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4-05-07

张颖莉游士兵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三是财富占有的不平衡；四是社会文明、国民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我国人均收入迈入中高收入水平的背景下，社会不文明的现象仍然存在，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任重道远。

根据2007—2014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IMD）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我国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从2007年第15位降到2014年第18位。其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为核心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3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2位，但是我国的国民素质作为基础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16位下降到2014年的第20位①。我国的国民素质与经济实力在世界的排名相比存在着差距，特别是从2007年到2014年我国的国民素质的排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略有下降。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国民素质水平的提高，而国民素质水平的提高又无疑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还没有实证分析证明经济增长是否真正带来了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是否又真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明确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我国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国民素质提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国家就应该优先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进而通过国民素质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是经济增长带动国民素质的作用大，则应该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二者是双向作用关系，则应着眼于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政策。为此，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和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民素质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就业、教育和生活质量来带动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

二、文献综述

1.国民素质的内涵

何为国民素质？国外学者主要对人的现代性与人类素质、人与文化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并没有综合各类知识对国民素质进行界定。例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界定了人类现代化的十二个标准：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意愿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②。同时，英格尔斯认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的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变为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③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意大利学者奥瑞里欧在《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一书中也探讨了人的素质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及人类潜能开发的问题④。意大利学者奥雷里奥在《人类的素质》一书中对人类素质与自然界的关系重点进行了论述，并强调了提高人类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性⑤。

我国的学者也一直在探索国民素质的内涵。单培勇（2010）认为国民素质是国民在生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⑥。他从三个维度界定了国民素质：从个体意义上说，是指个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的基础上，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形成的区别于他人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讲，是指国民在个体素质形成的基础上，在阶层特点和社会准则的引导下形成的具有鲜明阶层特征的特质和综合能力；从国民整体的视角看，是指国民在先天禀赋和接受各类教育的基础上，在同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直接指引下，把获得的素质观念内化于实践后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单培勇（2002）认为，国民素质结构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和动态性角色素质，国民素质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有机结合⑦。林世选（2009）认为国民素质是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素质等在内的综合质量⑧。他认为国民素质的内涵就是国民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国民素质的外延包括一定社会时期的各地区、各阶层和群体的国民素质。张连如（2005）认为国民素质是影响国民经济的基础素质⑨。“中国地区国民素质竞争力研究”课题组（2008）基于国民素质竞争力评价体系，提出国民素质的五个指标，即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状况、国民教育以及生活质量⑩。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有着不同的特征以及各自的研究领域。国民素质的内涵比较丰富，表现在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具有和谐性和外显性；但是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人身上且能够转化成较高的生产力的所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和，并通过教育、培训或者实践获取。

本文认为国民素质的内涵是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体现出来的一国国民的身体、心理、能力、文化和道德等内在的综合质量，具体体现在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状况、国民教育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也就是说，国民素质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个人层面上，还体现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这样就把国民素质的内涵引申到了社会和国家层面，这是把整个社会和国家视为生命机体的一种表述。因为不论城乡分布、文化习俗各异，一国的国民都是社会和国家的微观基础，社会和国家的素质最终也体现在每个微观的个体素质之中。这也意味着要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城市化倾向的制度设计，促进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个体素质上的差距⑪。

2.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目前，较少有学者对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即使少量研究也多集中在定性的分析。例如，单培勇（1998）提出“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规律”，即国民素质是否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规律。他认为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国民素质提升的需求和不断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另一方面，国民素质提高的程度也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⑫。赵彦云等（2000）从我国国民素质竞争力视角提出国民素质对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劳动者拥有的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以及生活质量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促进它们的改进，两者之间互为因果⑬。李卫华（2000）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要内容应该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制度进步、物质财富的有效增长以及经济福利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人的良好发展的基础上”。他提出制度决定着经济的增长，同时国民素质既决定着制度的演变又决定着经济的增长⑭。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肯定了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鉴于现有文献对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研究较少，本文将基于国民素质竞争力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市国民素质指标进行度量，选取全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国民素质以及国民素质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从定量研究上验证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相对已有研究而言，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国民素质指标体系进行了重新考量，增加了思想道德层面的指标，拓展了国民素质指标的宽度。第二，利用面板数据的因子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国民素质指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补充了现有文献对二者关系实证分析的不足，另一方面探讨了国民素质整体及其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如何提升国民素质提供了决策依据。

三、指标设定和数据选取

1.指标

（1）指标的来源。2001年以前，IMD按照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体系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八大要素即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2001年以后，IMD改变了原有的评价体系，建立了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和社会系统四大国际竞争力要素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认为“新的体系更适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需要”⑮。因此，本文分析的国民素质指标还是源于2001年之前国际竞争力的八大要素。在2001年之前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国民素质要素包括5个子要素和48个指标，5个子要素是指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状况、国民教育和生活质量，前三类用于描述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及利用程度，后两类表现的是人力资源的质量⑯。

（2）指标的处理。为了建立合理的国民素质指标体系，得到国民素质因子得分并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对国民素质原有体系5个子要素下的48个指标进行预处理。指标约简和处理遵循如下原则：一是处理缺失指标，直接删除缺失指标后得到21个指标。二是利用现有指标替代原来的不可得指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体现机会平等的“国会中女性比例”这一指标由“基层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女职工代表比例”替代。三是由于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多是软指标，且不易获得，所以增加了“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四是为了进一步衡量国民素质的道德指标，在原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能够衡量思想道德的指标。思想道德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道德与人们遵守法律法规密不可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某个地区的执法情况以及交通规则遵守情况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该地区的思想道德情况。因此，我们把某地区的执法检查次数和交通事故发生数加入到国民素质的指标体系中，成为衡量国民思想道德的指标。经过预处理之后指标体系中还剩下26个指标，具体参见表1。

2.数据

本文使用的国民素质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2005—2007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并且26个指标数据涵盖了2005—201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表1 预处理之后的国民素质指标体系

本文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及因子得分计算。由于所选取的指标中既有负向指标，又有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包括65岁以上人口、赡养率、农业就业、工业就业、失业率、学生教师比（初等教育）、学生教师比（中等教育）、文盲成人（15岁以上）、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各地区交通事故发生数、执法检查情况。根据刘新华（2009年）的方法，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负向指标的数据进行正向化的处理，其中百分比的负向指标正向化处理方法是取倒数，绝对值的负向指标正向化处理方法是取负数⑰。

对于经济增长，按照一般做法，以我国各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为了克服通胀的影响，使用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基期，利用2006年至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转换得来。

四、实证分析

1.国民素质的因子得分和分类

国民素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国民素质的衡量，目前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国民素质竞争力指标来进行国际和国内的比较。本文将在国民素质指标体系下，采用31个省2005—2013年的2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得到综合因子得分对我国各省的国民素质进行测量和比较。

表2 旋转成分矩阵（2005）

表3 公因子贡献率和方差累计贡献率（2005）

本文利用SPSS对2005—2013年每个截面数据共做9次因子分析，然后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由于篇幅局限，我们仅对2005年因子得分的计算过程进行说明。利用SPSS可以得到2005年指标变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旋转成分矩阵就是经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2。因子载荷是变量与公因子的相关系数，对于一个变量来说，载荷绝对值较大的因子与它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能代表这个变量。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可以计算出每个省市各个因子的得分数，以第一个因子为例，因子得分表达式可以写成：F1=0.948X1+0.943X2+0.920X3+0.870X4+0.865X5+0.857X6+0.823X7+0.822X8+0.8X9-0.77X10+0.628X11+0.528X12-0.011X13-0.102X14-0.272X15+0.449X16-0.153X17-0.115X18+0.512X19+0.104X20+0.138X21+0.129X22+0.295X23+0.18X24+0.565X25+0.258X26。同样可以得出 F2、F3、F4、F5、F6的因子得分。

根据表3，可以看到前6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7.098%，可以反映各变量综合信息的85%以上，其他年份的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前6个公因子能够解释原始变量的85%左右。因此可以提取第1个至第6个公因子作为我国国民素质发展水平的计算因子，对各省市的国民素质综合水平进行分析与评价。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六个旋转后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依次为35.655%、12.603%、12.399%、12.351%、8.033%和6.057%，可得各省市国民素质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zF=35.655%×F1+12.603%×F2+12.399%×F3+12.351%×F4+8.033%×F5+6.057%×F6。根据 2005—2013年各省市的数据和SPSS运行结果可以得到每年每个地区国民素质的综合得分，具体见表4。

表4 国民素质综合得分

2.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的Spearman秩相关分析

为了检验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表5列出了2005—2013年各年份国民素质因子得分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从该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越来越弱，到2012年和2013年，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已经不再显著。

表5 各年度国民素质与GDP的秩相关系数

为了直观对比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本文采用0-1标准化的方法将国民素质因子得分和GDP都调节到0-1之间，然后按照国民素质因子得分进行升序排序，绘制出2005—2013年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对照图，这里仅展示2005年的对照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到2005年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GDP较高的地区国民素质较高，如山东、广东，GDP较低的地区国民素质相对较低，如贵州、甘肃。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国民素质指标体系中包含了26个指标，我们经过因子分析的降维后提取了6个公因子，并计算了国民素质得分，与经济增长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分析国民素质具体哪些指标与经济增长互为影响，我们对国民素质的26个指标中的每个指标的面板数据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建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所需要的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为了减少异方差，gdp取自然对数，x代表各省市的国民素质各指标，α、β、γ和δ是模型中lngdp和x各自的估计系数，p为滞后阶数，假设ε1it和ε2it为白噪声且不相关，i=1，2，…31；t=1，2，…，9。当αi在整体上显著不为零时，国民有变量均为0阶单整序列。由于人口预期平均寿命的一阶差分没有经济学意义，劳动力和就业一阶差分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力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这两个指标已经包含在原有26个指标中，因此，本文直接对其余的23个国民素质变量分别和经济增长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stata12和式（1）、式（2）进行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⑱，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国民素质的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从国民素质水平提升的过程中获得任何好处。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可以助推国民素质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增长也不能影响国民素质的所有要素，即单一的经济增长不足以解释一切，要实现国民素质的提升，还需要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干预。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推断出经济增长是劳动力人口比例、劳动力增长率、女性劳动力、就业增长、工业就业、服务业就业、失业率、已获得高等学历比例、学生教师比（中等教育）、城市人口、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基层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女职工代表比例、执法检查情况的格兰杰因。

图1 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对照（2005）

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机制如下：从人口特征来看，经济增长并不能影响15岁以下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和赡养率。这是因为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不仅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地受到历史背景、社会变革、文化传统和政治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劳动力特征来看，经济的增长一定能够带动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劳动力增长率和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但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所以未必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就业状况来看，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的增加、工业就业人数占比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的增加。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的重心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升级，相对应的工业就业人数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就会增加。从国民教育来看，经济增长会提升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和中等教育的学生教师比，但是并没有带来初等教育的学生教师比的增加，也没有降低文盲率，更没有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也说明初等教育的普及、文盲率的降低和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不一定依赖于经济的增长，更多依赖于国家的教育导向和教育政策。从生活质量来看，经济的增长将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推动机会均等和道德进步。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素质指标体系下研究了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减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相关性。（2）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并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3）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可以促进国民素质的水平提高，但是也不能够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所有指标，例如经济增长不能改变人口特征。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可以推动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就业结构的优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机会平等和道德进步。

第一个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经济增长还能比较显著地拉动国民素质的提升，比如可以促进劳动力数量增加、就业人数的增加、国民教育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和其他国民素质水平较高的国家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比如优化人口结构的政策、完善的就业机制和教育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导致单一的经济增长对国民素质的提升就显得乏力。正如单培勇（2010）所说：“国民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到社会制度的规范和约束。”⑲

第二个结论存在着三种可能解释。首先，国民素质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作用，但是在现有国民素质指标体系下可获得的指标仅为国民素质水平的近似衡量指标，这些指标较难转化成生产力，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其次，国民素质的提升可能只是部分地区或者部分人群的提升，而这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另外，格兰杰因果检验本身就有其局限性，Devlin和Hansen（2001）提到，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两变量模型，可能会忽略相关变量，但是同时这也给后续国民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探讨的空间⑳。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短期的放缓，在经济高速发展长期积累的基础之上，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国民素质的转变和提升。首先，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可以直接带动国民素质多个指标的优化，确保了国民素质提升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应当运用产业政策，加强对区域产业分工的宏观调控，促进各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继续发挥东部优势并加快其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特别是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制定优化人口政策和制度。我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导致人口抚养比例发生重大变化，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人口结构的优化、人口均衡的发展实际上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第四，重视和普及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需要国家的经费支持和政策倾斜，必须大幅增加基础教育的经费，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均衡资源，尽可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初级教育的普及和公平；调整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防止教育预算过多地用于高等教育而牺牲了基础教育。第五，完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是缓解我国劳动力结构性矛盾以及调整教育结构的关键环节，国民素质较高的发达国家往往已经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以及职业教育的完备体系，并能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教育阶段的特点，与时俱进并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层次较低、资金短缺、管理不规范、覆盖面太窄，要增强社会保障的竞争力，吸引人才，提升素质。另外可以通过教育立法，奠定教育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为教育发展提供法律保证。总之，国民素质的提升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自动提升，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的引导和支持㉑；国民素质的提升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还需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各级政府部门统一行动、相互配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与“中国梦”遥相呼应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国民素质是否与其相互匹配关乎着民族精神、大国形象，乃至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国民素质相关政策的实施，不断提升我国公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促进国民素质水平的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 赵彦云、王雪妮：《提升中国模式影响力的四力互动发展——2007—201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1期。

②③ 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4、8页。

④ 池田大作、奥瑞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6页。

⑤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5页。

⑥⑲ 单培勇：《国民素质发展规律研究——国民素质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⑦ 单培勇：《对国民素质结构与分类的再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⑧ 林世选：《国民素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⑨ 张连如：《国民经济素质评价与分析》，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⑩ “中国地区国民素质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中国地区国民素质竞争力研究》，《统计研究》2008年第3期。

⑪ 张蕴萍：《公平竞争审查视野下中国政府规制治理体系的构建》，《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

⑫ 单培勇：《关于国民素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规律的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