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的特点和类型

时间：2024-05-07

冯军旗

政治精英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和类型既取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基本的政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同时也与政治精英的流动管道、培养和铨选模式等息息相关。在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精英是士大夫群体，封建社会的政治也被称为士大夫政治。而随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党轮替取代王朝循环，科举废除，中央衰微，地方兴起，军阀割据，由此产生的政治格局是武夫当国，政治精英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军事性、分裂性和依附性，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莫不如此。

从中国的王朝历史来看，政治精英的特点和类型还与治世乱世、王道霸道和文武关系等有关。武以定国，文以治世。乱世武将，治世文臣。在乱世，天下无道，揭竿而起，暴力建政，由此带来军功集团的崛起。在治世，天下承平，礼法秩序，世袭继承，由此带来的是文官集团的兴盛。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重武轻文，军功集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一进入王朝的中兴期，崇文抑武，武将消隐，文臣勃兴，并逐渐形成以文驭武的政治传统。同时，虽然正如西汉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王朝初期，军功集团的统治，往往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进入王朝的中兴期后，文官集团的统治，则往往王道为主，霸道为辅。所以，不同的执政集团往往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并且文官集团取代武功集团的方式和时间长短都会对王朝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精英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取代和更替。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领导一切的政治格局下，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政治精英的特点和类型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等。同时，不同层级的政治精英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政策的实施，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领导人具有鲜明的专业性、管理性和技术性，被称为“技术官员”群体，由此产生的政治格局也被称为“专家治国”、“工程师治国”。省级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则呈现出政治路径和技术路径的二元轨道。与此相对照，建国初期的省级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武装斗争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化、军事化、工农化、群众化”干部政策的实施，使得建国初期的省级领导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军事性和动员性，可以称之为“军事官员”群体，由此产生的政治格局也可以称为是“军人治国”、“政委治国”和“将军治国”。省级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则呈现出政治路径和军事路径的融合、交替与区隔。

对于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的类型，在这一时期省级领导人文集、传记、回忆录、年谱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并借鉴毛泽东就解决国民党武装力量所提出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本文把建国初期的省级领导人群体归纳提炼为四种类型：解放者类型、经营者类型、原籍者类型和接收者类型①。同时，由于解放进程是从北向南，波状递进，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任用类型的分布，使得解放者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经营者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接收者类型主要分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原籍者类型则遍布全国。

一、省级领导人的特点

截止到1952年初，中共领导下的省级建制包括省、区和相当于省级的市共约53个②，其党政正职领导人包括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区委书记、区行署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具体名单如下③：

黑龙江：张启龙，于毅夫；松江：张策，冯仲云；吉林：刘锡五，周持衡；辽东：张闻天，刘澜波；辽西：郭峰，杨易辰；热河：王国权，罗成德；沈阳：黄欧东，朱其文；旅大：欧阳钦，韩光；鞍山：杨春茂，刘云鹤；抚顺：王新三，张澍；本溪：李亚光，王玉波；河北：林铁，杨秀峰；察哈尔：杨耕田，张苏；山西：程子华（兼主席）；内蒙古：乌兰夫（兼主席）；绥远：高克林，董其武；北京：彭真，聂荣臻；天津：黄敬（兼市长）；平原：潘复生，晁哲甫；河南：张玺，吴芝圃；湖北：李先念（兼主席）；湖南：黄克诚，王首道；江西：陈正人，邵式平；广东：叶剑英（兼主席）；广西：张云逸（兼主席）；武汉：张平化，吴德峰；广州：叶剑英（兼市长）；山东：康生（兼主席）；浙江：谭震林（兼主席）；福建：张鼎丞（兼主席）；皖北：曾希圣，宋日昌；皖南：牛树才，魏明；苏北：肖望东，贺希明；苏南：陈丕显，管文蔚；南京：粟裕（兼市长）；上海：陈毅（兼市长）；陕西：马明方（兼主席）；甘肃：张德生，邓宝珊；青海：张仲良，赵寿山；宁夏：潘自力（兼主席）；新疆：王震，包尔汉；西安：贾拓夫（兼市长）；川北：胡耀邦（兼主任）；川西：李井泉（兼主任）；川东：谢富治，阎红彦；川南：李大章（兼主任）；西康：廖志高（兼主席）；贵州：苏振华，杨勇；云南：宋任穷，陈赓；西藏：张国华（书记）；昌都地区：王其梅（主任）；重庆：陈锡联（兼市长）。

从这些省级领导人的经历来看，基本上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部分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他们具有下列特点：一是地方军队或者地方武装的创立者。比如：冯仲云、周保中、张鼎丞、林铁、杨秀峰、乌兰夫、吴芝圃、李先念、邵式平、曾希圣、王震、阎红彦等。冯仲云是创立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成员，曾在东北进行了多年卓绝的斗争。1945年，彭真曾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④二是革命根据地或者解放区的创立者。比如：张启龙、王国权、欧阳钦、林铁、杨秀峰、乌兰夫、彭真、聂荣臻、黄敬、高克林、杨耕田、陈毅、马明方、张德生、李井泉和宋任穷等。三是大部分人都有党政军多方面的任职履历，并大多有主政一方的经历或者具有方面军的领导经历。四是他们分别属于党和军队的各个系统和类别，这是由中国革命武装割据的特点决定的。

从这些省级领导人的任命来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熟悉性。就是尽可能任命了解熟悉某一省级区域的人担任领导。这尤其表现在中央一反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做法，不仅不采取回避制度，反而任命一些原籍者回家乡担任领导。其目的，则在于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以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说，这一任命特点对于建国初期稳定秩序，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作用甚大。二是适宜性，这主要表现为干部的大规模配备上，也就是部队成为工作队，成为干部的重要来源，以及大量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等。三是过渡性。这一时期的省级建制具有过渡性，省级领导人的过渡性质及其变动很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国之初的大变动大组合。天津解放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后南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为北京市长，但不久为聂荣臻接任。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为南京市委书记，四个月后粟裕接任，六个月后唐亮接任，三个月后柯庆施接任，短短一年换了4任市委书记。

二、省级领导人类型之一：解放者类型

解放者类型中的解放者指的是通过军事战争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领导人。解放者类型是由中共武装暴动、枪杆子中出政权的革命道路决定的。这一时期的省级领导人中，具有解放者类型特点的有：北京：聂荣臻；河北：林铁；内蒙古：乌兰夫；广东：叶剑英；浙江：谭震林；福建：张鼎丞；苏南：管文蔚；皖北：宋日昌；南京：粟裕；上海：陈毅；甘肃：张德生；青海：张仲良，赵寿山；宁夏：潘自力；新疆：王震；李井泉；川东：谢富治，阎红彦；贵州：苏振华，杨勇；云南：陈赓；西藏：张国华；重庆：陈锡联等。

聂荣臻曾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战役解放前委。林铁曾任冀中军区政委，指挥七纵解放了河北省会保定。乌兰夫曾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参与解放内蒙古。叶剑英曾任广东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广东战役。谭震林曾任三野副政委，指挥解放浙江。粟裕曾任三野副司令员，指挥解放南京。陈毅曾任三野司令员，指挥解放上海。潘自力曾任一野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解放宁夏。王震曾任一野第一兵团司令，率部直逼新疆，促成和平解放。苏振华、杨勇分别为二野第五兵团政委和司令，率部解放贵州。陈赓为二野第四兵团司令，率部解放云南。张国华为二野第五兵团18军军长，受命入藏解放昌都。

对于这种军队将领转变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的解放者类型，在中共主力部队新四军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一师师长粟裕，二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三师师长黄克诚，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五师师长李先念，六师师长谭震林，七师政委曾希圣等，建国之初全部成为封疆大吏。

1949年，随着解放进程的加速进行，毛泽东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军队干部必须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军队要成为干部的主要来源，“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⑤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二野进军大西南后，决定采取“分区包干”的办法，“每个兵团负责一、二个地区，师包干分区，团包干大县，营包干小县，建立政权。”⑥二野第三兵团当时负责川东和川南地区，兵团司令陈锡联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兵团政委谢富治担任川东区委书记，兵团政治部主任阎红彦担任川东区行署主任。

从解放者类型的形成因素来看：一是当时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不再需要庞大的职业军事人员，而地方则随着政权甫定，百废待兴，急需大量干部，军队干部自然成为重要来源。二是军队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一个地方，就地转业，也是一个适宜性的安排，有利于地方秩序的恢复和稳定。

但是，解放者转变为执政者，必然面临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要从革命精英向执政精英转变，从军事精英向管理精英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面临适应性的问题。对此，曾任辽宁省主席的张学思就向周恩来提出自己不适合做政府工作，最后受命创办海军学校。而陈锡联在受命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曾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自己没有干过地方工作，刘邓鼓励说：“不会可以学，你是兵团司令员，下面还有人嘛”⑦。同时，解放者还大多面临需要尽快熟悉地方情况的挑战。

三、省级领导人类型之二：经营者类型

经营者类型中的经营者指的是在某一区域长时间耕耘的领导人。经营者类型是建国初期省级党政领导人任用中最为显要，也是比例最大的类型，这和建国初期任用封疆大吏首选熟悉者的战略有关。从建国初期的省级正职领导人来看，具有经营者类型特点的有：黑龙江：张启龙，于毅夫；松江：张策，冯仲云；吉林：刘锡五，周持衡；辽东：张闻天，刘澜波；辽西：郭峰，杨易辰；热河：王国权，罗成德；沈阳：黄欧东，朱其文；旅大：欧阳钦，韩光；河北：林铁，杨秀峰；察哈尔：杨耕田，张苏；内蒙古：乌兰夫；绥远：高克林，董其武；北京：彭真，聂荣臻；天津：黄敬；平原：潘复生，晁哲甫；河南：张玺，吴芝圃；湖北：李先念；广西：张云逸；福建：张鼎丞；皖北：曾希圣；苏北：肖望东，贺希明；苏南：陈丕显，管文蔚；陕西：马明方；新疆：包尔汉；甘肃：邓宝珊；西安：贾拓夫等。

周持衡1945年从山东入关后，先后担任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直至接替周保中担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王国权1945年出关接收热河，先后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委副书记，后又调回热河，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杨秀峰1937年辞去北平师范大学的教授职位，开创了冀西革命根据地，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之初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杨耕田1947年后担任北岳区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北岳区等地合并基础上成立察哈尔省，杨耕田担任省委书记。包尔汉则是在新疆从一名书店学徒一步步上升为国民党的省主席，在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后作为统战对象，由中央提名担任新疆的省主席，并在1949年加入中共。

从这些经营者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两个类别：一是本地土生土长而崛起者，但是人数较少，比如晁哲甫、吴芝圃、管文蔚和包尔汉等。二是虽然是外省者，但具有在某一区域长时间的工作和任职经历，这是大多数。第一个类别涉及到培养本地干部的问题，第二个类别则是选拔熟悉地方情况者主政，同时又无地方主义之虞，显然，第二个类别成为主流。

为什么选拔这么多的经营者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其一，这些经营者往往具有党政军等多岗位的任职经历，并大多具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工作经验，这样，在全党中心工作从军事斗争转向生产建设后，无疑具有很大优势。其二，这些经营者大多对主政的地方熟悉，这对于地方的政权巩固，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秩序等意义重大。也是中央配备省级干部时的重要考量。其三，这些经营者大多在地方经营日久，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和资源网络，既有利于知人善任，也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同时，这些经营者大多一步步沿台阶上升而来，并大多具有多地方的工作经历，从而代表了干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而这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干部晋升模式，也代表了干部培养和选拔的日常方向。一旦进入和平时期，经营者类型就会成为省级领导干部配备的重要模式。

四、省级领导人类型之三：接收者类型

接收者类型指的是派遣干部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模式。其根源来自于当时从北向南，波状递进的解放进程以及大批干部的缺乏和干部不同地域的大规模调配等。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中，具有接收者类型特点的有：广西：张云逸；湖南：黄克诚，王首道；江西：陈正人，邵式平；武汉：张平化，吴德峰；皖南：牛树才，魏明；苏南：陈丕显，管文蔚；川南：李大章；西康：廖志高；云南：宋任穷；福建：张鼎丞等。

1949年，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张云逸接到中央电报，赴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受命筹建广西省委，南下接管广西。当时，中央认为张云逸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了解广西，因此选他主政广西。1947年哈尔滨解放后，张平化担任市委书记，1949年5月，他带领干部随军南下，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和从郑州南下的吴德峰一起，负责武汉的接管工作。牛树才和魏明都是华北局组织的南下干部，牛树才南下前担任察哈尔省委书记，他们负责接管皖南。1949年，江苏沿江划为苏南和苏北两区，华东局决定先在苏北区党政班子中建立副职，苏南解放后则渡江南下，负责接管苏南，当时决定陈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管文蔚为行署主任。

对于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中央早在1948年就开始筹划，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5.3万个干部的决议，认为从1948年到1950年，各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工作，约需5.3万人左右。为此，各区各级党委必须大规模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措施主要有：开办党校；各级岗位增设副职；开办军政学校；开办大学、中学和各种专门学校；大量集训国统区及新解放区工人和知识分子以及旧职员；调往新区干部的家属，一律按军属待遇⑧。1949年6月，为了应对超乎预料的解放形势，中央作出准备抽调3.8万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除抽调干部外，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调大批干部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等各方面的工作。1948年12月，陈云根据接收沈阳的经验，向中央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中央同意并要求各中央局依此办理。⑨1949年2月，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提出，哈尔滨、沈阳、天津和北京的城市工作干部，要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建国初期，张秀山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据其回忆，当时中央规定东北局南调干部15000人，东北局实际抽调干部16016人，超额完成任务，“这批干部，经过近三个月的集中训练，按省、市、县、区机构依次配备完毕，于（1949年）5月下旬之前，奉命分批入关。”⑩而1949年冀南区党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成立了以王任重为书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包括1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200个区委，共约4000人，准备南下接管一个省，但却在开封被一分为二，分别去了湖北湖南⑪。这种老解放区干部大规模南下进入新解放区，形成了当代中国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群体，并使得新解放区进入“南下干部”时代。当时，新解放区的各级政权大多由南下干部负责，而一些地方的反地方主义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

接收者类型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新解放区的大量干部空白，急需干部去填补。二是南下干部大多经历了土改、整风以及集中培训等，党对他们更信任，他们也更能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政策。他们有大规模组织工作的经验，在接收和管理城市等方面亦具有相当的经验。对于新区干部来说，他们是经验和政策的传播者，是中央和上级的化身。

在当时解放战争进程一日千里、势如破竹的形势下，新解放区的大片国土急需干部去接管和建设。而这种大规模选派干部接管新解放区的做法，不仅是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严明纪律的体现，而且确实达到了迅速建立政权，恢复和组织生产以及稳定和巩固秩序的作用，从而对于建国初期的稳定发展厥功甚伟。同时，这种大规模的干部调配，对于干部的区域融合、优势互补以及人力资源的优化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南下干部虽然经过了政策教育和训练，却有对新区情况不熟悉的缺陷，加上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从而发生不少问题，比如要求调回去，甚至开小差，逃跑等⑫。而一些老区选派干部也存在本位主义，比如送坏留好等等，从而使得南下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同时，一些南下干部机械执行中央政策，不考虑地方实际，或者忽视地方利益，从而造成和本地干部的对立和冲突。

五、省级领导人类型之四：原籍者类型

原籍者类型是指任命本省籍领导人回家乡主政。这一时期省级领导人中，具有原籍者类型特点的有：黑龙江：于毅夫；辽东：刘澜波；辽西：杨易辰；河北：杨秀峰；察哈尔：张苏；平原：晁哲甫；山西：程子华；内蒙古：乌兰夫；河南：吴芝圃；湖北：李先念；湖南：黄克诚，王首道；江西：陈正人，邵式平；广东：叶剑英；广西：张云逸；武汉：吴德峰；山东：康生；福建：张鼎丞；皖北：宋日昌；苏南：管文蔚；陕西：马明方；甘肃：邓宝珊；新疆：包尔汉；西安：贾拓夫；川南：李大章；西康：廖志高等。

1949年，时任四野十三兵团司令的程子华刚结束衡宝战役，就被中央任命回山西主政。而在李先念主政湖北之前，邓小平曾征求李先念意见，是随军进军西南，还是到地方工作，李先念意向是回地方工作，这就有了后来的毛泽东和李先念谈话，决定其主政湖北。湖南和江西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省份，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一个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地，因此，毛泽东亲自点将布局。当时，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王首道为东北财委主任，陈正人为吉林省委书记，邵式平为东北财委副主任。对于陈正人担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派陈正人去江西，支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⑬毛泽东还亲自找陈正人谈话指出，江西是根据地，需要熟悉那里情况的同志去建设它，江西不搞好，那里的老表会骂我们的。吴德峰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武汉公安局局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这次由郑州市委书记调回家乡，任武汉市长。邓宝珊解放前在甘肃长期经营，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大功，因此，毛泽东亲自点将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主席，并在和其谈话时说：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工作。⑭王世泰认为，甘肃民族矛盾比较尖锐，中央让邓宝珊任主席，“对我们党开展和推动甘肃的各项工作是比较有利的。”⑮

原籍者类型涉及到培养和选拔本地干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七大时就提出：“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⑯陈毅在《关于向南发展的准备工作》中也指出：“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⑰在解放进程中，中央一再强调要抽调原籍者回家乡工作。1949年6月，中央关于准备抽调3.8万名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凡熟悉各该省情形而又能抽出者，均应抽出派回。”⑱而1949年3月在天津成立的湖南省委，4名书记和副书记中有3名为湘籍人士。1949年6月在南昌成立的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陈奇涵、邵式平、方志纯和刘俊秀等，除了范式人之外全部为赣籍人士。范式人是福建寿宁人，1949年，负责筹建福建省委班子的张鼎丞向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提出要范式人回福建工作，范式人认为回原籍不好，没有同意。⑲但到了1961年，在张鼎丞、邓子恢的建议下，范式人回闽任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正如杨奎松所说，中共在开国之初任用各地干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切以政权巩固和集权统一为目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选择本地干部来担任第一把手。前提是，这些干部必须是长期在外，经受战争洗礼、土改整风等历次运动，已经熟悉中央各项政策者。”⑳从原籍者模式的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晁哲甫、吴芝圃、包尔汉等属于在原籍土生土长而崛起的干部之外，其他基本都是长期在外，经受各种革命历练，然后回原籍主政的。

原籍者类型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原籍者对家乡熟悉了解，同时又具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实践，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被选任主政一方，除了本籍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军功或者政绩卓著，是革命熔炉中的出类拔萃者。二是选任原籍者主政家乡，可较大程度地发挥他们造福桑梓的家国情怀，激发他们建设新家乡的热情。对此，黄克诚回忆说：“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建设人民自己的新湖南，心情自然十分高兴。这时，我一边着手组织湖南省的各级班子，一边考虑到湖南后的工作方针问题。”㉑

但是，原籍者类型以及任用本地干部会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问题，甚至触发大一统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从而埋下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伏笔。同时，原籍者回家乡主政后，大多会面临亲情世故和人情羁绊的问题，对此，王首道回忆刚接手湖南时，最感到忙乱的问题之一就是：“每天都有老乡、亲友、同学，以致沾亲带故或同革命有些联系的人来找我，要求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承认革命历史等等。”㉒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的任用和配备，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武装革命斗争的结果和体现，是党中央和各中央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而又知人善任地进行省级人事筹划和布局的结果。其不同特点和类型的任用和配备，受到解放战争时期军事部署、省级区域的解放方式以及省级区域的地域分布等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同时也是这些省级领导人德、才、资的具体体现和有机统一。

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的任用和配备，是省级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程序、规则和制度，是党的高级干部工作的丰富和发展，为党的组织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对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的形成以及新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人事制度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初期省级领导人的任用和配备，对于省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确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领导基础。

注释：

① 这些类型全部出自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中，比如，毛泽东在《关于各野战军的部署》中指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由于这一时期省级领导人的经历的复杂性，一些人可能兼具几种类型。

② 包括未统一的台湾省。

③ 此时期内一些省级建制的领导人变动很大，这个名单主要考虑到了开国之初。同时，杨奎松在《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一文中亦罗列了建国初期主要省市负责人名单，但其把松江省主席冯仲云误为于毅夫，黑龙江省主席于毅夫误为赵德尊，甘肃省主席邓宝珊误为王世泰等。同时缺失吉林省政府主席周持衡、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等人。王世泰曾为过渡性质的甘肃行政公署主任，但甘肃省政府成立后，为统一战线考虑，中央决定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为此，贺龙还曾经做过王世泰的工作，要求其正确对待，具体参见《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战斗生活的回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革命史教研组1956年刊行，第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6页。

⑥⑦ 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342页。

⑧⑱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685、728页。

⑨《中央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页。

⑩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⑪ 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干部南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6页。

⑫㉓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4、554页。

⑬ 公仲、刘金菊：《陈正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页。

⑭ 王劲：《邓宝珊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⑮ 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⑯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