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儿童小说家庭生活叙事的变迁

摘要：当代儿童小说的家庭生活叙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说来，在20世纪50—70年代呈现出“去家庭化”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家庭抚养的缺失与家庭亲情的淡薄。到80年代呈现出“再家庭化”的文学现象，这时的家庭回归于私人化的生活场所，能够承担起抚养之责，而且亲情宜人。到90年代以来，又出现“后家庭化”的文学现象，这时的家庭或许能承担起抚养之责，但却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情感需求。当代儿童小说中的家庭叙事，总的来说呈现出这样一种“去家庭化”——“再家庭化”——“后家庭化”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去家庭化；再家庭化；后家庭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76-04

一般来说，“家庭是在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①。家庭是一个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私人生活场所。家庭生活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不同时期，家庭生活在当代儿童小说的叙述亦不相同。

一、“去家庭化”叙事

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在家庭生活叙事上呈现出“去家庭化”的文学现象。“去家庭化”叙事体现在家庭抚养的缺失与家庭亲情的淡薄之上。

家庭抚养的缺失表现之一是家贫童亡。家庭贫困的经济条件与受欺压的社会地位致使父母无法养育与保护这些少年儿童，最后导致他们的死亡。如胡万春的《骨肉》中，父母整天为生计发愁，万般无奈下只好将妹妹送人，妹妹最终被虐待而死。胡景芳的《苦牛》中，爷爷给地主干活累死，妈妈病死，爸爸成天给东家干活还负债累累。面对东家之子的仗势欺人，爸爸也无可奈何，最后“我”被迫侍候东家之子，弟弟也被东家的磨盘碾压得血肉模糊，不治而亡。在50—70年代这些忆苦思甜的儿童小说中，家庭无一例外都无法承担起抚养、保护的功能，“家非家”即家庭不能承担养育与保护儿童的责任而导致这些儿童的夭亡。

家庭抚养的缺失表现之二是舍“小家”入“大家”。在这种叙事中，由父母与儿童组成的小家庭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家破人亡，致使少年儿童失去家庭的庇护，离开了原来的小家庭，走上社会，进入到革命的大家庭中去。革命队伍这个组织，在家庭无法承担自身功能时，及时顶替上去发挥家庭的功能，拯救、保护、养育主人公。如《我和小荣》中，小荣因父母被害后成了孤儿，“我”把她带到部队，部队开始接管小荣。年仅15岁的“我”与小荣，就这样一直生活在部队这个集体的大家庭中。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中，部队中的领导和上级或者长者，往往会充当革命儿童的“代父”或“代母”角色，丧失了“小家”的少年儿童重新寻找到了新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血缘意义上的家庭和父母兄弟姐妹等角色被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大家庭及其相关角色所置换，在50—70年代的革命题材的儿童小说中，家庭生活的描写一直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去家庭化”的叙事模式。

“去家庭化”叙事除了家庭扶养的缺失之外，还表现在家庭亲情的淡薄。在50-70年代的兒童小说中，随着家庭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化，家庭亲情的流露被认为是自私自利，或革命觉悟不高的表现。于是家庭血缘亲情受到贬抑，传统社会中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在这时期被打破了，断裂了，从而导致家庭亲情的淡薄。

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分析《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这一小说，得出结论：“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这政治性的内容渗入了日常生活……哥哥和妹妹的关系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哥哥对她的管束，已有一种政治性的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家庭关系社会化了。”② 正是由于政治生活迅速侵入日常生活，家庭私人生活一点点被剥夺，家庭血缘亲情成为有碍于政治情感弘扬的绊脚石而遭贬抑，于是家庭亲情变得淡漠起来。

《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爸爸对潘冬子来说，就是同志，是战友，是上级与领导，绝对不是那个可亲可爱的生身之父。“父亲早已不是那个平常慈爱的父亲，而是由党树立起来的一个以供学习的榜样。”③ 在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这类‘父亲形象没有具体的外貌描写，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一个远远的身材魁梧的背影。”④

在祖孙、父子、母子及手足这些最亲近的人之间，没有个体感性的血缘亲情的流露，只有革命之情与集体之爱的宣扬，因为私人情感的流露是会危害革命事业与集体利益的，血缘亲情遭到驱逐与压抑，于是家人间亲情变得淡薄，这是50—70年代小说中“去家庭化”叙事的又一表现。社会以群体利益的需要，要求个体摆脱血缘亲情的羁绊，融入集体，变成群体组织的一员。随着个体的群体化，家庭血缘亲情关系也被群体中的同志关系与社员关系所取代，于是血缘联系松散，亲情也变得淡薄起来。

二、“再家庭化”叙事

8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家庭回归于私人化生活场，家庭生活叙事主要描写少年儿童私人之家的幸福生活。无论是双亲家庭还是少量的单亲家庭，一般都能承担起抚养的重任。对少年儿童来说，家庭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他们的生存。再一个特点就是家庭回归于私人化生活场所之后，家人成员相亲相爱，亲情宜人，本文把80年代这种与50—70年代绝然不同的家庭生活叙事概括为“再家庭化”叙事。

先看绝大多数的双亲家庭，在这些双亲家庭小说中，“再家庭化”叙事体现在少年儿童的成长大多有父母相伴。总之，家庭结构完整，家庭能承担起扶养与保护的重任。“有趣的是在八十年代的少年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比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更离不开自己的父母，五六十年代少年主人公的父母或者病死、或者被敌人杀死或者消失，父母这一角色很多都是不在场——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父母大多都在场。”⑤ 在8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少年儿童都有父有母，就算父母一方不在，一定还会有慈祥的继父或继母来填补这个家的完整性，他们视主人公为己出，少年儿童在生父生母或继父继母与亲人的关爱下幸福地生活着。

那些亲生父母健在，少年儿童在亲生父母的庇护下健康成长，自不必说。下面重点分析那些再婚家庭，这些家庭因为有后妈后爸的接替而变得完整，也因为后妈后爸的完美人格把继子当作己出而使扶养变得异常感人。

在王道生的《满月照人间》中，亲妈病逝，爸爸见义勇为被歹徒刺伤而住院，是爱慕爸爸的李老师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姐弟俩。最后，姐弟俩催促爸爸留住李老师。一轮中秋满月照耀着大地，意味着这一家人的美满与幸福。在贾基业《生日变奏曲》与庞敏《淡淡的白梅》等小说中，后妈也是温情无比，慈爱有加的。后妈彻底颠覆了《白雪公主》中的那个恶毒妇形象。程乃珊的《那年我十四》中的后爸也不错。同学们羡慕“我”有一个好爸爸，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我”的继父。石海泉的《喜爱长颈鹿的兄妹》中，父母再婚，而双方父母对继子与继女如同己出。

在这些再婚家庭中，少年儿童的亲生父母不在，他们一般都是病逝或者灾祸，或语焉不详，绝对不是因为父母不合离婚而致。父母离去之后一定会有后爸后妈来接替抚养之责，重组后的家庭几乎没有家庭纷争与夫妻矛盾，再婚家庭和睦相处。对再婚家庭的如此叙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说明，家庭结构完整，父母关系和谐，继子如己出，后爹胜亲娘，家庭能承担起保护与抚养少年儿童的重任，少年儿童在双亲的关心爱护下健康地成长。

“再家庭化”叙事中除了表明家庭能承担养育之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家庭亲情的回归，家人之间相亲相爱。在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家里充满着革命情谊与阶级的关系，血源亲情淡如水，亲不亲，阶级分。到80年代，家庭成员关系不再是革命上下级或先进与落后群众的关系，亲属关系向着平等与温馨方向迈进，家庭回归为温馨之地，私人之所，家中亲情宜人。

如葛冰的《一个孩子的临终“寄言”》，当厂长的父亲告诉儿子，他小的时候也特别调皮，进教室从来是走窗子不走门，走桌子不走地。这些有损父亲高大形象的事在以往小说中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都隐而不谈，而在此小说中，父亲对儿子坦诚相待，和盘托出，并对儿子的顽劣表现理解，因为童年时代的自己与儿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情感上的沟通使紧张的父子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我可不怕十三岁》中，处于青春期的“我”，叛逆十足，总想与父母反着来，对着干，而父亲却宽容与理解“我”， “我”的逆反情绪在父亲那里得到宣泄与疏导。最为独特的是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固守成规的老师本是找父亲告状，说“我”在学校不遵守纪律，父亲不但不批评反而支持 “我”的独立特行，父亲有袒护之嫌的举动体现出父亲对儿子了解的深入，也说明父子关系的亲密程度。

上述这些父亲的形象再也不是威严高大需仰望才可见，或是整天繁忙，让人不敢接近的形象。工作之余的父亲开始回归家庭，陪伴少年儿童的成长，他们理解孩子，支持孩子，关心孩子，正是心灵上的沟通与情感上的爱抚使亲子关系开始向平等与温馨的方向迈进。母亲形象一向以慈祥著称，母子之间自不必说。

总体说来，80年代儿童小说的家庭叙事中，家庭生活回归私人化生活场所。从氛围上来说是和谐、温馨的；从事件上来说都是家庭琐事；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庭都能承担扶养之责；从情感上来看，家人之間相亲相爱，温情一片。总之，这个时期的少年儿童小说的家庭生活叙事中，家庭不但能承担起保护养育的职责，而且，家庭亲情宜人，儿童在亲人的关爱下健康茁壮地成长着。8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家庭生活叙事呈现出这样一种“再家庭化”的文学现象。

三、“后家庭化”叙事

90年代以来的儿童小说中，家成了孤独之地，寂寞之所，是情感的荒漠、苦难的源泉。这些不幸家庭也有共同点：家或许能承担养育之责，但却满足不了孩子情感的需求。本文把90年代儿童小说这种不能满足儿童情感需要的家庭生活叙事倾向概括为“后家庭化”叙事。

90年代以来的这种“后家庭化”叙事主要反映家庭父母的离异、家庭成员的聚少离多与父母之爱的缺失对少年儿童成长的不利。

中国式家庭的离婚始终是从吵架开始，受伤最深的却是小孩。如在黄春华的《怪味豆》中，“我爸妈是世界上最爱吵架的，一天不吵架就过不去。”⑤ 再如立极的《黑夜的放逐》中，“父母的房间里不停地传来吼叫和玻璃碎的巨响……”⑥ 在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父母的争吵，是家常便饭。中国式父母不合，一般不会好聚好散，为了孩子，他们在一起凑合。正是因为性格的不和或感情的不在，他们又不停地争吵。他们口口声声为了孩子，殊不知，在他们无休止的争吵中，少年儿童已受到深深的伤害。一方面，父母认为是孩子拖累他们，甚至不自觉地还会迁怒于孩子，使这些儿童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免成了父母的出气筒。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父母离婚，父母的离异会使他们孤独无依或者陷入另类境况，于是有些少年儿童竭力阻止父母，企图挽救这个分崩离析的家。但最终结果是伤痕累累，还是无法阻止家的解散。如在彭学军的《瓷器》与杨老黑的《麦芒》中，少年儿童为阻止父母离婚付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或离或去后的家庭，对少年儿童来说，清冷如水，更无快乐可言。如张国龙的《一个问题男孩子的内心独白》中，叶风的爸爸扔下了他和妈妈，妈妈天天以泪洗面，而爸爸却春风得意，于是叶风心里充满仇恨，天天想着怎样报复爸爸。康昆复的《白色湖鸥》中，福根爸挣钱后离婚另娶，婚礼那天嫌福根碍手碍脚，把福根送到渔寮上守鱼塘，最后冻死在鱼塘里。姚岚的《疼痛》中，海儿本有个幸福的家，可是爸爸出车祸去世，妈妈被迫再嫁。年关时，打工的妈妈回来看了海儿一面，又要回到她的新家，因为那里还有她的孩子，比海儿更小。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海儿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伤心。

所谓的留守之家是指乡村父母外出打工而不能长期与少年儿童呆在一起生活的家庭，这些儿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顾名思义，是留在户口原籍所在地，这些儿童呆在家里，远离父母。当成人抛弃传统的清贫自守的乡村生活方式，进入城市，随同现代生产节奏起舞之时，他们或许脱掉了贫穷的镣铐，但也付出很大代价——抛家别子，家庭人员厮守在一起成为奢望。对儿童来说，城市夺走了他们的父母，缺少父母的庇护使他们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弱势地位。

这些留守儿童，不但承担繁重的家务，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孤独与对父母的思念。李有干的《小孤舍》中，豆花的父母外出打工，豆花带着弟弟盼望父母回家，等来的却是父母不回家过年的电话。年少的豆花只能克制住自己对父母的思念，用自己稚嫩的肩膀继续扛起那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家庭重任。同是留守儿童的过儿也在等待着外出务工的父母回家过年（《等待过儿》）。胡继风的《想去天堂的孩子》中，壮壮非常想念爸爸，差点都记不起爸爸的样子。陶江的《水边的仙茅草》中，鲶鱼与水顺也因想念父母就到城里去寻找他们。

这些少年儿童，因为没有父母的监护与管束，他们随意地生长着，他们像荒原中盛开的野花，注定要经历更多的风吹雨打，付出更大的代价。古京雨的《留守令公山》中，大路第四次从戒毒所回来，年老力衰的爷爷奶奶根本管教不了他，缺少管束的大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描写江南水乡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与草样年华。小说主要涉及到4个留守儿童之家。4个留守儿童因父母的不在家，他们承担着这样或那样的痛苦与艰难，甚至付出健康或生命的代价。类似的长篇小说还有姚岚的《留守》与殷健灵的《蜻蜓》等作品。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没有父母相伴的乡下之家只能叫房子，而有父母居住的城市之家，又非久留之地，家在城乡之间漂移以至悬浮起来，家的不固定，非城非乡的漂泊感与无根感使他们找不到心中的安定感与幸福感，失去家园感他们注定只能永远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却找不到心中的家，得不到应有的庇护与引导，这也注定了这些留守儿童的孤独与无奈。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交往的扩大，城镇普通之家中的父母常常因工作的需要，经济的原因与事业发展或其它原因而离家外出。家不再像原来传统意义上那样，父母总是与儿童厮守在一起，分离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而长期厮守反倒成为奢侈。

在孙昱的《山山的十三岁》中，妈妈照顾病重的外公，爸爸出差，父母都不在家，“我”要独自一个人呆上半个月。虹林浴的《沉沦》中，老爸去上海跟客户谈判。“我”的老妈，去西部采访，已经走了半个月了。“我”一个人在家，被孤独淹没。“我”同学肖瑶的父母因为工作关系常驻澳大利亚，家里只有她和奶奶以及一个小保姆。彭学军的《初一的冬季》中，“初一”的父亲生意失利远走他乡。租“初一”家房子的小男孩告诉“初一”：“不但我爸爸忙，而且我妈妈也很忙，所以家里常常只有我和表弟（一只猫）”⑦。张国龙的《爸爸，你别泄气》中，自从妈妈当了部门经理，就隔三差五地出差，爸爸在苏州工作，“我想见他们一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⑧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回家时，总是打开每个房间里的灯，仔仔细细地检查各个角落，确信没有坏人，才放心地关上“我”的小屋。玉清的《跑，拼命的跑》中，“我”的父母都很忙，连开家长会都没有人去参加，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我”父母是否已离婚，“我”万般无奈，想请一位邻居冒充“我”的爸爸去开家长会。可见家庭成员的聚少离多在不经意间已给儿童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家庭生活的描写，纵观当代儿童小说中的家庭生活叙事，可以发现家庭生活叙事呈现出从50—70年代的“去家庭化”到80年代的“再家庭化”叙事特征，到90年代以来，又呈现出“后家庭化”的叙事特点。90年代的这种“后家庭化”叙事变化，或许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儿童小说用深情的目光与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着这一问题，期待着全社会能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来保证儿童的健康成长。

注释：

① 郝滨：《催眠与心理压力释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② 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③④ 卡秋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14页。

⑤ 黄春华：《怪味豆》，《儿童文学》2008年第4期。

⑥ 立极：《黑夜的放逐》，見徐德霞主编：《一路风景》（小说卷7），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⑦ 彭学军：《初一的冬季》，见徐德霞主编：《一路风景》（小说卷6），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⑧ 张国龙：《爸爸，你别泄气》，见徐德霞主编：《一路风景》（小说卷4），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作者简介：王艳文，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湖北咸宁，4371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