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见识的英国文学史叙述

罗俊容

摘要：《世界文学史》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学史，其中的19世纪英国文学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全方位、多维度、大篇幅、整体性的文学史实叙述与作家作品分析，让我们见识了俄罗斯学者的开阔眼光与博大胸怀，以及对于作家作品与文学历史的真正认识，对于我们以后的文学史编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为文学史叙述方式的改进与文学史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世界文学史》；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文学史叙述；文学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1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85-04

文学史叙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直接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不可不涉及到文学史，我们对许多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都要与文学史联系起来，要放到文学史上进行认真的研究与科学的考察，才能够确定它的地位、明确它的价值。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6卷上册《英国文学》部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诗人与作家，体现了执笔者很高的学术水平，说明他们对英国19世纪文学是相当了解的，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具有独立的见解，没有东拉西扯、东拼西凑的东西。在论述框架里，可以看出作者有独到的学术理解与艺术构思，不是一般的文学史知识描述，甚至也不是一般的作家作品介绍。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与深入讨论：

第一，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的论述，涉及的范围广、作家多，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远远超过中国学者所编撰的相关文学史里对于同一对象的介绍与论述。在这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与济慈之外，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布莱克、骚塞、司各特、托马斯·德昆西、兰姆、海兹利托姆、汉托姆、卡莱尔、梅图林、伦多尔、德克温斯等众多的诗人与作家及其作品。这样的视野，说明俄罗斯学者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在篇幅上基本是结构合理而详略得当的。最为显著的，是对于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及其作品的论述，没有像我们用很大的篇幅，而对骚塞这样的诗人则用了比我们多得多的篇幅进行介绍，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该诗人的认知。这里的“浪漫主义”，不仅是指英国的诗人，还包括英国的小说、散文与戏剧，所以编者对于司各特的小说，作了十分细致与深入的讨论：对于像卡莱尔这样的思想家及其作品，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作为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来说，这一部分内容是丰富的、真实的、新颖的，每一位读者在读的时候，不可能感到空洞与无味，相反是会感到内容扎实、生动形象、具体深入、兴趣浓深，能够引起我们对许多文学艺术问题的重新思考。在我们中国人所编撰的外国或世界文学史中，只有特别重要的诗人作家才会有详细的论述，讲湖畔诗派只讲华兹华斯及其作品，讲那个时期的英国小说只讲司各特及其作品，其他都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这就是中外学者不同的文学史观念所带来的不同结果。比如在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中，讲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时候，只讲了华兹华斯和拜伦两位诗人，从173-186页，总共不到14个页码。那其他诗人作家全都不见容于这部《外国文学史》了。文学史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对于历史上文学的存在形态进行全面的描画，让所有的作家作品进入一种历史的叙述，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原生态与多样性，我个人认为《世界文学史》里对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叙述，真正地做到了这样一点。而这是相当不易的，如果编撰者没有对19世纪英国文学真正的研究，并且是长期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把这样的历史内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进行介绍与评说，并且在许多地方都有着独立的文学史见解。

第二，关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论述中，编撰者在最大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基本上都是有趣的、生动的、个性化的见识，这样的情形与程度在我们中国的同类文学史教材中是相当少见的。也许并不是为了论述的方便，编撰者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分成了三代，第一代是以布莱克和华兹华斯等人为代表的诗人群，第二代是以拜伦、雪莱、济慈和一大批随笔散文作家为标志的诗人作家群，第三代是以卡莱尔、梅图林与伦多尔为代表的诗人作家群，这样的划分也许在从前的学术界存在过，但具体的内容却大为不同。全书就是在这种历史与整体思想的指导下，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作家进行全面、科学与具体的叙述的。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对于华兹华斯的论述还是对于济慈的论述，无论是对于雪莱的论述还是对于司各特的论述，作者显然都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的基本上不是一种公共知识，而是深入的个人见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引用了许多名家论述来证明论述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作者是在看了许多学术材料的基础上，把自己对于诗人作家的个人感情，把自己对于作家诗人的了解，把自己对于相关作品的阅读及其印象与认知也最大限度地融入其中，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是高度个性化的，因而是真实可信的，这样的文学史论述自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编撰者没有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作家，而是从诗人作家作品出发来谈论浪漫主义诗歌、散文与小说，以及整个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这样的文学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来，作者对于司各特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对于柯勒律治与拜伦的评价是相当肯定的，认为济慈与雪莱这样的天才诗人生命之短、才情之高，他们是相当可怜的、可叹的。而编者为什么没有像我们中国学者所编撰的外国或世界的文学史那么重视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其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有编撰者的个人爱好在其中。也许是因为需要介绍的诗人作家太多，不可能对每一位诗人作家平均地使用力量。编撰者对于雪莱与拜伦的重视。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存在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诗人是进步的、革命的，特别是对于拜伦的评价，似乎在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之上。在文学史中对于司各特与萨克雷的评价是很高的，当然，对于狄更斯也有极高的评价，并且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进行介绍与论述。在所有的这些方面，似乎都体现了编撰者的学术态度与个性见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个人的喜好与感情，因为在论述的过程中。他们也并不讳言自己的选择与喜爱。而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基本上见不到作者的感情与爱好，东拼西凑的东西随处可见。因为撰写的人不是真正某个方面的专家，所以个人的见识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你不是长期研究某一个方面，那你就没有什么体会，哪还谈得上什么感情呢？真正具有见识也是不容易的。

第三，论述具有整体性，并不是对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及作品的分开介绍，而是具有连环性，即一个一个连接起来地进行叙述，什么人在先什么人在后，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都是有所讲究的。对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论述，中间的过渡是十分自然的，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就已经开始了对下一位作家的叙述。在论述了华兹华斯的诗作之后。这样开始了对柯勒律治的叙述：“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的合作者，其创作道路的形成极富戏剧性。他是外省神甫的第十个儿子，很早就显露出杰出的才干；而这种天赋也给他带来不幸。”那么，从华兹华斯自然地就过渡到了柯勒律治，顺理成章。在叙述了司各特之后，这样开始了对拜伦的介绍：“拜伦和瓦尔特·司各特处于同一时代，他是司各特的读者和崇拜者，后来他俩成为朋友和通信人。司各特也十分推崇拜伦，他认为拜伦是诗歌中无与伦比的对手，并自愿地将诗坛的桂冠让给拜伦。”这样，就从对于司各特小说的介绍自然地过渡到了拜伦诗歌的论述。没有任何生硬之处。这样的叙述结构也许并不是偶然的。体现了编撰者一种总体的文学史观念。我们中国人所编撰的中国或外国文学史。在叙述文学历史的时候，往往把作家与作家割裂开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性与关联性，似乎他们之间本来是分开的。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的意义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所谓诗人的群体性与作家的传承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在这部文学史中的英国文学部分，编撰者所采取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连接性叙述，其实就是对文学历史线索的追求，也是一种文学史意识的体现。所以，真正的文学史并不是一般知识性的介绍，也不是作家与作品的相加，它一定会有相当强大的整体性、关联性、发展性与动态感、整体感、历史感，我们看到这部文学史就有这样的追求与讲究。而我们有的文学史几乎没有任何的整体性，在李明滨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中，虽然用了四章的篇幅来叙述19世纪英美文学，但在第六章涉及到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时候，则只有“英国文学与拜伦”一节，短短的7页，就是加上整个的“浪漫主义文学”概述6页，也才13页。那么多的大诗人与大作家及其作品没有叙述，哪里还谈得上论述的整体性与文学史的框架呢？

第四，对于已有成果的引用，表明现有的研究与论述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编撰者最喜欢引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与普希金的相关论述。在谈到英国散文的状况时，引用了普希金的说法进行佐证：“在那个时候，英国散文的状况和组成极其清楚地反映了……根据普希金的说法，无愧于‘英国缪斯的民间故事‘爱神、恶魔、蛇头，还有吸血鬼、城堡、神秘的陌生人、漂泊者、幽灵、可怖的家庭秘密，同时有证据明确的心理描写、日常生活的琐事。”在谈到卡莱尔历史哲学的时候，编撰者同时引用了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进行论述：“在那个时代由于卡莱尔历史哲学的反动，使他转向纯政治的反动。正如列宁‘在一个词的通常意义上所称的，将他描述为‘经济的浪漫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他：‘卡莱尔抱怨时代的纷乱与空虚，抱怨所有社会机关的内在腐败。这种抱怨是公正的，但仅仅抱怨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摆脱恶，当寻找它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话是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旗帜，同时又是同人类命运新的——历史辩证的——理解联系在一起，英同浪漫主义者对这种理解作了发展。但是，是依赖自己的力量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这里不仅有数量甚多的引述，并且在引用之后，还有相当深入的延展性论述，超出了一般文学史的地方还有很多。为什么总是引用马、恩与列宁的论述，特别是在多处引用普希金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基本上也是很有效的。因为他们对出生于自己国家的诗人作家及其言论熟悉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了解得更多一些，并且这些论述的确也是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具有相关性的，如果没有相关性，也就缺少说服力了。有的文学史没有任何的引述，有的文学史有了引述也是草草结束，而这部《世界文学史》的英国文学部分，能够比较多地引用前人的经典性论述进行自我的文学史的叙述，就形成了自己的明显优势，产生了强大的学术力量，也增强了文学史叙述的高度自信力。

第五，采用了一种比较文学的眼光与方法，在论述某一位诗人与作家的时候，时不时地联系到了相关的诗人与作家及其作品，让我们有一个比较的视野，从而得出更加科学的认识。从本质上说，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论述，自然会具有一种比较文学的性质，虽然这样的论述本身并不就是比较文学：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学的论述，也同样是如此，这部《世界文学史》的英国文学部分，还不是在此意义上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眼光，而是在具体的论述中，总是联系到相关的作家与作品进行论述，所采用的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英国文学》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联系中来讨论“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十八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对世界感受的重要特点已初露头角，比如自嘲、反理性、关于‘独创和‘异常的认识及‘难以理解的认识，向往古风等等；还有批判哲学、反抗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标准、历史主义的原则，其中包括人民性的思想等等都是从英国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浪漫主义思想已经在其他国家，早先在德国和法国萌发起来。”编撰者认为英国的浪漫主义是与德、法两国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席卷欧洲甚至全球的文学思潮，在论述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时候，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联系到当时其他相关国家的文学状态与哲学状态，这样才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与价值，本书的编撰者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联系德、法等国的同时期文学状态进行论述的。在论述了布莱克的诗之后，编撰者对其身后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我们这个世纪，特别是在现代派的圈子里，布莱克的名望在日益增长，并且首先推出了咬文嚼字未来派的作品和色情文艺，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他所具有的。可见，布莱克死后人们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属唯美主义，此前人们为了涂黑他诗歌中的一些特点，而强调另外一些特点。”布莱克本身不属于现代主义，然而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先驱，许多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与后来现代主义之间的天然联系，所以对他的评价也必然要延伸到后来，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与他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本书的编撰者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这样的做法一般而言是会受到诟病的，因为这是属于浪漫主义之后的历史，不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然而编撰者对此却没有惧怕，反而开阔大气，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讨论了卡莱尔之后，编撰者谈到了他对后世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过去和现在》好几行说明导致个人贫与富的鲜明特征。卡莱尔关于金钱世界一切买卖的状况被写进了《共产党宣言》。卡莱尔影响了约翰·穆勒、赫尔岑、狄更斯、托尔斯泰、朗费罗和惠特曼。惠特曼对卡莱尔作了客观的评价，预言式地指出，未来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个人对当代人的意义。的确，卡莱尔留下的三十卷书，很少在今天流传。留下的诗选片断和反资产阶级的热情曾促使许多人去思考繁荣的价值。”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卡莱尔主要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与哲学家而存在的。本书的编撰者却把他作为一个作家来论述。并且把他在后世得到的评论与产生的影响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显然有一点出人意想。却是真实与可靠的存在。看来，比较文学的本质与要义在此体现了出来，那就是把整个世界的文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放入对文学本身的考察之中。这正是本书的编撰者具有独立性与开创性的地方。

当然，在阅读《世界文学史》中19世纪英国文学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它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有的引文过长而没有很好地融入对文学史的叙述当中，在讨论柯勒律治诗歌的时候，就引用了苏联学者叶利斯特拉托娃的一段话，长达九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位学者是不是很有影响力倒在其次。而是因为文学史的叙述不是学术论文的论述，就是在学术论文中，也没有必要长段长段地进行引述，而在引述之后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另外两处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并且其所有的引文都没有注明原始出处。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中对于有些概念的解释是不准确的，并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如在谈到华兹华斯诗歌特点的时候，编撰者解释了其名字中的两个词：“在他冗长的史诗中，内在的非情节性，没有一点儿讽刺意味，甚至连米粒大的幽默也很缺少，极度的韵律，这一切都激励了当代人，并赢得了诗人的名声（‘华兹word英文的意思是‘谈话或‘最贴切的字眼，‘华斯worth英文的意思是‘贵重的），人们称他为川流不息的谈话者。”在一部正式的世界文学史中，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具备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华兹华斯”这个名字与此没有什么关系，分开来看也并不具有什么偶然性，其诗中的谈话风等艺术上的特点，与他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并不相信他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自己的名字还产生了什么格外的意义。所以，从《世界文学史》第6卷英国文学部分来看，至少这部分的编撰者虽然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过于追求趣味性的东西，而忽略了文学史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也许是这部分文学史最为重要的缺失之一。同时，对于有的作家诗人的论述太长，逻辑性也不是很强，显得比较散乱。细致深入地对作家作品进行介绍，自然是可取的，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轻重比例的话，例如对小说家狄更斯的论述，对于诗人拜伦的论述，篇幅过大、介绍过多，而对华兹华斯的论述显然是少了，无论从其作品的质量、数量，还是从其文学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华兹华斯都当有更多的篇幅。

《世界文学史》第六册中的“英国文学”部分，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信息量是很大的。所采用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是科学的，发表的学术见解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史叙述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是文学与历史的交集，是对于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全息的时空体，不然，文学史的框架与内容都是不存在的。以此而言，《世界文学史》真正当得起博大精深的评价，因为它以从来没有过的气魄与胆略，来对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叙述，基本上不考虑政治的因素与国家的因素，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文学史编撰的重大跨越。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