著，如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怎样阅读世界文学》，帕斯卡尔·卡赛诺瓦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等。与此同时，国际上各种大型的比较文学会议也都不约而同地把“世界文学”定为会议的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大部分的观点和产生的新理论都只是针对世界文学的第二层“经典”含义或第三层“媒介”关系来加以展开和延伸，比如杜瑞辛提出的“文学间共同体”、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莫雷蒂的远距离阅读等；而对于第一层“总体文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却鲜有学者问津，或因存疑而否定，或者有意绕开和回避，这就造成了研究方向上的主观狭隘和最终结论的琐碎与片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疑问和困惑。因此，笔者将从世界文学的第一层含义出发，同时联系第二层与第三层含义，进而分析和阐释其构成的历时与共时的区域形态，以求回应“世界文学如何存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作为一种抽象化的概念，世界文学要在现实之中具备可行性，它就必然会以某种特定的形态呈现出来，其构成形态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本文需要重点探讨的核心所在。此外，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是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亲缘学科，“两者的存在与发展是互相依托的，两者的研究对象有着某些交叉性，并且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即‘比较文学更加强化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更加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与方法展开研究”③；从比较文学学者纷纷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学术现象到国际性比较文学会议对世界文学议题的重视，无不直接地反映出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如果说世界文学自身的存在形式尚不明晰也不清楚，这肯定会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困扰，甚至有可能再一次陷入“生存还是死亡”的危机之中。由此可见，世界文学的构成形态问题不仅不容忽视，而且颇为急切，应该引起学人的深入关注。

一、世界文学区域形态的构成主体

在探讨世界文学的构成形态之前，搞清楚究竟谁才是区域形态的构成主体，这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现在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阶级文学”主体观。随着二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分别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1954年12月，古洪諾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进步文学观念，并据此建构起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新体系”④，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世界文学体系相抗衡。当时，中国学界受到很大影响，但没有全盘接受，在50—60年代许多作家、学者积极参与亚非文学会议，从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体系；直到现在，大部分国内编写的世界文学教材还在采用“东西二分”的主体模式。不可否认，东西文学主体论是一种关于世界文学区域构成形态的最简便最易理解的理论，它极大地减轻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的难度，又能够打破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神话”体系。但从实质上来讲，它与苏联的阶级文学主体观并无二致，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并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服务。东西方文学里的“东方”和“西方”看似是一对地理概念，实则是两大阶级阵营彼此观念斗争下的某种延续和政治隐喻；显而易见，这种认识完全与文学无关，更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文学的构成形态。第二，“民族文学”主体观。其产生与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和读到关于人类进步的消息，以及国际关系、各民族交往广阔前景的消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世界文学可能很快就会到来”。⑤ 他反复多次提到“民族”与“世界文学”两个词语，继而谈及两者的生成关系，“我们要重申一下，这并不是说各民族应当思想一致，而是说各民族应学会相互理解”，“只有各民族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才会发展”。⑥可以说，正是通过民族之间公开平等的借鉴、交流才催生出思想文化互生互融的多维反应，世界文学得以在民族文学彼此参照的关系结构中诞生出来。另外，歌德还充满乐观地预见：民族文学也一定会在更加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中不断发展与壮大起来，这就被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世界文学学者们所接纳和赞同，作为全球化浪潮下民粹传承的一根救命稻草。第三，“国别文学”主体观。即认为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的文学集合而成。这种观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里对世界文学做出的另外一番阐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 从表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像歌德那样谈到了“民族”与“世界文学”，但他们果断地认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原有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简单关系被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完全替代了；市场开拓的全球化与物质生产的世界性不断推动并促成着精神生产的世界化，而世界文学则在此之中产生，其构成主体只能是某个可以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提供有效保护和维持运作的政权组织机构，即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国家。因而，世界文学是以不同行政区域形态下的国别文学组织建构起来的。

纵观以上三种世界文学的构成主体，不论是阶级文学（包括东西方文学），还是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其产生都以前人的某种观点或理论作为依据，从而为自身的存在添加几分貌似合理的成分，但这并不等于揭示了客观真理，也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相反，我们应该从文学的起源以及文学发展的现实规律出发，重新回归和综合考量世界文学自身具有的三层含义，而不应该把百年前的思想或文献中留存的几句话语随便拿来放置在当前的语境下，毕竟日新月异，今日已非昨日；也不应该以“六经注我”的姿态，让众人的观点代替自己发声，这些只会距离问题的核心越来越远。据此，笔者认为构成世界文学区域形态的真正主体不是民族文学，也不是国别文学，更不可能是阶级文学，而是并且只能是地方文学。

第一，从词义和词性来看，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是指“全地球所有的地方”⑧，或者说是天地万物的总称，而地方文学中的“地方”恰恰与此呼应，指的是“地面、陆地、城市等的一部分”或者“空间的一部分”⑨，可以说，“世界/地方”与 “世界文学/地方文学”组成了两对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概念组合，共同反映出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区域的结构关系；而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中的“民族”与“国家”都属于历史范畴下的抽象名词，具有人类活动的阶段性特征，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世界”之义相差甚远。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或者把国家与民族结合起来，其意义所指也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第二，作为概念化的世界文学是抽象的，具有理想化的成分；而一旦到了现实之中，其构成与分布形态就不可能还是抽象的，只能借助某种具象化的稳定形式显示出来。相比于国家、民族、东方、西方的相对性与概括性，地方是绝对真实的物质实体。从历史经验的层面看，“国家的疆界往往是不稳定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往往也存在不断的流动与交融，而在整个地球上，以地理因素的不同为基础而构成的不同民族与文化区域，包括不同区域的特点则是相对稳定的”⑩，国别文学会随着国家政权的覆灭而消失殆尽，民族文学也会因为民族迁徙、屠杀而融合或消亡，但在特定地形、地貌环境中产生与孕育的地方文学却不会因某些群体意志或历史事件而发生转移，其稳定的形态使自身拥有了构建世界文学的区域功能。第三，地方是鲜活的，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地方文学则是每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载体，所有的地方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子集。从文学地理学来看，地方文学中的“地方”不是狭隘的地方，除了自然山川、风雨雷电之外，还应该包括居住在此地的人、物以及社会的风俗流变。因此，地方文学不仅承载了民族与国家两大人文地理要素，而且超越了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各自局限，从而使构建起来的世界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无所不包的“世界”文学。第四，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他的地理基因与地理经验是天然的，一生无法消除；而民族情感与政治信仰却是后天的、人为的，可以通过暴力、教化、混居等外力手段加以消除、改变和扭曲。进一步来说，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宝贵的思想无不是受到天地万物的启示与感召而产生，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无法回避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而地方的独特性又能为作家源源不断地供给创作的灵感。联系起世界文学的第二层含义——“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歌德认为“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 奉它为模范”，每个地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最终都将汇集成经典文学。所以说，地方文学的主体地位是阶级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都无法取代的。

二、世界文学区域的历时形态

所谓世界文学区域的历时形态，是指从古到今，世界文学自身发展与变化的全息动态图景，以及从无到有、世界文学的前世与今生之间构成的内在紧密联系的体系和规律。在它作为概念被提出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并驾齐驱，不论是歌德还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存在着一个认识和思考世界的共同基础，“那就是循着西方古典哲学和逻辑学范式分析的路子， 把世界作为一个沿着时间单向度往前、历时性、进化论式发展的存在整体来理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更加复杂多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经典扩容、文学史加料、外国文学课程中非西方章节的添加， 以及类似的学科框架改良”来加以理解，而是应当在“把握当下多元文化世界特征的基础上， 去重新认识世界文学的观念和存在形态”；也就是说，在集中探讨世界文学理论问题时，第一步要先弄明白其构成的历时形态如何，只有掌握来龙去脉，才能知道前因后果，再去分析和思考世界文学现状及其相关难题时也就比较容易着手，而不至于陷入妄论。

实际上，关于世界文学的历时形态已有学者论及。早在1886年，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就对此做出过详尽的阐释，他认为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起源，即“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彼此之间独立成长，没有发生相互的影响，而世界文学的精神和特质则是从这些民族文化里浓缩提炼而来。根据他对世界文学发展的观点，文学与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同步，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渐变过程。这些都是可以认可和接受的，也值得借鉴。但在书中，他按照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顺序，分为“氏族文学”、“城邦文学”、“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四种不同阶段的文学，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第一，氏族是人类学概念，城邦是政治学概念，民族既是民俗学概念同时也是人类学概念，故而氏族文学、城邦文学、民族文学三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不在同一层面和同一范畴，放在一起并不合适。第二，民族文学出现于世界文学之后这根本不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民族文学的出现远远早于世界文学这是人所共知的。第三，以城邦文学来概括当时的世界文学并不合理，城邦为希腊文明所特有，对于以刀耕火种为主的东亚和美洲地区而言，村落与庄园才是其主体；此外，把欧洲列强的宗主国文学和各洲殖民地文学归纳在一起称之为“世界文学”，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波斯奈特的划分不可避免地有着其所属时代的局限性。相反，从文学地理学理论出发，不单可以规避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干扰，且能更加客观科学、探本溯源地揭示世界文学的区域历时形态。

笔者认为以地方文学作为区域构成的主体，世界文学的历时形态呈现出散点分布的线性发展特征，它先后经历发源地形态、文学圈形态与文学区形态三个阶段，即由发源地文学到文学圈，再由文学圈到文学区的逐步演进过程。经过考古发掘和碳14同位素鉴定，许多古代遗失的文明得见天日，而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有了更确实可靠的证据和资料，大体上分布在亚欧非地区的三个中心区域，“尼罗河河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间地带、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亚地区及其中心印度河流域；东亚地区及其中心黄河中游地区”，“第一区域开始形成文化—历史生活为时最早，在公元前4000年；第二区域稍迟，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交；第三个区域更迟，在公元前2000 年”。虽然这些区域的文明在历史上开始与活跃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均是所属地域文化以及周边各民族文化的发源地。除了上述亚欧非三个中心区域的5个发源地之外，还有许多影响较小或者昙花一现的发源地文明，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等等。从卫星地图上看，可以发现没有一处文明不是发源于大江大河、大山大川。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和丰富多样的地理资源诞生了形态各异的文明，而在各个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文学，也必然“与人类早期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可以说“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由此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由各地方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而形成了所谓的世界的文学”。所以，笔者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发源地文学，此处的“发源地”不仅指某一地域的起源文明，同时也暗示着山川河流与文学雏形的天然关系，比如黄河文学与长江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它们又与尼罗河文学、两河文学、印度河—恒河文学等诸多发源地文学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史前形态，播下了世界文学的种子。但是，这些发源地文学是各自独立的，覆盖地区有限，且相互之间没有交叉影响，即使发生了影响也大多限于两个发源地文学之间；这个阶段的文学尚未独立，题材和形式也不成熟，属于世界文学历时形态的胚胎期或萌芽期。随着发源地文明力量的逐渐壮大与不断扩张，世界文学开始进入到文学圈时代，并在14、15世纪大航海时代达到顶峰。此时，世界的轮廓在人们的眼中显现出来，人类能够生存和所能触及的地域面积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而呈点状分布的发源地文学也随之向四周辐射，衍变成了面状分布的文学圈文学。在亚洲，就“有三大文学圈：东亚地区的汉文学圈、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文学圈、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学圈”，而且“这三大文学圈既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相互关联性与相互重叠性”。从源头来讲，汉文学圈是从黄河文学与长江文学两大发源地文学交汇融合而来，印度文学圈的前身是印度河—恒河文学，伊斯兰文学圈则是两河文学的发展。当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们分别消融與吸收着不同地方的文学特色，为自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文学圈文学不能完全等同于之前的发源地文学。在地球的另一端，美洲、澳洲和大部分非洲地区，由于沦为英、法、德、意等帝国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发源地文学或是遭到毁灭，或是被迫成为欧陆两希文学圈的附庸。由此可见，文学圈时代是文学扩张的时代，是在发源地文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管是从地域版图层面还是文学主题、结构、审美与思想的相通性和稳定性来看，世界文学的模样都正在反复重组之中。

接下来，需要重点谈及的是文学圈向文学区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是世界文学概念、理论与世界文学图景出现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和前一个转变有着根本的不同，值得仔细辨析来加以区分：就发源地形态向文学圈形态的过渡阶段而言，首先，这个过程是显性的，往往伴随着政权疆域的扩大或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因而是可见的。其次，发源地文学与文学圈文学在传播轨迹和扩张诉求上是相同的，发源地文学紧紧围绕着该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进行一系列的创作、阅读，同时向四周地域不断开拓和发散；文学圈文学则以某一地方文学为主流，以武力强迫或政令教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促使着文学圈内的周边地区接受和仿效，并向更加偏远的地方推广。即使周边地区有着自己的地方文学，但从文学的体裁到文学的语言方式，从艺术化的审美理想到最终价值的诉求，仍旧无法摆脱中心地域文学的巨大阴影和烙印，且作为前者的地方变体而存在，如汉文化圈中的日本汉诗与朝越汉文等。相对应的，文学圈向文学区的转变过程是隐性的，不可能是显性的，因为世界上的地方已被开放殆尽，所变化的只是文学地域分布的局部调整以及地方结构关系的变化，文学的双向互补一步步取代着以往单向度的文学输出。因此，文学圈形态与文学区形态在本质上有了根本的区别，一个是强势的地方文学趋于圆形化的封闭自足，另外一个是各个地方文学的觉醒和独立形成不规则图形化的开放自由。如果说文学圈形态是世界文学的形成期，那么，文学区形态则是世界文学的成熟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是脱胎换骨的蛹化成蝶。17、18世纪恰值这一时期，歌德通过搜集和记录大量文献资料，从当时亚欧各国文化交往与文学现象的蛛丝马迹之中发现了世界文学的奥秘，所以他才大声疾呼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三、世界文学区域的共时形态

按照上述对历时形态的划分，当今的世界文学正处于文学区形态。具体来说，该形态的共时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以地方文学为主体，地区文学、地方文学与区域文学共同组成了文学区形态的三级结构体系，直接呼应了世界文学概念的第一层含义，是世界文学区域共时形态的基石。而西方的多数学者往往从第二层“经典文学”含义出发展开描述，比如达姆罗什就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整套规范了的令人难以把握的经典作品，而是一种传播与阅读的模式；它不仅可以适用于个体作品，还可以适用于整个文学范围；既存在于对原有经典的阅读里，也存在于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品的阅读中”；或者像詹姆逊那样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进行释义，认为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知识界网络本身”，“思想、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新的模式”，“在歌德看来，真正新颖的有历史意义的事物乃是人们如今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他国异地的思想环境并与之沟通，为此他创造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同时将世界文学的本质仅仅限定为一种可供交换的媒介作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就某一层面的理解来说无可厚非，但在整体把握上，他们忽视了世界文学本体（即地方文学）的物质属性，毕竟世界文学既不可能只是一列书单，也不可能作为一种虚拟的通讯网络而存在，所以，只有揭示出来世界文学的现实特征与形态分布，这些见解才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否则就像脱水之鱼。作为构成世界文学的区域实体，地区文学、地方文学与区域文学的划分可以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在说明三者的关系之前，需要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辨别和解释。不管是地区、地方，还是区域，都属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文学、地方文学与区域文学则属于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范畴，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承载并彰显着某一地域的地理要素和人文风貌。所谓地区，是“地理学中常用的地域单位，在地域概念中范围最小的单位”。就地区文学来说，可以是武汉文学、南阳文学、洛阳文学、常德文学，也可以是鄂西北文学、豫东南文学、苏杭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相对应地，地方“它是最高级次的土地分级单位”，“地方的空间范围较大，结构形态相对比较复杂”；就地方文学来说，一般是指以某个地域为界的国家或民族文学，如中国文学、日本文学、藏地文学（指藏族聚居区的文学）、蒙古文学（蒙古族聚居区的文学，地域上包括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国）。但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些积贫积弱的国家经常发生动乱，由于党派利益的争端，在2011年南苏丹从苏丹王国分裂独立出去，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不能说因为南苏丹的成立就可以称该地文学为南苏丹文学，这是武断的；任何一个地方文学都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这恰恰证明了国别文学主体观的荒谬，因此南苏丹这个国家的文学还是属于原来的苏丹文学。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探讨，像湖北文学、江南文学、齐鲁文学是地区文学呢？还是地方文学呢？现在国内各省的作家与学者们也多以“某某地方文学”自称，这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结合汉语语法的实际应用情况来得到印证。在日常生活话语与政令专文的书面话语中，地区的使用有着很大的差异。往小处说，可以是武昌地区、洪山地区；往大处说，有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京津地区、湖北地区；而不能说华北地方、两岸地方、洪山地方。可见地区的应用范围远远超過了地方一词，但从地域单位上来看又小于地方。由此得出在武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湖北文学或华中文学均属于地区文学范畴。相比之下，区域文学没有太大的歧义，它“是指若干民族和国家文学形成的集合体”，“由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联系，而使某一地域内的各民族文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这就形成了‘区域文学”，其形成是“‘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之间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结果”。以亚洲为例，就包括了东亚文学、西亚文学、南亚文学、中亚文学、东南亚文学以及东北亚文学等六大区域文学和文学区。按照七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上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可以做出科学而细致的划分；除南极洲之外，各大文学区的区域形态共同呈现出世界文学的现实存在。一般而言，区域是“为研究、判别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特征而在地球表面按一定依据划分而成的各个部分”，作为地理概念的区域，“通常可分为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两大体系。前者又可分为地貌区、气候区、水文区、土壤区、植物区、动物区、综合自然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各种不同类型；后者也有行政区、综合经济区、部门经济区（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等）、宗教区和语言区等不同类型之分”。这些类型几乎全部涵盖了区域文学构成所需的基本条件——地域、政治、宗教、语言、经济、文教等，并以此使得各个地方文学具有了区内的相对一致性和区际之间的差异性，其中，地域因素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各个文学区域中的地方文学相互交流借鉴，多元共存。这和文学圈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学圈内的各个地方文学产生频繁的联系，尤其是与圈内占主流地位的中心地方文学交流更为密切，学习得更多；比如汉文学圈中的日本文学多次向中国文学取经，形成亦师亦友的文学关系，也和同一文学圈内的朝鲜文学、越南文学、蒙古文学等保持着文学上的联络。可以说，地方文学在各自所属的文学圈中彼此补充，自给自足，无意与其他文学圈发生交往，甚至在某些时期是充满敌意的排斥态度；即使偶有文学交往，也多数为渐近而缓慢的被动影响。但是处于文学区形态下的各个地方文学，并没有门户之见，也没有主次之分，只要是优秀的就可以拿来吸取，最先出现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迅速在全球兴起就是最好的例证。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 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特别是在“80 年代和90 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日程”。而本土文学，即文学区形态下的地方文学也都越来越开始有意识地发掘、保留并放大自己的地方特色；每一个地方作家也都以地域的独特性来形成和标榜自己的创作风格。同时，得益于世界范围的文学阅读、文学传播与文学翻译，让各大文学区之间的交往消除了物质和语言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具有了一种文学生产、流通和阅读的新型方式；反过来看，各个地方文学的互通有无也更加促使了这一重要媒介意义的凸显，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今天的“世界”是在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与海外殖民扩张的完美结合下诞生出来的。如同每一个时代都会拥有自己的世界观一样，现代学者也都在汲汲寻求着与当今生活环境相契合的世界本体理论。在1974年，美国出版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了一场关于世界体系理论化的浪潮。他所倡导的“世界体系分析法”把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内在经济联系，又凭借各种制度相互平衡制约的体系结构，并以此来考察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同时，将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网络之中，依次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三层结构，彼此处于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其中，“不少西方学者应用了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等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展示了欧美学者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图景”，比如弗朗哥·莫莱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他们眼中，“近代以来，世界文学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即一体化，原先独立发展的文学逐渐被征服、同化，演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世界文学体系”。继而，关于文学全球化与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论调甚嚣尘上，但这些不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阴影下的一种迫害妄想症而已。首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来的，有着特殊时代的针对性，诚如他自己所言：“它本身是对当时在各类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主要是60年代似乎要支配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 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21世纪的国际局势更加不可预测，其理论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还有待检测。其次，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经济、社会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观点必须有所取舍，不能完全套用，否则削足适履会适得其反。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实现的今天，政治一体化尚未出现，世界文学一体化更加无法实现。只要还有地方的存在以及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存在，世界文学的趋同之势就会停止；而且借助全球化的媒介平台，地方文学之间彼此融合，获得新生。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经济现象”，但是“‘世界文学就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所向无敌的情况下形成的”，“在强势国家中，舆论偏重于对主流思潮的殖民主义及其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对于弱势国家来说， 则引发了对民族主义的再认识”，最主要的是引起对各自地域的文化特性和基因属性的重视。因而，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观点体现了一种与地方化、民族化决然对立的思维模式，简单而粗暴，应当加以否定。作为文学区形态下地方文学的结合体，世界文学是在自由、平等的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体化纵然不会出现，但作家们却可以视其为一种对文艺创作的有益警示。

关于世界文学区域构成形态的探讨是必要的，也是任何一个文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这样的探讨也存在着相当的理论难度。韦勒克等人曾就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做出精辟解读，认为从名称上看“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但“其实歌德并没有这样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学界对此颇为赞同。然而，作为“综合体”的世界文学，如果仅仅存在于每一位学者的脑海之中，就只是一个过于抽象的“乌托邦”，那么与此相关的诸种问题，也就无从下手，而所謂“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世界文学是一种媒介”很有可能沦为一个个真正的伪命题。即使把世界文学看作国家文学或者民族文学简单相加而成的混合物，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和帮助，反而把文学等同于一种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叠加。只有返回世界文学的地理起源和地方本质，才能发现它得以存在的构成主体，以及不同形态下的具体特征和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没有世界文学也就没有真正的比较文学。1997年，教育部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调整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引起了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上的困惑和争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从历史层面来说， 比较文学学科正是由于世界文学观念的建立与人们将整个世界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而出现的”。 厘清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构成方式，不但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文学观念，而且可以保障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期为中国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结构。

注释：

① 马立安·高利克：《世界文学概念、比较文学以及建议》，胡荣译，《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② 马立安·高利克：《论1992—2015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牛忠光、刘燕译，《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

③ 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④ 刘洪涛：《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两次实践》，《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

⑤⑥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辑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5页。

⑧⑨ 董大年主编：《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74页。

⑩ 邹建军：《文学史的构架与叙述方式问题——“重读〈世界文学史〉笔谈”主持人语》，《世界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陈跃红：《什么“世界”？如何“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

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9页。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史》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74页。

邹建军、张三夕：《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长江学术》2015年第4期。

王向远：《论亚洲文学区域的形成及其特征》，《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所引内容系笔者自译。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48页。

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5—516页。

王向远：《试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刘洪涛、张珂：《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评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法的第二阶段》，梁光严译，《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

钱中文：《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

邹建军、杜雪琴：《以世界文学为基本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金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