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试论五四反传统的歧义性

时间：2024-05-07

摘要：五四时期反传统者并没有脱离传统，呈现出复杂的歧义性，不但反传统者使用的武器是传统的，而且在反传统过程中还促进了传统的现代性研究。究其原因，可以从中西两方面来探析，近代救亡的功利主义心态使反传统者处于时代的紧张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观察视角以及生活经历都制约着反传统的步伐，使反传统依然呈现出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复杂的裙带关系则为理解五四反传统提供了另一个新视角。另外，西学的多元性选择、西方文化的两面性、西方破产论和西方思维的二元思维范式都让五四反传统呈现出多歧的复杂性，也使反孔批儒者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关键词：五四时期；反传统；歧义性；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96-06

一、反传统的歧义性表现

自从林毓生的全盘性反传统①观点传到国内以后，原有的一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似乎找到了知音，五四运动是全盘性反传统的观点很快在国内学界流传开来。笔者认为这实为对传统的一种误解，至少也是不准确的理解，是五四运动后部分学者、政界人士和当时的参与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解释和回忆中形成的偏差，这种认识“一开始便是带着不承认一切的倾向”，“将婴儿和浴汤一起倒出去”②。反传统者言语看似激烈，但他们自身却没有摆脱传统，在相当多的方面甚至还成为传统的载体。根据郑大华的研究，反传统的种种困难，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反儒批孔者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第二，反儒批孔者所使用最多和最得心应手的武器还是他们最熟悉的传统；第三，反儒批孔者对西学的理解受中国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第四，反儒批孔者既要学习西方，拥抱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恋于传统的价值，无法完全从传统的网络中冲破出来；第五，反儒批孔者为了更深刻地批判传统，也在发掘传统，整理传统③。郑大华的分析抓住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反儒批孔者的心理，可谓有理有据。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包含历史沿袭和沉积的一面，也有不受人任意割舍的一面，传统内部的某些活的精神已经在长期的历史中孕育于人的言行，沉淀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五四批儒者如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尽管大都出洋留过学，接受过西洋现代教育，但他们最熟悉的还是儒学，因为这才是他们从小接触并深深烙于心底的东西，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其影响和制约。因为了解深，批判才会透彻，所以他们的反传统言论最值得人深思。

根据许纪霖的研究，五四反传统的现实屏障有四个：“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方破产的冲突；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选择的冲突；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向东方的冲突；实现民族救亡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冲突。”④ 许纪霖的矛盾分析法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实为“创造新文化的急迫历史需求与新文化创造所必需的历史前提不成熟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⑤ 五四时期随着政局动荡的加剧，这种矛盾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并不断刺激着五四学人，使他们在困惑中摇摆不前，也使五四反传统表现出多歧的复杂性。张灏看到了反传统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象；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象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⑥ 张灏的分析精辟入理，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学人的心态，而且也反映了现今人们的困惑，可以说，自中西文化交流以来，这种矛盾一直存在，并且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面对着艰难的时代，既然感觉传统文化无法应对，就难免把期待一股脑儿寄托在西方，希望在西方找到一枝神棒，一种仙丹，神棒一挥，仙丹一吃，中国的苦难和问题都可烟消云散。”⑦ 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少有人能耐下心来进行细致的梳理，干脆以暴制暴，大棒一挥，仙丹一吃，这实为面对矛盾的矛盾心理，表现出反传统者的传统情节。

反传统者反儒批孔的武器也有相当部分是传统的，如儒学异端，诸子百家学说等，只要他们认为有用，都拿来当作批判的武器，如吴虞批判儒家礼教，使用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传统思想，包括老庄道家，魏晋玄学，明末李贽思想等。吴虞曾反复强调自己攻击儒学的言词“都是我们古之人所讲的，不是我杜撰的”⑧。这体现了吴虞批判传统的传统延续性。反传统者的思维方式也是传统的，张灏所说的“一网打尽”的方式按照林毓生说法，还是有传统的影子，“主张根本解决的方法仍是传统中借思想文化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正本清源的方法”⑨。反传统者的另一个武器是西学，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学说都是他们的武器，但他们在使用这些西学理念时仍然跳不出传统的框架，以科学为例，由于受传统“道高于器”思维的影响，五四学人理解的科学并非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一种方法论，即科学主义，根据郭颖颐的研究，中国的科学主义主要有两种形态：“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者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⑩ 在近代中国这两种科学主义方式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重建一种涵盖一切的信仰，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和宇宙的范畴。这样一来，具体的科学知识，科学的最初价值反倒被忽视，所谓科学成为一种涵盖各个文化层面，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论，最后甚至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价值体系，科学的启蒙价值也因此而大打折扣，进入了一种似曾相识的误区。新文化派的这种批儒的差异性，除了上述所说的生活经历，还有在实际中他们思想对手的不同以及各自的学术继承，反传统者联盟内部的差异程度绝不亚于同孔教派的分歧。五四的多歧性不仅表現为不同的学派，而且存在于同一学派内部的各个分支。具体探讨这些差异，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政治意义也非同一般。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下走，五四的意义远非常规课本中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学术上，伦理和文化交流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反传统者表面上反传统，实际上却变相的促进了传统的发展和现代性的研究以及多元化倾向，如反传统的批判理性、主张根本解决的方法、反传统所借用的资源诸子学、佛学等都是传统的，这体现着传统具有不受束缚的开放性。正如胡适所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胡适的话语暗含两层含义，批判传统和整理发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而他又提出了一套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来胡适又提出了自己的十六字方针：“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寻求从传统中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胡适先后对先秦诸子学、红楼梦、禅宗、墨学等展开研究，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胡适相同，鲁迅对传统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近代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从胡适、鲁迅等研究传统的成绩可以看出，五四学人以反传统为出发点而研究传统，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的现代化，并开启了以多元主义视角审视传统、理解传统的先河。

二、五四反传统歧义性之原因分析

1. 功利主义心态

五四时期反传统者否定一切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信仰危机，反而使得这一危机更加严重。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众多的，根据欧阳军喜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对象也不是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 这与龚书铎的观点较为接近，“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儒学，尤其是它的核心礼教”。这种层层剖析体现了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不仅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也使人们看清了反传统者不理性的深层根源。然而问题又来了，说五四反儒学不实，反礼教准确，但礼教又是儒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礼教主要体现在以忠、孝、贞节为基础的三纲，强调尽忠尽孝，特点是具有人身依附关系，中国的政治、法律、风俗等大都是从中演绎出来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也大都来源于此：一方对另一方的无理压制，且具有绝对性，而被压制的一方则慑于权威盲目服从，也具有绝对性。这些旧礼教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学，说反礼教而不反儒学似乎是个笑话。儒家的很多思想都和礼教密切相关，说只反礼教而完全不牵涉儒学的其它部分这在理论上是不合逻辑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不现实的，五四学者有的将其从儒学中抽出，视为糟粕，有的将其归之于旧道德而予扫除之，体现了思想上的混乱性和心理上的急切性，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被抽空后的儒学其它部分如超越性的道德基础、义利之别等是否就是儒学的精华，而被弃之的以忠、孝、节为根基的礼教是否就一文不值，尤其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更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教育我们思考儒学包括礼教时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五四以前千年时间礼教都为历代统治者所支持，恰在五四时期出现这么大的争论，不能不让人思考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民初，以康有为、严复为首的学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一唱一和，都在利用孔子达到自己的目的，1912年康有为成立孔教会，后孔教会成员又向当时的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更是看到孔教有利用價值，大加提倡，可以说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在舆论上利用了孔教的忠君思想，五四反儒批孔者很大一部分正是看到了孔教与帝制的关联才提出激进言论的。陈独秀曾就此指出，“学理而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为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礼教而必欲破坏之也。” 进而陈独秀又指出，“我们反礼教、并不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 陈独秀不反对孔子本人的言语同欲破礼教的观点矛盾冲突，体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学理的世俗性。总的来说这种前后不一的反孔批儒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即袁世凯、张勋、康有为等对儒学的利用。可以说，当时的反儒非孔言论，在现实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些事件而发的。由于现实的需要，五四学人在反儒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又由于现实的需要，对儒学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解释，这种基于现实的取舍是否是对儒学的认真分析和冷静思考？恐怕未必。现实需要的功利主义，满足于一时的实用主义，其结果肯定是形式主义，疏于做深刻反思。从这一路径出发，无论是肯定传统儒学还是批判封建礼教，都会流于形式，反儒者在显性意识上提倡科学与民主，在潜意识层次上却依然走着儒学的老路，保守者虽在各种场合为儒学唱赞歌，并畅言要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但他们却不得不正视西方的一切，这也就是为何五四时期的保守者不同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守旧者的缘故。这种形式主义、功利主义交织地认识思维使得五四知识分子最终陷入了困难，批儒者和倡儒者都分别从儒学中抽取一些东西来批判另一些东西，为达目的，他们又人为的解释儒学。如李大钊认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的解释和陈独秀如出一辙，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出发，或将孔子视为礼教给予批判，或将孔子本人与传统的偶像权威进行细致区分，看似对儒学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实则体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融下内心的紧张性，功利主义的心态随处可见。

2. 生活经历不同引发的学术偏向

五四反传统者由于生活经历的千差万别，遭遇的不同，所展现出来的视角也不尽相同，批判礼教的重点更是独特迥异。他们这种批判在大方向上具有态度的同一性，但在具体执行中又表现出细微的差异性，体现出反传统的复杂性。陈独秀自幼丧父，成长环境并不好，更多的表现出愤世嫉俗的特点，在其早年就不时有反清言论和举动，他对礼教的批判显得肆无忌惮，尤其是在以忠孝为基础的尊卑等级观念上，更是显得迫不及待，认为这是愚民的工具，欲除之而后快。在言语上，由于陈独秀具有文学家的特性，文笔细腻，感情充沛，展现出来的基调较其他人显得更为激进，认为“这是引出其他各种德行的元德，有了孝，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度最重要的等级义务。” 将孝与官僚制度连在一起，有挖封建制度墙角、秋后算账之意。胡适的批判重点在贞节上，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一环，由于从小的儒学教育，加上国外留学培养的绅士气质，胡适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温文尔雅，在实际操作中，胡适强调方法和效果，以杜威实验主义为根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这与陈独秀视儒学为哲学，主张中西嫁接是明显不同的。吴虞成长于内陆四川，传统的家族等级观念对其影响很深，因而他对礼教的批判另辟蹊径，将重点放在孝和家族观念上：“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 这种由天地至君臣至父子至夫妇至官民的演进逻辑，落脚点为家族，目标实为专制。

以上学者批判侧重点各不相同，不能单纯的从学术角度来论述，生活经历的差异也为我们理解这些不同提供了新的视角，生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所见所识是不同的，认识不同所导致的学术偏向肯定千差万别。

3. 观察视角差异产生的不同认识

在五四这样的多元时代，反传统者的激进言行并非单线直进，而是分层化约，站在不同立场，以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从精神方面来看，反传统者继承了中国的人文宗教传统，如胡适的三不朽，陈独秀、李大钊的民族大我主义；从学术角度来讲，激烈反传统是对传统进行了中西比较、客观分析，从而得出了传统的负面是整体性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企图扫除各种二重三重思想，以达成一种趋新的一重思想，救亡时弊，这无意中又落入了他们激烈反对的统于一尊的传统；在政治方面，反传统者以帝制复辟为依托，反孔批儒，希望达到政治救亡的目的，但很快却转向了社会改造，因为动员的对象涉及到了底层民众，但这种社会改造又是乌托邦式的，不具有科学性，如工读主义和新村主义等。体现了政治的紧迫性和时代的混乱性。伦理层面，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以建立新国家，这还是传统中将政治归结于伦理的内圣外王伦理模式的现代翻版，反传统者这种对待儒学的方式既非肯定也非否定儒学，而是处于一种半肯定半否定的形态。从社会学意义来看，由于物化原因，新学人所倡导的西方思想和理论不可能割断他们与旧习俗、旧文化的多层次联系，在相互交融的矛盾体中，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生活的西约与中俗同在，新与旧在矛盾中杂处而相互纠缠，并由此引发了思想界普遍的位置错位和角色倒置的现象。

三、西方文化多元性冲突导致的反传统困境

1. 西方的两面性特征

西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矛盾体，具有双重身份，文明与野蛮，启蒙与战争都是西方的形象，五四时期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分歧和争论，都与西方的这种两面性有关。在现实生活中，西方对内文明，对外野蛮，他们的这种两面性具有导师与强盗的双重角色，五四学人为应对困局，摆脱困境，不能不屈膝向导师学习，另一方面为了民族独立，走向富强，又不得不与强盗周旋。西方的这种两面性使五四学人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对于这两张面孔，五四学人实行了选边站的策略，各抱住了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并以此来阐述自己的立场，激进派如胡适等人更多看到了西方天使的一面，认为西方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出路，中国要富强，除了虔诚的学习西方，别无他途；沿着这一路径，激进派猛烈的攻击中国传统，反孔批儒。守旧派如康有为等则认为西方文化会导致中华文明的丧失，主张建立孔教会，以儒家文化重建中国的文明；这里所说的儒家文化是他们所理解的儒学精华，与单纯的孔学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他们的这种孔教提倡也不影响对他们所认为的儒学糟粕的批判，可以说这一背景下的反孔批儒又是另一番景象。还有部分学者徘徊于二者之间，主张中西交融，如杜亚泉等。而真正的西方是相当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二者相互纠缠，其中的驳论值得所有人深思，包括今天的学人，要了解这种矛盾体的根源，则必须从学理层次予以挖掘。

2. 西方文明的多源头因素

从文明的角度讲，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从民族形态看，西方又分为日耳曼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俄罗斯文明等，五四时期西方这些具有矛盾体的文化一股脑地传入中国，人性与野蛮相互纠缠，可以说浓缩了当时西方近二百年的现代性思想此时都汇聚于中国，五四学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选取了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些是矛盾冲突的，有些甚至是以对方为攻击对象的。例如胡適的欧美自由主义既批判了传统，又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攻击对象，同样，陈独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批判了传统，但同时又攻击胡适的自由主义观念，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主张实行新式独裁的德意志极权主义，“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实行新式独裁”。但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饱学之士，甚至是文化名流，都淡化了这些矛盾，同一阵营的学人选取的西方理论有可能是尖锐冲突的，但却为相同的目的服务，胡适以民主和科学为目的，选取了自由主义思想，陈独秀同样提倡科学与民主，但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同为西学阵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在这一过程中集学术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于一身，对西学的态度从崇拜转向了困惑。对中学的批判也从全盘否定转向了有所选择。

3. 西方破产论甚嚣尘上

到了近代，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意义层面西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在使西方取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内部的调整也不断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正义秩序的理解以及现代化实践的选择。当五四新文化人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之际，西方文明的深层次矛盾却暴露无遗，西方破产的呼声不绝于耳，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渲染的悲剧气氛，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政界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与新文化人虔诚地效仿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五四时期，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表面化和公开化，尤其是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对利益的追求，正在以一种非道德的属性，无视社会正义和人类福祉，不顾一切地追求私利，使得原有的良性秩序和公共安全都受到了威胁，财富与贫穷的两极化，权力的恶性膨胀，令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扭曲，为应对这种局面，各方势力都在自己可达到的范围内进行努力，以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免遭崩溃，然而，这种正常的保护在一个私欲膨胀、畸形扭曲的社会是很难有所发展的，尤其是在大危机面前，往往表现出损坏他人的特征。最终，近代经过扭曲战争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百年辉煌的历程后呈现颠簸前进的姿态，到了二十世纪初呈现出明显的两难境地。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步了。伴随着这一危机的加深，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思潮兴起并迅速席卷全球，这不仅严重影响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广泛地左右着保守主义和自由派等较温和的学人。

西方破产呼声的喧嚣尘上与五四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虔诚态度形成显明的反差，也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构成鲜明对照，到底该如何对待传统，再一次成为学人思考的话题。严重的思想困境使五四学人产生了进退两难的困惑。最终导致了五四学界的严重分裂。

4. 西方二元思维范式的困境

从文化特性和思维方式来讲，西方文化为二元理性范式，中国文化为一元整体结构，二元范式和一元结构的冲突使得中西文化在思考问题时不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也很难从西方思想中获取信仰资源，结果西方文化的冲击予以中国传统的是有破而无立，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旧传统不断被瓦解，新文化却建立不起来，文化出现严重的真空，文化的真空带来信仰的极度缺失，这与清末民初的乱局需要文化作为支撑形成明显的冲突，使得知识分子和政客都徘徊在无所适从的矛盾中，于是各种主张和思想应运而生，康有为的孔教、袁世凯的读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适的自由主义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马克思主义，彼此相互叫板。何以会出现这些争论？归根结底是西方多元主义颠覆了中国旧传统又不能建立新文明，继而五四反传统者有抛弃西学的多元主义而回归了旧传统的倾向，并企图再次以传统一元主义在新形势下建构新传统，结果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和现代、西化与俄化中徘徊不前，苦苦思索。如何应对，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都没有一个定论，因为现代的中国是不可能割断同传统的联系而完全认同世界的。从小儒家文化功底已经化约于新文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处世、接人待物无不烙有传统的印记，要彻底与之决裂已不可能，情感上也不允许。总的来看，西方文化的多元选择与中国传统的一元习俗之间形成的张力是绕不开的话题。西方的双重身份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政治的压力，还包括现实的无奈，在短短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要化解这种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五四学人于其中苦苦探索，却未能找到答案，进而陷入巨大的思想混乱之中。

5. 心理因素引发的前后不一

五四反传统表现出的困境，除了上述的表现之外，还应从国人心理方面找原因。特殊文化造成的特殊心理，使得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好面子，为了这些，有时可以表现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根据何友晖的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能单纯用知识或科技来判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认为社会现象的事实和原则不可能化约到个人的知识上来，这些社会现象是由众多单独个体所形成的关系组成，群体和社会团体合力而产生的结果，并独立于单独个体行为之外。单个的个人行为，也就是心理学层面的个人，一旦进入社会关系，也必然会被社会化。单个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又是不同的，单个的个人可以冷静沉思，反省自我，这属于心理学层面的，但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却不得不思前想后，在做事前必须处理好周围人的关系，这是前提。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这一前提尤为凸出，因为儒家实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学问，其核心思想的三纲和五常都与人密切相关，从这一理路出发，讲关系、拉关系成为中国社会特有的处世之道，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五四，具体地说是看看五四时期各种错综复杂、前后不一的矛盾，尤其是反传统的言行，这似乎不仅仅是文化的原因，心理作用也很重要，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五四学人尤其是反传统者不可能不知道，知道了依然猛烈攻击，在攻击中又表现的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这种矛盾在五四时期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应单纯地进行文化和学术分析，理智和情感都是人类内心世界的东西，无论强调哪个都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必须进行心理学解读。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者可以沿着这一思路去理解，钱玄同主张全盘西化，甚至提出要废掉汉字，从文化视角看，这是可笑的，但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钱玄同很有可能是在铁板一块的传统面前无从下手，才发出如此言论的，并非他就真的想废除汉字。当时中国的环境，只有全盘反传统，才能在铁板一块的传统面前打开一个缺口，如果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反传统，最终结果甚至不能在传统的水平面上激起一丝涟漪。

总体而言，五四学人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倒不是说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人际交往、高压的政治气候、传统的师承关系、难以逾越的家族裙带，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或单一或综合地影响着五四学人，使其在做事时不得不思前想后，为了顾全大局有时表现得言不由衷，说要反传统者未必真心讨厌传统，看似保守者在言行上又非常西化，胡适提倡文学革命，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面对母亲的包办婚姻也只能顺从，辜鸿铭整天拖著一条长辫子四处游荡，却能讲好几种西方语言，西学的造诣相当深厚。胡适和辜鸿铭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都有自己独到的思维，能冷静的思考，但他们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必须要考虑各种因素，理性不得不让步于社会关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胡适在大学课堂中的理性分析和在母亲面前的言听计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于不同环境中的差异表现体现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论，这是前提，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前提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得当的，有时甚至在一团糟中不得不仓促做出决定，等周围环境好一点，再对以前的决定进行修改。这种行为举止与思想上的不协调，更多的是现实的无奈，家族关系，裙带依附，甚至是面子都在影响着现实个体的言行，使其表现得言不由衷，前后矛盾。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差异，是我们理解五四反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歧义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注释：

① 林毓生可以说是全盘反传统的典型代表者，他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将五四定性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他认为反传统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过程，至五四时期形成了对传统的整体性反抗。林毓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影响颇大，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如何对待这些争论，或者说如何对其进行定性，任何单向的定义都是不科学的，多歧的复杂性应是较为准确的，因为这一时期五四知识分子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反传统的一面。

② 陈少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③ 郑大华：《“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兼与林毓生教授商榷》，《求索》1992年第4期。

④⑤ 许纪霖：《现实的屏障与“五四”反传统的中断》，《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3期。

⑥⑦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3页。

⑧ 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95页。

⑨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9页。

⑩ 郭颖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

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龚书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679、415页。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