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湘籍作家与湖湘文化精神的关系

时间：2024-05-07

摘要：现代湘籍作家继承与发展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张扬个性精神，关注底层民众，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不乏浪漫主义，都受到湖湘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并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特征，将湖湘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关键词：现代；湘籍作家；湖湘文化；政治情怀；抗战精神；个性解放；“工农兵”文艺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65-05

现代湘籍作家具有鲜明的湖湘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及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现代湘籍作家深受湖湘文化的濡染，充分发挥文学的功利目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情怀和抗战精神，执着于个性解放追求和张扬自由独立人格精神，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乃至于文学发展的“工农兵”方向，以及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不乏浪漫主义，这表明现代湘籍作家与湖湘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现代湘籍作家对湖湘文化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将湖湘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丰富了现代文学内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际效果。从屈原、贾谊到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经世致用思想贯穿湖湘文化发展的始终，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核心。

现代湘籍作家生长在湖湘，深受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其文学创作表现出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和政治参与意识，这在丁玲、周立波、叶紫、田汉等作家身上有突出的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发挥文学对土地改革的指引作用，丁玲和周立波都深入到火热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实践之中，他们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用笔反映党在农村土地改革中的实际状况，分别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丁玲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① 丁玲在此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她还说：“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 周立波将《暴风骤雨》的创作也归结为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的结果，他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新文艺的方向确定了，文艺的源泉明确的给指出来了，我早想写一点东西……《暴风骤雨》写的是中央《五四指示》到达东北后，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改的事件。……我打算藉东北土地革命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剧。”③ 周扬在《怀念立波》一文中写道：“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这深刻地说明了周立波创作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叶紫是湖南益阳人，在大革命失败时，父亲和姐姐因参加农民运动而惨遭杀害，他自己也險遭不测。叶紫的创作和整个时代的革命风暴紧密相联，他的小说总是描写农民与地主不共戴天的阶级对立，弥漫着坚韧、执着与毫不退缩的战斗激情。叶紫在《丰收·自叙》中写道：“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写道：“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④ 鲁迅对于叶紫创作的战斗的特征给予高度的评价。田汉参与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是左联七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组建抗敌演剧队，出版或创办进步戏剧报刊：《抗战戏剧》、《抗战日报》、《戏剧春秋》等，创作出一系列与政治、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戏剧作品，譬如：《回春之曲》、《卢沟桥》等，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为推动戏剧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总之，现代湘籍作家由于受到湖湘文化的濡染，将文学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充分发挥文学对于时代的作用，表现出鲜明的功利目的和强烈的政治意识。

二、不屈的抗战精神与深厚的爱国主义土壤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表现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就是其不屈的抗战精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周扬和周立波等湘籍理论家和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率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回忆说：“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第一篇文章，现在查清楚了，是我写的。后来立波也写了文章介绍。我们开始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全面的口号提出了的，只是感到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在中国也迫切需要这种文学。”⑤ 周立波则明确提出建立国防文学的内涵，他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⑥ 现代湘籍作家将抗战作为其创作的重要内容。1935年，田汉创作话剧《回春之曲》，描写爱国青年高维汉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日，在“一·二八”战争中受伤失去记忆，每日只喊“杀啊，前进啊”。梅娘精心护理其三年，在过年的鞭炮声中，高维汉的病奇迹般地好了，他还在热烈地希望祖国的“回春”，抗日救亡的主题得到生动的体现。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则为我们书写了一个为了抗日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贞贞姑娘，她在日军军营充当慰安妇，将敌情通报给八路军，自己却受到乡村民众的冷漠、嫌弃和鄙视，但贞贞却无怨无悔，对生活依然充满着美好的向往，这种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沈从文是一个一心要构筑“希腊人性神庙”的作家，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写下了一些歌颂英勇民族精神的作品：《早上——一堆土一个兵》描写一个无名的战士为了保卫家园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芸庐纪事》与《动静》这两篇小说都描写了参加嘉善战役后回来养伤病的英雄团长——沈从文自己的弟弟沈荃——伤未完全康复便重上战场；《昆明冬景》描写下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云南看云》抒写了对抗战的庄严伟大的理想：“正因为这个民族是在求发展，求生存，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不气馁，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仍不以为意，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我们其所以能忍受，不特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⑦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则对晋察冀边区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作了十分生动如实的描写，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中华大地的时候，湘籍作家采用各种文体，从不同的视角书写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种顽强的抗战精神有力地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并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

三、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与坚韧顽强的人格精神

湖湘文化重躬行践履，主张知行互发，在人格精神上体现为积极进取，坚韧向前，百折不挠，勇于抗争。这种人格精神，在屈原身上，就是为了理想上下求索；在王夫之身上，就是身处困境也不接受清廷官员的礼物的民族傲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湖湘文化对健全人格精神的追求影响到现代湘籍作家的人格风范，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个性解放、自由独立人格精神的执着追求。丁玲出生于常德临澧县的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但自幼失去了父亲，跟随着她的母亲在学校里长大。丁玲在桃源中学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想，并剪掉长发。后来，丁玲在长沙周南中学读书后更进一步有了个性解放的意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喜欢谈论问题，反对封建的一切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的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的礼节，公开的指斥那些腐化的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⑧ 1921年，丁玲在王剑虹的鼓动下到上海平民女校及上海大学学习，尽管生活不如意，但是她坚信：“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⑨ “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就是个性解放的鲜明体现，就是在这种人生信仰的指引下，丁玲经历了在北京的“北漂”生活，经受住失去挚爱的丈夫胡也频的打击，以及遭到国民党的监禁以及后来党内对她的错误的批判，丁玲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动摇，表现出执着的人生追求。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坚持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信仰。沈从文之所以离开湘西，就是为了取得支配生命的主动权。沈从文原在湘西土著部队，“五四”运动的余波漾及湘西之后，沈从文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动摇，特别是自己在一场病中差点死去，以及好友陆弢猝然在河里淹死。沈从文对过去的生命重新做了价值估量，无论是浑浑噩噩在乡绅地位上过一辈子，还是在倏忽而至的灾祸中了结生命，都不大合算，必须结束这样的生活。他说：“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⑩ 沈从文孤身来到北京，他本来可以去找当时在北京香山办慈幼院的熊希龄，熊希龄是沈从文的姨夫的哥哥，但为了保持人格独立，沈从文拒绝别人“施恩”，哪怕自己过得相当艰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沈从文始终坚持与任何政治集团和派别保持距离。他在文学创作中也始终坚持“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总之，在丁玲、沈从文等湘籍作家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湖湘人格精神特征。

湖湘文化对健全人格精神的追求同样影响着现代湘籍作家的作品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强烈的对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田汉戏剧《获虎之夜》中黄大傻与魏莲姑为了坚守他们的爱情，勇敢地抗击外在的压力，当黄大傻被误伤抬进魏家家门之后，魏莲姑父亲逼迫她回避，魏莲姑愤然决然地说：“我把我自己许配给黄大哥，我就是黄家的人了。”“世界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的坚决抗争精神，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压垮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一个女性作家越轨之笔写出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的背叛，对“真”的爱情的追求，对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甚至以一个女性作家之笔，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和直白的语言去表现一个女人对“性”的渴望：“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我简直要癫了”。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强加在中国女性身上的重负的大胆的反抗。丁玲到达延安后，对延安存在的一些封建思想敢于大胆地批判。《医院中》陆萍批评根据地医院管理的官僚主义以及工作中的玩忽职守。丁玲在《“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等文章中更是直斥根据地存在的弊端：“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丁玲是怀着对党和革命的热爱和忠诚去反映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正缺点和错误，使根据地更加“光明”。魏莲姑、黄大傻、莎菲、陆萍等人物对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的反抗，这些都是湖湘文化强健人格精神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

四、人民群众成为作品的主角与“民为邦本”的思想

湖湘文化继承了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的思想，特别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与疾苦，具有很强的民本特征。如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就十分强调民众对国家社稷的安稳作用。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文化传统，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得到很好的继承，而且具有新的时代的特点，即人民群众成为其描写的中心，成为作品的主角。现代湘籍作家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悲欢离合。人民群众是现代湘籍作家关注的中心，人民群众生活题材的作品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据主体地位。在现代湘籍作家创作中，关于人民群众的书写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受到“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一些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受到关注，他们往往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角。譬如沈从文的不少作品便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柏子》讲述沅水拉纤的水手柏子与她相好的妓女调情的故事，他将自己一个月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换来一时的肉体放纵和欢娱，柏子生命可悲但又自得其乐，显示出其精神的麻木。《蕭萧》讲述的是12岁的萧萧嫁给只有3岁的丈夫的人生悲喜剧，萧萧被引诱失身，面临沉潭或发卖的结局，但是由于夫家没有读子曰的人，又一时找不到买家，萧萧最后生了一个男孩。儿子12岁娶了一个16岁的姑娘，萧萧抱了自己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儿子结婚的热闹，中国乡村两代人循环的命运与精神的麻木得到生动的体现。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有5篇取材于洞庭湖畔农村的生活和斗争，1篇描写的是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其中《丰收》反映的是农村谷子“丰收成灾”，农民陷入更悲哀的境地，勤劳、节俭、朴实的老一代农民云普叔终于从怪自己的命运太坏中觉醒，支持儿子的抗租行动。鲁迅指出：“这里的六篇小说，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彭家煌的《怂恿》反映洞庭湖边封闭、破败的农村生活，表现了“谿镇”百姓遭受各种恶势力以及陈规陋习的危害。丁玲的早期创作，写作了不少知识分子的题材的小说。譬如《梦珂》描写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女儿闯入社会后陷入绝境的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刻画了在五四浪潮冲击下走出家门，追求新生活又被社会逼上绝路的知识女性苦闷彷徨、挣扎反抗的精神轨迹。《韦护》描写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和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这些知识女性往往具有“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但又找不到出路而带有“时代病”特征。现代湘籍作家关于人民群众的书写的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工农兵文艺方向。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现代湘籍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位代表便是丁玲和周立波。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对自己先前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并深入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线，获得大量鲜活的素材，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农民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角。小说既成功地塑造了程仁、张裕民等先进农民典型，又生动地刻画了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等各具特色的地主形象，特别是写出了农民摆脱封建束缚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这表现在翻身农民侯忠全的形象的成功塑造上。土改后，侯忠全分到了地主侯殿魁的一亩半地，但他却悄悄将土地交还给侯殿魁，当侯忠全相信地主确是斗垮之后，土地回到自己手中，他和老伴“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都伤心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描写农民土改运动，经过曲折的斗争，最终摧垮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统治。作品不仅塑造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地主韩老六的形象，而且成功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老孙头、赵大嫂子等农民形象。丁玲和周立波这两位湘籍作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历史运动最为杰出的作家，他们生动地展示农村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他们的创作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五、多样的创作方法与多彩的湖湘文化特色

在艺术方面，现代湘籍作家作品也与湖湘文化具有緊密的联系：一方面，湖湘文化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注重发挥文学对现实社会的作用，这影响到现代湘籍作家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便是以屈原为代表的神奇瑰丽的巫楚文化及抒情风格，这使得现代湘籍作家也不乏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在现代湘籍作家身上都有表现，不过在总体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主体地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现代湘籍作家中，丁玲、周立波、叶紫、彭家煌等作家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有利于发挥“文学在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丁玲曾经对自己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下这样的体会：“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这种题材来源于自身的生活，坚持“真实”的描写方法，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949年，周立波在《生活报》上谈到《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时指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就是他参加东北土改的实践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并集中化和典型化而写作的，这种写作方法也就是周立波所说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沈从文描写充满奇异风情的湘西世界，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特征。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作品中表现了原始、自由、热烈、大胆的爱情，充满了青春、活泼的气息，这是人类史前的伊甸园式的描写，故事奇特，格调优美，还穿插着美丽的歌谣，浪漫主义色彩非常鲜明。沈从文曾经说过：“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恶劣，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红，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田汉的早期戏剧创作也具有浪漫主义特征。他的《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作品，呈现出重哲理、重抒情的特色，常常用大段的色彩绚丽的言语渲染作者的主观情愫，具有诗化的特征。沈从文和早期田汉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显然与丁玲、周立波、叶紫、彭家煌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不同的。当然，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并不是想着一定要采取什么创作方法，对此，丁玲说过：“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作完了之后，发表之后，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沈从文也有相似的论述：“创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应当缺少拘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在现代湘籍作家身上同时展现，是对湖湘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现代湘籍作家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特征，乃至于作家的人格精神，都受到湖湘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现代湘籍作家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而且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之适合当时的社会的发展，适合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代湘籍作家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1、602页。

② 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③ 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245页。

④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4页。

⑤ 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0页。

⑥ 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

⑦ 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⑧ 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⑨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⑩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