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时间：2024-05-07

李梦云毛奕峰

摘要：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在针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探索真正共同体的内涵、致力真正共同体的实现中形成的人类解放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与科学的全球观，创造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型经济合作模式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倡议等内容，使其在中国有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与评价研究”（18BKS078）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1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以来，便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共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体系部分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得到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过程与认识、改造物质世界相结合的历史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认识不断深入。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脉络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基于现实的思考：针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法国、德国的相继建立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而来的是两大社会阶级的对立、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等社会现象。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所指出的“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①，资本主义社会在推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赫斯等人的思想理论，从人本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进行了研究。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思考肯定了人的自我意志，指出国家或城邦这些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首次对普鲁士国家这一国家共同体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了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力。在1843年秋至1844年春期间，马克思继续对共同体展开思考。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多次运用共同体的相关表述，并以劳动的异化这一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作为主要分析视角，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个虚假的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本质应当是人在生活中的类本质与发展本质的总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进一步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社会的核心要素，具有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资本与被视为天职的劳动共同构成了“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②。因此，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与社会是分裂的，两者之间充满了矛盾。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的宪章运动的开展，更是让马克思、恩格斯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烈，并断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

2. 关于理想的描绘：探索真正共同体的内涵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虚假共同体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开始建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考量，也是對历史上众多共同体思想与理论的重要发展。柏拉图构想了最早的“城邦共同体”——理想国，他将“善”与“正义”作为城邦的基本准则，提倡哲学家治国的方式，试图构建一个公民需要得到满足、法律秩序得到维护、城邦得以存续的理想社会。霍布斯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以订立契约的方式构想了一个“契约共同体”——利维坦。君王是这个“共同体”的最高统治者，掌管着一切事物。但卢梭认为，霍布斯的“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的观点是极其可笑的，因为统治集体已经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他呼吁构建一个人民权利得到保障、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契约共同体”。康德则从伦理的角度，试图构建一个以德性法则为目的的“共同体”。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替公民谋幸福的“共同体”，强调个人意志服从于国家意志。而后，又出现了“乌托邦”、“太阳城”、“千年太平天国”与“塞瓦兰”理想国等寄托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美好愿望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吸收这些“共同体”思想的精华，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现实，将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消灭、观念上的解放作为具体途径，实现了“共同体”思想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由此揭示出社会生活的需要对于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家庭这种自然的共同体入手，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变革揭示了在从家庭所有制转变为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阶段，这些社会共同体已失去原有的本质，新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共同体，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对其向往的共同体做了如下构想：“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⑥ 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共同体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他理想中的真正的共同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

3. 立足历史的审视：致力于真正共同体的实现

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文化人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使真正的共同体的相关理论更具说服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个人全面发展”为历史演变逻辑的三种社会形态⑧，与这三种形态相对应的，便是三种不同的共同体模式。而后，马克思为了深入揭示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完善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主题，开始了《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将共同体的演变历程进一步细化，将其归结为“家庭—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一转变模式，而促成这些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所有制的变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人的交往越来越广泛，伴随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阶段：“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⑨ 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同体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具体内容通过生产、交换、分配等社会关系得到体现，“乌托邦”式的自然共同体必然会被历史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旧有理论的局限性，以统摄历史、当前与未来的方式，在把握现代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了科学的大体构想。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历史也是世界的历史，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通过对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及对19世纪70年代后世界格局变化的思考，马克思将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五种主要的社会历程，并且强调这并不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因为有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⑩，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不论国家性质如何，也不管演进过程如何，所有国家最终都会进入世界历史状态，而这一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共产主义这个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传承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秉持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能够为中国的外交提供全新思路，而且为世界的建设与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主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阶级运动的发展，指明了“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形成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以人为本的革命理念。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该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实际情况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后的国家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又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

新形势下，***在充分吸收前人关于以人为本理念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主线，指出：“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将他们的利益维护好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国际上，***表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国际社会要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世界各国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使世界人民在相互交流中共同享受时代进步所带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维护国内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幸福。

2. 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执政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消除阶级剥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与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随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共产主义实现了从初步构想到相对完善的重要转变。共产主义因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受到了不少国家的推崇，因而不少执政党将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的基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理想信念。自从莫尔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后，理论上实现了从欧文、傅里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上经历了从苏联的建设到我国建国后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甚至40年成就瞩目的改革开放，但是，共产主义社会仍远未实现。因而，部分共产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针对这一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接力奋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通过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把个人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公平正义得到充分维护、人民平等友好相处的价值理念向世界传递，以推动世界的共建共享、文明进步。

3. 把统筹全球发展作为执政视野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把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发展过程，共同体思想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具有现实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化使得区域市场变为世界市场，由此创生了“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也由倡导无产阶级的联合发展丰富为提倡全人类的联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路。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的交往与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便捷与密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与思想观念的继续解放让人类文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的此起彼伏、地区冲突的不断涌现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则让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世界很大，问题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想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就必须先使自己不断壮大。而今，在“中国梦”的引领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模式也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提出了与“中国梦”相呼应的“世界梦”，而这个“世界梦”便是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是统摄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梦”的世界呈现，回答了“中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历史之问，是统摄世界各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人类梦。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都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为着眼点，体现了世界人民对于美好未来的强烈诉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其内容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有益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部分，并将中国的优秀文化、国家战略、对外主张等内容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1.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是民族发展的见证与民族精神的体现。党的十八大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更是得到显著提升。***指出，“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处于基础地位、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理论内涵最为深厚的一种自信。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和”文化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与实施中提及次数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文化。在“和”文化的指导下，***从“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一外交战略布局出发，积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促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世界共荣局面。

此外，我国传统的“义利”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将经济作为社会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进一步吸收我国传统“义利”观中将道德作为社会基础的理念，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两者相互补充，最终转化为以人人得到尊严、利义得到兼顾、制度文化得到尊重、成果得到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利益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上升为全人类的理念，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2. 融入新型经济合作模式，提倡发展合作共赢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市民社会（主要指经济生活）决定国家”这一命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更是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人类既有的发展史已经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重要理论。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引领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使命。而中国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更是使得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得以被党的历代领导人不断传承与发扬。经过40年的改革開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形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经济繁荣离不开中国”的局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新时期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以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为主线，用新的经济关系破除旧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实现中国与沿途国家的互利共赢并以此促进世界经济的全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科学合理地运用经济关系促进全人类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国际间经济交往关系的思想，揭示了经济关系若能被合理运用同样也能造福人类的真理。

3. 融入和平解决争端倡议，提倡世界人民联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是一个由温和到暴力的过程，“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除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暴力手段视为解决利益纠纷的唯一途径。历史上虽曾出现过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样试图将国际秩序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上的条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世界的冲突，但是这类条约实则是将不平等隐藏于看似平等的表面下，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是治标不治本的。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旧是世界的主题，面对中东的动荡、美国的打压、日本的敌对等世界局势，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与世界各国交往合作。基辛格认为，蓄意攻击和拆解他国、世界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依旧不同步、缺乏一种使大国进行有效合作的机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为此，他呼吁各方建立“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响亮应答。该思想倡导世界各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互不侵犯，并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说”的创造性转化。“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中国古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近有建立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今又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思想，这些理念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实践基础，也揭示了建构一种将全人类和平地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的可能性。中国以其真实的历史向全世界表明，争议的解决不一定要靠暴力，和平的途径才是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必由之路。“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国家利益适当舍弃的“减法”与国际争端相对减少的“除法”，来换取多国发展共赢的“加法”与全人类联合的“乘法”，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注释：

①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287、571页。

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422、411、19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国家主席***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7年1月1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