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与民初文人心态

袁志成

摘要：文人心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往往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作品方能得窥其一，民国以降，传统旧式文人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他们往往抱团结社，以求身份认同与空间的拓展。他们在结社题吟中往往表露出自放其意、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扬、对国亡家破和民生疾苦的悲悯之情等文人心态。

关键词：文人结社；民初；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99-05

民国初年的旧式文人士大夫在人世与出世之间，纠缠不清，犹豫未决。即使个别文人走出了旧式文人的身份束缚，也难免沉沦而趋于势利。如金心斋《题宋君幽篁独坐图序》云：“金陵自古帝王之都，文人学士之所荟萃，英雄豪杰之所聚居，诚英材之渊薮也。民国革新以后，一时名士之过江来游者，多于鲫。然熙熙攘攘，要皆奔走于势利之途，求其能淡泊明志笃学好古者，殆罕觏也。”作为一个历史学的范畴，相对而言，文人心态是最复杂，最难以述说清楚的历史问题。本文拟以文人结社为切入点，探究民初文人的内心世界，为了解民初纷繁杂乱的历史提供新的参考。

一、民初社会与旧式文人生存状况

因改朝换代，民国以后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群体，一类是眷恋清朝，恪守传统的旧式文人，俗称遗老；一类是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高举自由、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型知识分子，俗称新文人。可以说，新文人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故其生存与创作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极力肯定。旧式文人坚守传统，其生存与创作环境日益恶化。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作为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将之一，钱玄同专门作《告遗老》，指出民国遗老的四条出路：“其一，大彻大悟，知道自己应该堂堂地做一个‘人，而做皇帝的‘奴才是很不够人格的；知道应该服务于社会，彼此互助。效忠于一家一姓是很丢脸的。……其二，简直明目张胆地做复辟的运动。你们既不承认民国，当然非回复清朝不可：既反对共和，当然非有皇帝不可。……其三，既要做满清的忠臣，则当贵‘上头‘逊国以后，便应该殉难，以全臣节；否则也应当拖辫入山，采食薇蕨，做一个草间偷活的孤臣。……其四，什么正经事也不做，只是捧捧戏子，逛逛窑子，上上馆子，做做诗钟，打打灯谜，如此昏天黑地以终余年。”此处虽然是新文学作家对民国遗老的批评，实则亦反映了遗老真实的生存状况。遗老们虽身处民国，却依然遵照前清时的准则行事，前清身份地位在民国遗老圈中依然存在。如民初上海之超社、逸社，仍以瞿鸿玑为首，因其于前清时身份地位最高。瞿鸿玑，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逸社重集时，以陈夔龙为社长。一方面陈夔龙经济雄厚，支持社课的花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夔龙于前清时官至四川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高位显，在遗老圈中更有号召力。遗老在诗词创作上仍以某官衔为尊，如逸社社员沈曾植诗歌《奉和庸庵尚书同年逸社重举诗元韵》、余肇康《庸庵尚书同年重开逸社第一集赋诗四律依韵奉答》等。

相比于沈曾植等政治遗老而言，众多旧式文人更多的是以文化遗老自居，多以城市居住偏多，尤其是大都市的租界。相对而言，当时的租界能够给文人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活场所以及经济来源。民国连年战乱，导致以农耕为家的传统文人无处安身，只能流寓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穷愁无聊而相互唱酬以寄托情怀。据统计，民国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四地城市旧式文人结社几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且文人多寓居租界。

旧式文人多生活在租界，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有部分文人沦落街头卖文为身，穷困潦倒。民初上海希社创始人高狮晚年贫困多病。据孙家振记载：“惜暮年为阿芙蓉所累，家境窘迫，且身弱多病，遂致侘傺以终。”高翀晚年吸食鸦片，导致经济拮据，体弱多病，穷困不堪。旧式文人在新社会缺少养家糊口的赚钱能力，多数只能卖文为生，即使文社社长也不例外。

前清遗老面对仕与不仕，亦矛盾重重。如赵尔巽、柯劭志受袁世凯之邀担任清史馆馆长、编修等职，罗振玉、郑孝胥、缪荃孙、沈曾植等集体讥讽之。因此，赵尔巽颇感无奈，只能自嘲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另外尚有一部分遗老为谋生计而被迫出仕。如左绍佐，迫于生计，受黎元洪之约，入京师国史馆。后人评曰：“辛亥鼎革，（左绍佐）避居沪滨，与诸巨公结汐室，每一篇出，翕然传诵，友朋会聚，若将终焉。顾迫于家境，不得已复至京师，为祠禄计，居恒戚戚，屡以愧见海上遗逸为言，其迹屈，其志苦矣。”前清遗老的仕或不仕、生与死等生活状态很难激起新社会的关注，即使像梁济、王国维等大学教授、大学者的去世，也未能产生多大影响，顶多在遗老学术圈中徒增感叹而已。

二、文人结社与民初文人的自放其意

自孟子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之后，中国文人在几千年坎坷的政治浮沉间能收放自如，在通达顺利时努力做好“治国平天下”，在穷困潦倒时独处修身以养德言。其中，东晋陶渊明于乱世时隐居终南，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适其意的生活，其笔下的桃源世界与其自身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怀才不遇、穷困愁苦的文人士大夫。如苏轼、秦观、王夫之、龚自珍等诗词中不时流露出对桃源世界的向往。辛亥巨变，众多旧式文人尚一时难以接受。既没有一技之长谋取职位，也没有很多积蓄，更不可能以文弱书生干那些杀人越货的事，较多的是自放其意，自遗于世。李瑞清称：“昔不能以术取卿相，没人财帛以自富，今又不能操白刃以劫人为盗贼，称豪杰，直庸人耳。”也有部分旧式文人在辛亥历史风云突变之后而不自知，安然置身世外，结社课诗，怡然自乐。小罗浮社钱衡同《六十自述》云：“世变风云多，谁非复谁是。不管秋月明，我醉欲眠矣。”在民初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能跳出尘世，独立高蹈，过着酒醉欲眠的生活，实在令人羡慕。

民初文人自放其意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结社啸歌、招邀遣愁之上。民初上海超社的成立即缘于此。沈曾植详解超社成立之因时指出：“海上寓公，殷墟黎老，因蹉跎而得寿，求自在以偷闲，本乏出人头地之思，而惟废我啸歌以是惧，此超然饮社所由立也。”民初文人的自适其意有时容易形成单调而自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即使文人过分渲染，将之扩大，也无法融人民初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中。因此，有个别旧式文人社团的诗歌创作中夹有大量的有关抄写佛经的诗歌，以表现诗人们随意自性回归传统的生活。棠荫诗社成员多抄写佛经，张天锡有诗歌《抄经心得》，随后韩蓉浊《抄经心得和原韵》、吴华《和抄经心得》、林书炳《和抄经心得》、卢棻《和抄经心得》、张庭礼《和抄经心得》、曹善修《和抄经心得原韵》、石国柱《和抄经心得》、李蠡《和天锡兄抄经心得》、曹鹤侪《和抄经心得原韵》、丁芰仙《和锡哥抄经心得次韵》、胡赓廷《抄经心得步原韵》、钱后者《和天锡原韵》等等涌现。张天锡《抄经心得》云：“丹鼎灵飞虎豹藏，汉宫空有辟寒香。珊林翠叶瑶花艳，眼底天成著色妆。”王雷、陈恩虎称：“民初清末遗老将单一的生存方式、自虐的生活姿态渲染过度，甚至是‘表演。结果呈现在世俗面前的也只是表象化、概念化的遗老圈。但在民初近代化的语境中，传统文化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日渐式微，遗老圈的生活文化已日渐淡出民初文化主流。”

陶社成立缘于崇陶：“吏部提出陶社二字，征询众意，予知吏部命意所在，首表赞同，余人亦附和之而名遂定。夫靖节一令彭泽即赋《归去来辞》，厥后刘宋受禅，屡征不起。义熙甲子遂尔卓绝千古。吏部自有清鼎革后绝意仕进，事变以来高风亮节，足继柴桑。其余同社诸子亦俪然远引，无一公然冒大不韪者。拙巢师滁更以身殉，夫固不负吏部命名之本意，要亦可告无憾于靖节矣。”此处言陶社取名之由来，从中可见陶社成员绝意仕进、消闲遣愁的心态。小罗浮社成员则着重于赏菊陶冶性情，多有诗词创作，如杨芃械《十月既望小罗浮赏菊次蟑丈韵》、王鼎梅《小罗浮赏菊敬次蟑师元韵》等。民初冷社成员则有拟陶诗，熙洽有诗歌《寄慨》并序：“寄慨感时，序写幽怀也。向好作古近涛，而于四言从未敢妄拟。近读陶诗，喜其四言，苍古凝淡，非浮词泛意可比拟。爰仿其体，率赋四韵，稚子学步，不顾指笑。幸同社诸君进而教之。”民国初年吉林结松江修禊社，共九集，其中第五集为“阳历九月九日北山高会”：南京丹山十才诗社第一集即为“预约登高赏菊”。乱世中最难得的是文人士子“出淤泥而不染”，在无欲无求的生活中吟咏象征高洁品格的菊花。唱和陶渊明的经典诗歌，亦是民初文人结社社员内心的真实表达。

三、文人结社与民初文人的文化遗民心态

传统文人进入民国以后，更多地是以文化遗民的身份生存，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遗民身份。梁济，字巨川，北大教授梁漱溟之父。其自杀前的遗言称：“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蚬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梁济的自杀遗言说明，其并非作为清遗民而自杀，而是殉于传统文化。林纾也声称自己非满州遗民：“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州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仆所希望吾乡同胞，第一节以和衷不问党派为上着。弊政已除，新政伊始。能兴实业则财源不匮，能振军旅则外侮不生。能广教育则人才辈出。此三事为纾日夜祷天，所求其必遂者也”。

何谓文化遗民？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指出：“‘文化遗民是指在因朝代的更替、时序的鼎革等因素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或从事文化典籍的考镜、整理、出版等为职志，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固有的文化价值或思想观念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学术传统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开拓或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之遗民。”徐致章、蒋兆兰、程适等词人自觉结社，以冀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白雪词社第十七集，社课题咏宜兴先人卢忠肃之双玉印，蒋兆兰、程适等有词作《念奴娇·第十七集题卢忠肃双玉印，印刻其两端日：孝者，埃忠而成。日：迫生不苦死。曰：大夫无境外之交。曰：取彼谮人，投畀豺虎》。程适《卜算子·雪堂作人日》云：“觅个水云窝，鸥鹭盟同证。贪看溪山入画图，立到斜阳冷。”徐德辉《卜算子·元夕再宴雪堂用蛰庵韵》云：“唤起旧沙鸥，止水心同证。中有幽人独寤歌，云卧农裳冷。”等等。尽管如前所述，白雪词社徐致章等成员未能如王国维、沈曾植、朱祖谋一样，在外形上保留长辫，不参与新政界的活动，但在传承旧文化与精神追求方面的表现足以说明他们的文化遗民身份。民国旧式文人因有着诸多共性而往往结社在一起，尽情抒展他们的文化遗民心态，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强烈的留恋，对国粹受到西方文化与新文化冲击而衰败的痛心，在保存国粹运动中始终是主导力量，

民国旧式文人结社浓厚的传统意识表现在社集课题、社集形式上。小罗浮社社集活动常吟咏食品，如水豆腐、辣茄酱、雪蕻薤、煨山芋、炒米花、酒脚饼、摊面衣等，皆属传统食品，没有新型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带来的新食品等。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旧式文人回归原籍，常结社结伴同游里中名胜古迹，既凭吊先人，又藉此抒怀。白雪词社的成立和社员间的吟咏酬唱亦往往如此。如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征招·谒玄墓》、储凤瀛《苏幕遮·范坟》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以抒怀。部分旧式义人结社在社课、编纂社集等活动中恪守传统。民国十年成立于天津的城南诗社，有《城南诗社集》，其凡例言：“本集仿题襟之意，专选城南社诸同人社作及唱酬之什，故名城南诗社集。本集不加圈点，亦不载评语，因圈点本不合古，俱属同社，评语尤不敢轻下。”天津城南诗社社集编纂周到细致，古时文集尚未有圈点，故其《城南诗社集》亦不加圈点。虽然社集不加圈点给民国读者阅读带来句读的挑战，但在形式上总归继承了传统，保留了传统文学的特点。在结社形式上，如社、午社、白雪词社等仍然保留古社社员轮流作东的模式，社员不需交纳会费，相对较为纯粹。程适《乐府补题后集乙编序》云：“人生之乐，无逾友朋，友朋之叙，莫若文字；文字而极之倚声，意内言外，悱侧芬芳，往往能深入人心。缠绵固结而不自解，小道云乎哉。白雪词社昉于庚申，汉腊奉拙庐为之主，月必再集，集凡八人，各出家肴相饷。禁用市脯，禁谈时事，穷日之力，相与选声研律，假物摅怀，单词双句之未安，必更相纠正而后已。”短短百余字，不难发现程序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白雪词社仍属传统的社团组织，以徐致章为词社领袖，每月集一次，且轮流做东。当然，鉴于社团成员财力的有限，民国旧式文人也在组织形式上向新文学社团学习，部分社团采取会费制，缴纳一定会费即可成为该社社员。这种组织形式有其适应社会的优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维持社团日常开支的经费。但是，会费纳缴制的出现，会阻挡一些旧体诗词的真正的爱好者，他们因无力缴纳会费而被拒之门外。反而一些稍有经济实力却附庸风雅的文人轻而易举地进入文人社团，从而破坏了文人社团结社的初衷。

民初文人结社社员的文化遗民特征还表现在极力主张保存国粹上。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量域外文学被翻译进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阻挡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国学在滚滚而来的西学渗透与新文化运动双重包裹下艰难坚守，表现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因此，民国以后众多旧式文人纷纷高举保存国粹的旗帜。有时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单薄无力，故民国旧式文人往往会抱团结社，文人社群不仅能发出强有力的保存国粹的呼声，还能通过结社课诗、编纂文献践行自己的主张。希社、武进兰社、棠荫诗社等纷纷以保存国粹为结社宗旨，加入了这场声势颇为壮观的保存国粹运动。邹国丰于《希社丛编跋》中明确指出了希社成立的宗旨，鉴于国学渐衰而西学日盛。于上海聚集旧朋侣友“结社吟诗，保存国粹”。武进兰社亦是如此。

旧式文人在这场保国粹运动中是主体。当然其中资产阶级进步文人中不乏有识之士，关注并成立相关学术团体加入保国粹运动当中。民国元年（1912），柳亚子、陈范等继创建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之后，于上海松江与李叔同、叶楚伧等人组建国学商兑会，以期抗衡西学、保存国粹。李澄宇称：“民国肇建，高子吹万创国学商兑会，往复辩难，窃讲学遗意，非等常文学社可似，虽范政以教，犹病未能。而于举国风雨如晦之际，以是效鸡鸣，苦心远虑，庶古人所许也。”

四、文人结社与民初文人黍离之悲

民初动荡不堪，民不聊生，无以为继。沈其光《送吴惕庵大令序》：“吏治之坏，至今日而已极矣。握虎符者，严城堑，蓄声势，以相树党。树党不已，至于阋墙，崛起斗胜，则怙其威凌。设官分职，命不由政府。于是卑疵奸趋之徒，罔不验其进退；于军阀之胜负，而仕途乃不可问。自共和以还，兵革之祸，无岁无之。”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如此环境下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悲悯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纷纷结社课诗，以诗纪史，充分表达了民初文人的黍离之悲。民国元年淞滨吟社周庆云序：“古君子遭际时艰，往往遁迹山林，不求闻达以终其生。后之人读隐逸传辄心向慕之而不能已。今者萑苻不靖蔓草盈前，虽欲求晏处山林而不可得，其为不幸，为何如耶？……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携尊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至。每当酒酣耳热亦有悲黍离麦秀之歌，生去国离乡之感者。”民初文人结社，面对此情此景，其社题吟咏和诗词意象常常流露出浓厚的黍离之悲。

社题吟咏何种题材，直接取决于结社时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心情舒畅或逢喜事时，常以花鸟树木为题，往往为读者营造热闹欢快的情景：心有故国之痛时，文人结社往往会怀古伤心，题材以咏史为主。如民初棠荫诗社、淞滨吟社等以史入诗，影射时政。棠荫诗社社题多吟咏历史人物和民初历史，如“咏秦始皇”、“咏汉高祖”、“咏楚霸王”、“咏唐明皇”、“咏武昌兵变”、“咏共和建国”、“咏癸丑政争”、“咏洪宪愤死”等等。社员通过吟咏历史，抒发文人士大夫自有的悲悯情怀。民国元年淞滨吟社社题较有特色的是“明季小乐府”。分别是汪洵《东莞恨》、《宫娥愤》、《南北党》、《平西檄》、《秦淮梦》，吴俊卿《慈禧殿》、《马家口》、《驴人言》、《议防淮》、《太子真》、《封四镇》、《敢言事》、《一条命》，缪荃孙《迎福王》、《黔驴相》、《四镇》、《石巢园》、《作顺案》、《复社》、《悲童妃》、《太子来》、《梅花岭》、《九江哀》、《锦树林》、《桃花扇》，刘炳照《三诸生》、《三布衣》、《白头老子》、《农家子》、《卖饼叟》、《摇船客》、《金陵乞儿》、《盲虫先生》、《吴先生》、《二和尚》，施赞唐《国本争》、《妖书谳》、《三案略》、《阉党祸》、《逆案定》、《流寇祸》、《思陵痛》，朱锟《宏光帝》、《四藩镇》、《左宁南》、《史阁部》，张钧衡《宏光立》、《四镇设》、《史阁部》、《审太子》，周庆云《井中行》、《当垆曲》、《裁驿卒》、《选淑女》，恽毓龄《杂咏宏光朝野事》等等。其中《东莞恨》写袁崇焕悲壮之死，《南北党》写晚明党派相争的历史，《平西檄》写平两王吴三桂，《马家口》斥马士英，《驴人言》述战争乱象，《议防淮》讥马士英，皆以明史为鉴，反讽现实。也有个别社团直面现实，以时事入社课，武进第六中学成立南冷诗社，诗社成员多学生，亦或有老师参加。因社员多年轻气盛，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易抒发慷慨爱国之情怀，如南冷诗社有嵇开宇《国耻日感怀》、仲静思《观剧有感》、张裔衣《临城劫匪回忆故里》、王尧铎《游吴淞口有感》。王远义的咏物诗《咏抹布》云：“终日藏身方桌下，一飞抹尽案头灰。中原处处盈污物。反掌何妨试尔才。”前两句写实，以诗写抹布的功用。后两句在想象中宕开，将中原战乱、入侵外敌喻为污物，冀有英雄如抹布一般能“一飞抹尽”。

民初文人心态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通过文人结社加以考量，仅仅能考察民初文人心态的一个维度，一个侧面，远难以反映民初文人心态的全部。文人心态本是非常复杂之物，有时难以用词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民初文人经过十几年的大起大落，其心态更是难以捉摸，给我们揣摩、梳理他们的心路历程无形当中增添了许多困难。除了上述所言自放其意、文化遗民以及黍离之悲之外，民初文人社员的诗词意象亦往往流露出他们的真实心态。民初文人结社喜用“梦”意象，营造梦幻意境，以抒人生无常的情怀、迷惘的心态。小罗浮社尤为突出，李钟瀚、马孟元、刘炳照、周庆云、王本德、俞如琮、钱衡章、朱保鸿等皆有诗句，或写人生沧桑如梦幻，或写重忆梅花梦，或写浮华梦幻总成空等。今雨雅集社唐荣骥《送春》：“人世繁华梦，回头事已非。为怜芳草色，竟带落花归。赤帝风云迥，青山雨露违。一年期可待，且去勿依依。”希社成员舒昌森《玉楼春纪梦》下阕云：“谁家教唱新声曲。隔着墙儿听不足。午钟报响梦惊回，香未烧残茶未熟。”民初文人心态总体而言，因素众多而趋于复杂、不稳定。随着社会的安定和民国既定事实的长久形成，民国中后期文人虽也有部分结社课词，而其心态却日渐平稳，逐渐摆脱遗民与非遗民的纠缠，积极进入时代大潮流和民族斗争当中，呈现出进取、积极的心态。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