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区》的理论创新与超越

李仲凡

摘要：曾大兴的《论文学区》正式提出“文学区”的概念，是国内第一部对文学区的定义与特征、文学区的类型、文学区的划分依据等问题进行讨论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论文学区》在借鉴“文化区”相关理论的同时，对它们也有丰富和发展。从“文化区”到“文学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中间体现的却是一种明确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左鹏《理论建构的边界与问题——〈论文学区〉商榷》对《论文学区》的全面否定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论文学区》；创新；超越；商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54-04

曾大兴的论文《论文学区》①，发表后得到许多文学地理学学者的关注和肯定，也有学者对此文提出商榷和批评。这种开放式的讨论和争鸣，无疑是有利于文学地理学的健康发展的，也是正常的学术生态应该包容甚至鼓励的。但是，左鹏的《理论建构的边界与问题——〈论文学区〉商榷》② （下文简称左文）一文，对《论文学区》持一种近乎全面否定甚至批判的态度，却是很难让笔者信服和接受的。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曾大兴《论文学区》一文的价值和贡献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估，并就左文的某些论点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关心“文学区”的同行们讨论。

一、谁提出了“文学区”概念

左文认为，“‘文学区是文学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可是，“文学区”这个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的概念，并非自在的和固有的，而是由某些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们准确凝练和恰当命名的。当我们追问是谁正式提出了“文学区”这一概念，并把它视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时，我们会发现，“文学区”这一称谓，虽然有人先于曾大兴使用过，比如黄山学院陈玲、安徽师范大学刘运好等人发表于2010至2011年间的3篇论文《浅论“本土”视野下的北朝关陇文学区》③、《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④、《论漠北文学区的“本土”文学》⑤，是现在可以查到最早明确在论文题目中使用“文学区”一词的中文文献。这三篇论文，都以北朝的特定文学区为研究对象，对“文学区”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加以解说，而是径直和地域名称组合，用来指称具体的文学区。它们是文学区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文学区”的基础理论研究。直到曾大兴《论文学区》的发表，国内才有学者把“文学区”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提出来。这篇论文也是国内第一篇就文学区的定义与特征、文学区的类型、文学区的划分依据等问题进行讨论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论文学区》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恰恰就在这里。

左鹏说：“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到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否就真的没有学者对‘文学区不置一辞呢？非也。”这句话有些让人费解。如果笔者没有猜测错的话，左鹏的意思是说，在曾大兴提出“文学区”概念之前，已经有人讨论过“文学区”。左鹏接着在文中列出了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认为它们都是文学区研究的先驱。同时又说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的《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部分“论述了不同时代的文学发达地区和文学中心，其实是一种文学区研究，只不过这不是就某一时段文学分布的具体论述，而是重点展示不同时代文学最有特色的地区。而在陶礼天的著作中，就有‘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文学地域等提法。与此不同的是，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既是标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又是实证性文学区研究”。事实上，这几个例子，都不能说明“文学区”这一概念已经出现或成型。上述几位学者的相关提法及研究实践，的确对文学区概念的形成富有启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们的著述中找不到与“文学区”一字不差的这个词，我们就得承认，他们都还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学区”的概念。

许多学科，当我们回溯其学术史时，的确很容易找到某些后来成熟或定型的思想的萌芽，但不能把这种事后的追认和指证等同于后来的学科实践与理论。就像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经常提到的季札观乐、诗经十五国风的编排方式、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等等，都具备后来文学地理学的某些意识，我们也承认它们是中国文学地理学思想的源头，但决不能仅凭这种渊源关系就说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两码事儿。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很早就有一些和“文学区”相关、相似的论述，就说“文学区”这一概念早已存在。

和文学地理学相似，“文学区”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学者们构建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学区”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积累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富有敏锐学科理论意识的学者们发掘和催生的结果。“文学区”概念的提出，只能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建构自觉阶段才会出现的事情。按照逻辑学的说法，“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⑥ 概念既非现象本身，也非对于这种现象的比较原始或粗浅的認识。虽然“文学区”的现象，早就存在，但是人们只有在对它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时才会形成“文学区”的概念，这是一种思维形式。回顾与文学分区有关的学术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是曾大兴的《论文学区》，对“文学区”这一概念的最终成型来了个“临门一脚”，从此之后，各种与“文学区”有关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才真正进入了理论自觉的阶段。这是“文学区”研究从自发到自觉、从混沌到清晰的一次质的飞跃。

二、“文学区”对“文化区”的丰富和发展

曾大兴的《论文学区》一文，对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概念，当然有借鉴，更有丰富和发展。文学地理学本来就是文学研究和地理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向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学习和借鉴，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

奇怪的是，左文只看到借鉴的一面，却不谈曾大兴在文章中对“文化区”概念丰富和发展的一面。左鹏说《论文学区》的“作者从结构到内容基本上套用了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这本教材中有关文化区的论述”，还列了两个表格，不明就里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曾大兴关于“文学区”的论述是在抄袭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左鹏所言，《论文学区》从结构到观点，都在套用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那么，这篇文章应该是毫无新意，也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了。既然如此，关于文学区，我们只需要读读周尚意等人《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一章即可，因为《论文学区》的结构和观点都是从《文化地理学》中“套”来的。

可是，笔者细读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文化区”一章，发现它并没有专门就文学区做片言只字的描述。这本教材对“文化区”的定义是：“文化区是以不同地区盛行的文化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即在同一区域内，某一种文化要素，甚至多种文化要素（语言、宗教、习俗、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特色等）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特征的景观呈现一致性的特征。”⑦ 这种定义的表述方式，显示了文化地理学的兴趣点所在。它主要关注的是较为宏观、更为普遍的“文化”，“文学”只是文化地理学可以关注到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而已。

从文化地理学传统的研究重心来看，相对成熟的分支包括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及对应的语言区、宗教区和经济区研究等。而文学地理学以及文学区研究，并非文化地理学兴趣最强烈的领域，也不是它的传统强项。除了英国的迈克·克朗，我国的陈正祥、张伟然、唐晓峰等不多的学者外，许多人在谈论文化地理学时几乎不会具体涉及到文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阿勒·格蒂斯等人所著的《地理学与生活》⑧、顾朝林主编的《人文地理学导论》⑨ 等书中看到。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亦是如此。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有文化的一般特征，但是，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和材料的艺术样式，文学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化要素或组成部分的特性。关于文学的分区或者区域研究，文学地理学需要参照和借鉴文化区的相关研究，但是并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现成理论。原因很简单，文化地理学那里对于文学区域特征及分区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付诸阙如的。

再来看曾大兴的《论文学区》，其中提出划分文学区的三个依据：地理依据、历史依据、文学依据。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哪部文化地理学著作中曾经提到过这三个依据。如果有谁以为事情真是那么简单轻松，《论文学区》仅仅凭借对“文化区”的“生搬硬套”，就可以套用出对“文学区”的相关论述，那么，请问需要套用哪个“文化区”的理论，才能得出这三条依据？更不必说，曾大兴在文中详细列举的形式文学区、功能文学区、感觉文学区的各种例证，也大都是文学地理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区的研究对象，当然在《文化地理学》一类教材中无从寻觅，更何谈“套用”了。

再者，左文所列的两个表格，一侧是周尚意等人《文化地理学》第七章《文化区》的内容，另一侧是《论文学区》的内容。左文认为曾大兴关于“文学区的定义，只是文化区定义的套用，将‘文化改为‘文学，再适当调整语序、改换陈述的方式即可”，而曾大兴总结出的文学区的6个特征，也全都是对《文化地理学》中提到的观点的改写、套用与整合，意在指证曾大兴的《论文学区》是参考甚至全盘抄袭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一书。

实际情况是，关于“文化区”，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更多做的是一种综述的工作，书中提到的许多观点在地理学界并不新鲜，只是属于常识性质。对于一本入门性质的文化地理学教科书来说，通过介绍使学生先了解各家的观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我们肯找来几种代表性的谈论文化区或区域研究的地理书，就会发现，相似的观点在这些书中都比较常见。这里以英国学者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阿勒·格蒂斯等人的《地理學与生活》以及我国学者唐晓峰的《文化地理学释义》为例，看看它们是怎么描述文化区的。

比如，关于文化区的结构，《人文地理学词典》认为可以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三个相邻的亚带。⑩ 《文化地理学释义》认为：“在文化区里面，又可以观察出空间结构性特点，可以分出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等。”

再如，关于区域或文化区的分类，《地理学与生活》将区域分为“形态区”“功能区”“感知区、俚俗区或方言区”；《文化地理学释义》的表述是：“关于文化区，文化地理学家们分辨出三种基本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区：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乡土文化区。”

还有，关于形式文化区边缘的模糊性，《地理学与生活》一书中说：“区域的边界很少像图13.2或本书和其他地理教科书所表示的那样分明，更多的情况是，随着所划定区域的特征由区域核心向四周逐渐减弱，在一个独特的核心区域和另一个区域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宽阔的过渡带。”《文化地理学释义》认为：“对于形式文化区的理解，要抓住核心区与模糊边缘这两个特点。”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曾大兴对文学区特征的归纳，的确借鉴和吸收了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的相关理论成果。但是，他的借鉴对象，都是已经成为共识的文化地理学基本理论，相似的论述在许多文化地理学书中都有。也就是说，真要套用这些理论的话，根本不需要把某一本《文化地理学》教材奉为圣经，亦步亦趋。既然如此，左鹏凭什么言之凿凿地说《论文学区》在套用周尚意等人的《文化地理学》？难道曾大兴就不能参考点儿别的什么资料？

三、“文学区”研究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左文对曾大兴的多处责难，看起来颇有气势，其实却经不住推敲。这里姑且拣选几例，并把它们归为几个类型。

第一类，自相矛盾型。这种指责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左文对曾大兴提出的划分文学区的三条依据逐一批驳。如果只是对这些依据表示不同意见，笔者以为无可非议。但是左文一方面说“本来文化（文学）区划分的标准可以因人而异，随人喜好，研究者自己觉得合理即可”，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三条依据都站不住脚。那么，《论文学区》提出的三条依据，难道曾大兴觉得是不合理的吗？如果曾大兴觉得合理，怎么就不行了呢？

第二类，以假说为前提型。这种指责的对象是左鹏自己设想的假说，而非曾大兴论文中的观点。例如左文质问“就文学区本身而言，古秦地（即上引秦国的范围）是一个形式文学区还是一个功能文学区？抑或是一个感觉文学区？按照作者的标准，它的代表性的文学人物、作品或景观有哪些？”笔者遍查《论文学区》，“古秦地”三字共出现4次，兹摘录如下：“就秦文学而言，它是以古秦地为地理依托的，而不是以今天的陕西省为地理依托的。……因此文学地理学所讲的秦文学只能以古秦地为地理依据，不能以今天的陕西省为地理依据。……如上所述，秦文学是以古秦地为地理依托的。古秦地即战国晚期以前的秦国，亦即秦惠王灭蜀（公元前316年）之前的秦国，它是在秦岭以北的。”曾大兴一直在以秦文学为例讲文学区划分的依据，从来没有说“古秦地”是文学区，既然文章中没有讲过，他如何回答古秦地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文学区这一类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