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制阐释”的追问和重建文论的思考

李晓华

摘要：针对中国学者盲目照搬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使得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处于让人忧虑的状况，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论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总结和批判。王齐洲教授也认为按西方文论标准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并不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张教授认为“强制阐释”的产生有自己的语境和历史渊源，并从理论阐释立场、法国五月革命和教育环境变化几方面对西方文论的影响做了分析。王教授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观念入手，探讨了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在文学与艺术、美与善、作家与作品等观念上的差异。两位学者一致认为，西方文论既不能解决中国文学的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中国文学的历史问题，中国有必要重建自己的文论体系。

关键词：强制阐释；西方文论；中国文学；重建文论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89-05

2015年10月2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张江教授趁来湖北大学参加中外文论研究会年会之机，亲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王齐洲教授展开了一次关于“强制阐释”和中国文论重建问题的深度对话。张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总结批判的高水平论文，他不赞成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力图构建中国“本体阐释”的文论体系。而王教授一直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作品入手重新发掘和言说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努力改变现代学术界长期以来用西方文学标准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的局面。两位学者一见如故，没有寒暄客套，坐下来就直奔主题，展开对话。下面是两位学者的对话实录：

张江（以下简称张）：我的《强制阐释论》是针对许多中国学者盲目照搬、盲目使用、简单裁剪西方文论这种现状，感到不满意而提出的。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论，打倒西方文论，只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和生存方式有些意见，特别是当下。王先生，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理论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过去是以作品为主题，以作者为主题，以文本为主题，以读者为主题。现在是以理论为主题，理论自己生成自己，理论自己阐释自己，理论自己检验自己，这种理论的发展方式会有前途吗？

西方理论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西方文论强大的侵蚀面前无所适从，说不出自己的话，结果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研究中国文论的老先生带着自己的学生在中国文论的圈子里转，对西方文论从总体上说非常排斥，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队伍。另一方面，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也很难进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语境中去，并且排斥中国古代文论。现当代学者无所适从，主要还是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使得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处于一种让人忧虑的状态。

如果说对西方文论有什么更深刻的想法和更深入的分析，我可能不如有些博士生，但是我看这种状态、这种局面的眼光可能比他们更敏锐些，反应激烈些，所以我写了《强制阐释论》。但我在学术上的功力和影响方面还比不上王先生，所以今天特向您请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齐洲（以下简称王）：张先生的这番话使我顿开茅塞。原来我读张先生的文章，以为张先生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西方文论进行思考和总结，现在听到您的这番话，觉得您的本意可能不仅仅是如此，而且还希望改变中国文论界的这种现状。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志向。因此，您的“强制阐释论”就不仅是个“理论话题”，更是一个“理论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把西方文论、中国文论的现状当作一个问题进行学理探讨，关键是通过这个问题还让我们思考了它对社会、对生活、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比如，大学文学专业如何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当前文学是怎么发展的，文学与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文艺理论怎么指导文学界、怎么回应文学创作，等等。而我们的理论与创作常常是脱节的，现在大学里讲的文学理论不仅不能指导文学创作，而且人家作家也不认同，最后是各做各的。

张：对。不仅文学理论不能指导创作，理论研究者和创作者各做各的，而且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也是各做各的。基本上是理论独白，写了厚厚的理论著作，结果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几乎没有影响。

王：是的。您的“强制阐释论”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媒体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西方文论界也有促动，但我觉得这种反响可能一时还不能到位，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它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推动，对整个高校文学理论教育的影响和改变，其价值和意义才能显现。如果达到了这些目标，这才是真正到位了。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理论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话题”。

张：对，如果有一点这样的效果，我当然很高兴。我无意提出什么重要的理论观点，更不会去想创造什么体系，我只是想努力做一点有思想的学问。***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严肃的批评切中要害。应该引起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自省。

王：我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时思考过西方文论的一些问题，并把它作为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参照，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中有所反映。对您在《强制阐释论》等文章中归纳的西方文论的几点基本特征我非常赞同。我的学生看了您的文章后对我说，王老师，您和张江教授的思路差不多。我说是的，我们是殊途同归。我是从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角度切人，您是从西方文论的角度切入，共同地观察到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文论不能解决文学的现实问题，也不能解释文学的历史问题。不过，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还很难跳出西方文论的樊笼。比如，我随手翻到这个星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文学史研究何需“回归本位”？》，里面写道，我们中国古代早就划分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几种文体，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就有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分法”。因此不存在也不需要“回归本位”。“回归本位”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方铭教授提出的，后来还和王锺陵先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展开过专题辩论，尽管二人对如何回归看法各异，但他们其实都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是有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本位”的。在这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文化原来的本位和西方以及中国当下文学是不一样的，只是在如何回归上两人有意见分歧。

可以说。我们现有文学体系的建构并不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比如，赋是属于诗还是属于文，上世纪30年代很多人参与过讨论。说它是诗吧，它明明运用了铺陈手法，而铺陈是文章的写作特点；说它是文吧，它又是押韵的，特别是律赋，押很严格的韵，而且赋是由楚辞发展而来的，楚辞又被归入诗的范畴，怎么能说它是文呢？所以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定论。

再如散文，其实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没有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意为散体文，是与骈体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不是文体概念，不是西方的散文（美文）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散文界没有一个合乎中国实际的散文概念，没有办法来规范和定义我们中国的散文指的是什么。一提到散文，大家就举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我们的文学史都是这样写的。那么请问，韩、柳是何时的作家？回答是中唐。那初唐、盛唐的代表性文章呢？其实不是散文，是王勃、“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等）的骈文。晚唐是李商隐的天下，李商隐的诗歌作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他的文章总集就是《樊南四六》，是骈文不是散文。他的影响不仅在晚唐，宋初的影响仍然很大，“西昆派”就是学李商隐的。而且，即使是韩、柳、欧、苏的散文，文学史里提到的名篇有不少是应用文，也并非西方的散文（美文）。

我们中国现在的一套文学体系基本上都是借用西方文论来谈中国文学，合乎西方文论的保留，不合乎西方文论的去掉，要么就是重新包装、重新整理塞进西方文论的框架中去。比如中国的小说，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及补志共著录小说1000多部，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小说只有几十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小说按西方小说概念来说根本对不上，所以不被承认。按西方观点，小说是要讲故事并且是虚构的。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从鲁迅先生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们要问，它是虚构的吗？刘义庆自称它是真实的，而且把裴启《语林》因为虚构而书不传作为鉴戒。再说志怪小说《搜神记》，记录鬼神，应该是虚构的吧，但当时人认为它是真实的，作者干宝本来是史学家，并被人称为“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人们认为他记录的东西真实可靠，所以《搜神记》长期被收录在史部，《隋志》、《旧唐志》都在史部著录。《晋书》是唐太宗亲自主持编撰的，《晋书》就把《搜神记》里的许多故事采写进人物传记里去，郭沫若就说《晋书》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这当然是今人的观念。所以说，我们用西方这一套理论解释中国古代文学时，出现不搭界的地方太多了。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这一套理论既不能用来指导中国文学实践，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历史，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困惑。当然，也不能说所有西方文论都是“强制阐释”，但至少，“强制阐释”作为西方文论的基本形态和主流话语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读到张先生的文章时击节叫好，认为总结得非常到位，真正抓住了要害。现在我想追问的是：西方文论为什么会有这种“强制阐释”？或者说“强制阐释”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强制阐释”可以说是西方文论的一个特征，我在想，它到底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观念——如果只是一种方法，它就不是根本性的，可以改；如果它是一种观念，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观念导致了这种“强制阐释”不断发生？

张：我讲“强制阐释”理论的初衷是源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取舍，甚至是以讹传讹地把西方文论拿到中国来，一代代在我们学生中间传下去，中国文论在它的强势面前失去了话语权，我对这种状态不满意。而且我的本意还不仅是在文论，我们看，中国现在把西方的理论作为一种标准、一种方法、一种模式，用来“强制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在许多领域都是如此。如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等等。特别是历史，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或者说我们能接受的、恰当的、正确的历史观都被西方理论颠覆了。还有文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资源丰富、博大精深，应该是我们建构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本体”。我认真琢磨习总书记的一个提法，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是“继承创新”；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是“批评借鉴”。这是值得深思的。但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到处都是西方的标准，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实践，这好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象。讲堂、论坛、课堂上到处都是这样，我想讲这么一句话，让大家惊醒起来：中国人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难道还不能讲我们自己的话吗？

我讲了“强制阐释”后，其它领域的许多学者也反映，在他们的领域里也存在着削足适履的现象，将中国的经验和实践这只脚砍了以适合西方的鞋子，能穿进鞋子的，认为是好的，穿不进鞋子的，就认为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它为什么会有生命力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看它：“强制阐释”用它自己的方式去阐释文本、阐释历史的时候，目前来看还是站在方法的立场上讲话的。这种方法是有自己的语境和历史渊源的。

从文论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从形式主义开始，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西方文论的开端。形式主义是对浪漫主义以来以作者为中心来研究文学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抗。这种对单纯从作者出发来研究文学的反抗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学有它独立的特征，即它的文学性，过去我们忽视了，而形式主义对文学的文学性作了深刻研究。但从那开始，这条道慢慢走偏了，一条最基本的线索就是，西方的文艺理论家是站在一种社会批判的立场上讲话的。许多当代西方文论的流派、思潮和大师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用我的语言来说是文学的场外理论，它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抗，一种分析，一种认识。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跑到文学领域来。找到并借用文学理论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这不像中国古代文论，从文本出发，牢牢依靠文本。得出有关文学的各种概念和理论。它是从文学外面搬用理论来阐释文学，“强制阐释”于是作为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如德里达想表达他的解构思想，他本来是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那种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想的反抗，他想用文学文本来证明自己的这种思想，可文学大多数情况下和他的理论是不一致的，为了证明自己，就必须想办法让文学和自己的理论一致起来。这样“强制阐释”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比如，我曾和学生讲，我念书的时候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复旦大学朱立元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里面大约有十八九种学派。一本是刘放桐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里面大约有二十几种流派。你把两本书的目录对比来看。大概有十一二种流派是重合的，两本书都讲德里达、萨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可见，在西方文论领域里，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有社会实践中遇见的诸多先锋问题成为他们手里的武器，拿来生硬地、勉强地阐释文学，而且重要的目的是要阐释自己的理论。有这么个来龙去脉，“强制阐释”就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学生的五月革命对西方文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五月革命以前，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理论占据的很长时间内还是很注重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从文本出发的，等到五月革命后，学者们对法国五月革命最后消退的那种状态感到失望和绝望，就躲进书斋，不再注重实践了，彻底进行理论研究，以此来和社会对抗。

至于“强制阐释”是方法还是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就与观念有关。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紧密联系的。还是想听听王先生的意见。

王：的确，在我们看来，20世纪西方文论走马灯式地变换。而且各学派和前后学派之间出现间隔、断裂，他们的理论也都是自足的，不去考虑能不能解决文学问题。我想，根本性的问题可能还是中国和西方文学观念上的不同。西方认为文学是艺术，我们现在接受的就是这种观点，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中国古代却不是这样看的，至少儒家不是这样认为的。儒家不否认文学是艺术，孔子开私学教授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但他更认为文学是生活，孔子有关论述是很多的，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指出人首先要生活，去遵守一些相关的道德规范，然后有余力则去学文。孔子还讲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他也是承认“艺”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是“游于艺”，所谓游，就是不能将它作为立身之本，作为归属，其地位是有限的，是要受约束的。关于这点，宋代许多理学家作过讨论，有人认为“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把文学看得很轻；像二程等理学家甚至认为作文是“害道”的，重要的还是要回到“道”上来。这当然不是孔子的初衷。孔子认为“艺”是需要的，但若只“游”到此，便还没有进入做人的最根本的境界里去。在孔子看来，先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才可以“游于艺”，所以，“艺”是用来辅“道”的，是反映人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的。

西方认为文学是艺术，艺术创造美，而追求美、欣赏美和感动于美就是艺术最后要达到的效果或目标。我们中国古人也讲美，但美是有条件制约的，如孔子讲“《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他认为尽美的同时要尽善，美要有善来约束，没有善的美在中国古代是不被承认的，至少是有所保留的。楚国伍举就“不闻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是认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也就是说，在伍举心中，美不美的要害是善不善。西方认为艺术可以只为美而存在，你可以在艺术世界里自足，结果就是，欣赏作品就是作品本身，与作者的人品无关，甚至与社会生活无关，最后形成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的艺术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则不同，看一个作品好不好，美不美，首先要看作者善不善，人品好不好。作者人品好，作品才有价值，如果作者人品有问题，作品再好，也不被承认。例如，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蔡本来先是指蔡京，但因为他人品不好，最后大家只承认蔡是蔡襄。再如明代严嵩，写青词无人能及，其实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字也写得好，但是因人品问题，他的文集后世不传。相反，虽然杜甫的诗有许多人并不喜欢，但杜甫一直被尊为“诗圣”，因为他有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说。中国古代文论强调的是“文如其人”，要想文章美，先做有德之人，否则文章再好，社会也是不会承认的。

张：所以从这个思想来看。西方文论与我们中国文学传统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如西方非常著名的“作者死了”，作者只要完成作品就与文本无关了。作品一旦进入社会，作者的人品我们不讨论。最重要的是，连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灌输的情感统统都死了，作品就由阐释者和读者任意理解和阐释。这和您刚才讲的中国古代美与善的问题是相关联的，看作品先看人品与这些文论是对抗的，格格不入的。

王：对，是格格不入的。您刚才说的西方文论，讲作者与作品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可在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就是“知人论世”，所以有时用西方文论简直没有办法来阐释中国文学。

张：中国文学是“知人论世”观，而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则要求，彻底地割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不仅是作者的人品不谈，就连作者的意图都不能谈。但实际情况是，他们解释文本时很难避开“知人论世”，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伍尔夫，在讲到她时，一定会谈到她因精神病跳河死亡，这种精神病经历对她的作品是有影响的。可以说只要是认真去解读文本，作者的经历和社会因素你就无法不联系起来。你就难以逃脱“知人论世”。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比如说，作家想写部作品，事先肯定要想好：准备写什么内容，我的态度是赞是骂，我的喜怒哀乐都包含在作品里，这些还有什么含糊的吗？可是，你的作品写出来后，有人说，你想写的那些内容，你的喜怒哀乐都无所谓，我也不承认，对我理解和阐释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这不是连常识都没有吗？所以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回到常识》。作品是从作者的脑袋里出来的。是自觉的意识行为，想逃避、消解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意识行为生产了作品、决定了作品面貌。有一次我和莫言、陈晓明一起吃饭，在关于作者的写作意图灌不灌注在作品中这个问题上，我们轻松地聊了几句。我问莫言，你写作时，事先有没有想好要写什么，他答，当然得想好。莫言接着说，但有时我想好了，结果写好后发现，我写的不是事先想好的，就像俄国学者说的，有时你想进这间屋，结果却进了另一间屋，可能另一间屋子比这个更好。我就再问莫言，你可能是会出现本来想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进了另一间屋子的情况，但你知不知道，你进了哪间屋子？你把作品写出来后交给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写的是什么？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想这就是一个看法。作者不能否定自己的意图。当然，这个意图可以由别人解释。

所以说，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在一些范畴和观念上是相对立的。要想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构建好，构建得有中国特色，还得从中国传统出发，符合中国经验和中国实际，同时也吸收当代西方文论中那些优秀成果，将这两者融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相加起来。所以我们即将着手进行一个项目：当代东西方文论关键词比较。我请詹福瑞和王逢振两位先生各拟出若干关键词。力求涵盖、打通中西古今，然后再请各方面的专家对有关概念做系统清理，看能否找到对接中西古今的有生命力、有解释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当代文论。通过这个项目，将各自为营的两个庞大的队伍融合起来，努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构建从中国传统出发，充分吸纳西方优点和长处的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二是将两个庞大队伍各说各话的局面作些根本性的改变。具体事宜我们可再详谈。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