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门县的水利困境与地方水利秩序

王红

摘要：天门县地处汉江下游，地势低洼，易患洪涝渍灾害，常常陷入水利困境之中。明清至民国时期，天门县地跨汉江左右两岸，大面积属地及县城等精华地带皆地处汉江左岸的襄北平原，只有很小面积属地位于汉江右岸江汉之间的平原，而江汉之间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也分别位于长江荆江段的左右两岸。因此，天门县与襄北平原上下游和江汉之间平原上下游之间的各州县之间、与江汉之间平原的各州县之间、与洞庭湖平原的湖南省与湖北省各县之间，常发生水利利益冲突。为摆脱水利困境，对襄北平原、江汉之间平原的同岸上下游各州县、汉江左右两岸各州县之间、荆江左右岸各州县与湖北湖南两省之间、堤外洲滩和堤内平原之间。天门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或牺牲本县局部地区的水利利益，以求本县水利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天门县；《襄堤成案》；水利困境；水利利益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104-10

一、引言

《襄堤成案》、《大泽口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牍汇钞》，是专门记载湖北省天门县（亦名竟陵、景陵，今湖北天门市）与江汉平原其他相关州县市之间水事纠纷的地方性水利文献。其中，《大泽口成案》由胡子明辑，民国铅印本，具体编辑年代不详，但从该文献内容仅记载了民国元年、二年（1912-1913）的大泽口纠纷案推测，最早成书应该在民国二年或三年；《襄河水利案牍汇钞》，天门人沈肇年辑，天门县旅省同乡会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卷30篇中的前26篇是选择《襄堤成案·修筑溃险堤段》，3篇选择《大泽口成案》，新增1篇《魏运昌上巡抚陈诜议开泗港详文》，下卷所有文本，皆与民国二十四年江汉大水后冯镇东所拟《改造湖北水利计划书》、汉水线水灾视察团李书城等所拟《汉水线水灾视察团对于今后整治汉水之意见》有关，批驳规划中关于在汉江左岸（即北岸）开口分流并疏通汉江左岸分流河道的意见和建议，而对汉江向右岸（即南岸）分流并疏通右岸分流河道的意见和建议却十分赞成。上、下两卷所选文本，尽管跨越明万历四十年（1612）至民国二十五年（1935），但所有内容都围绕一个主题一阻止汉江向左岸分流，力倡汉江向右岸分流。

《襄堤成案》最早成书于同治初年（1862），天门人陈少泉辑，续于光绪二十年（1894），天门人胡子修辑，天门县令邵世恩作序。最早的《襄堤成案》已不见传世，续本存于沈云龙主编的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71年1月出版。天门县辑的这三部地方水利文献中，以《襄堤成案》收录文本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不像《大泽口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牍》内容那么单一，涵盖了明清时期天门县与江汉平原其他州县之间各类主要水事纠纷，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湖广熟，天下足”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堪称江汉平原水事纠纷的缩影。不难看出，编辑者对天门县的水利困境和各类水事纠纷的利害关系了然于胸，文本的选择和分类排序，都有一定讲究，目的非常明确，为天门县的水利困境寻求出路。为此，本文以《襄堤成案》为中心，探寻明清时期天门县乃至江汉平原的地方水利社会秩序。

二、明清至建国初江汉平原各州县行政区划概览

由于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各州县的行政区划界限与当今有所不同，而且。各行政区划与江汉自然地理格局也不尽一致，使天门县与其他各州县间以及天门县内部的水利社会关系，都显得异常复杂。因此，在正式探讨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明代至20世纪50年代，江汉平原各州县行政区划及其在汉江、长江荆江段的格局。

明代至20世纪50年代，滨临汉江的天门县、潜江县、沔阳州、汉川等州县与滨临荆江的石首县、监利县、巴陵县的属地与当今有所不同。天门、潜江、沔阳三州县，原本地跨汉江两岸，下文巾以“天门汉左”与“天门汉右”、“潜江汉左”与“潜江汉右”、“沔阳汉左”与“沔阳江汉之间”、“汉川汉左”与“汉川汉右”、“石首江左”与“石首江右”、“监利江左”与“监利江右”、“巴陵江左”与“巴陵江右”称之。1950年6月，天门汉右的毛咀区划人沔阳县，自此，天门属地尽在汉江左岸：1955年7月，潜江汉左的第一区（即多宝）、第六区（即张港）约530km²划归天门，自此，潜江属地尽在汉江右岸；1951年，析沔阳南境置洪湖县，洪湖西侧划入监利县，沔阳汉左从多祥穿沉湖、张池口、玉皇关至脉旺，划归天门、汉川二县，自此，沔阳（今湖北仙桃市）属地尽在汉江右岸；只是汉川县自古至今皆地跨汉江左右两岸，汉川汉右直至清末皆为汉江洪水的蓄纳场所，基本不参与江汉平原水事纠纷；钟祥自古至今皆地跨汉江左右两岸，下文以“钟祥汉左”与“钟祥汉右”称之。20世纪50年代，监利江右被划归巴陵，巴陵江左被划归监利，石首江左被划归江陵，自此，监利属地尽位于荆江左岸，巴陵、石首属地尽位于荆江右岸，至今，只有江陵仍地跨荆江左右两岸。下文中分别以“监利江左”与“监利江右”、“巴陵江左”与“巴陵江右”、“石首江左”与“石首江右”、“江陵江左”与“江陵江右”称之。据此，江汉之间平原包括荆门州、潜江汉右、天门汉右、沔阳江汉之间、汉川汉右、监利江左、江陵江左、石首江左、巴陵江左等州县。襄北平原包括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沔阳汉左、汉川汉左、云梦、孝感、黄陂、应城、汉口等州县市。明清时期，天门县不仅与位于其上游的襄北平原各州县、与位于汉江对岸的江汉之间平原之间的各州县之间发生过水事纠纷，而且，天门县内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也存在水利利益冲突，必要的时候，不得不做出水利利益的取舍。

三、钟堤、京堤、潜堤开口分流纠纷

与天门汉右相比，天门汉左面积广阔，是天门县的精华所在，天门县赋税的主要源区，天门县城也位于这里。代表了天门县的整体水利利益，保住了天门汉左的水利利益，就是保住了天门县的水利利益，因此，天门汉左是天门县水利利益的重点保护区。然而。天门汉左由于地处汉江下游，地势低洼平坦，除依靠本境的汉江左岸堤及各垸垸堤作为防洪屏障外，还必须仰仗同岸上游的钟祥汉左境内的钟堤、京山境内的京堤、潜江汉左境内潜堤防洪，一旦钟堤、京堤、潜堤决口或在这些堤段开口分流。根据汉江洪水的不同量级，天门汉左都必将遭受不同程度的淹没，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虽也有淹没，但其淹没面积，在全县中所占的比例，与天门县相比，都相对狭小，远不及天门汉左的淹没损失惨重。至于襄北平原的其他州县市尤其是黄陂、孝感、应城、云梦、汉口等县市，只有在汉江洪水达到一定量级的情况下才会被淹及。如：道光二年（1822）钟堤王家营溃，堵口失败：道光六年（1826）六月，京山县境王家营堤工溃决，八月，钟祥王家营堤工再溃，汉川、应城被淹；咸丰二年（1852），钟祥二、三工板桥望、万福寺堤漫溃四口（包括狮子口），“钟之三工堤溃十里许”。咸丰四年（1854）四月，钟堤二、三工再次漫溃。咸丰五年（1855），“襄水冲决内河，顺由故道派别支分。”孝感、京山和汉川汉左被淹；民国二十四年（1935），江汉发生百年一遇大洪水，襄北平原各州县市均不同程度遭到淹没。

鉴于钟堤、京堤、潜堤对天门汉左防洪作用的重要性，防止在这些堤段废堤留口分流或开通古分流穴口分流，就成为天门汉左即天门县的首要任务，为此，《襄堤成案》将“修筑溃险堤段”置入全书之首，所选文本，即天门坚持筑塞潜江汉左境内的泗港口（即泗港纠纷），反对钟堤、京堤、潜堤废堤留口分流（废堤留口纠纷），反对在钟堤、京堤、潜堤上开古分流穴口分流（开口分流纠纷），反对钟祥围垦河西滩地以确保钟堤、京堤、潜堤的防汛安全等。

显然，天门县防止在同岸上游的钟堤、京堤、潜堤开口分流，是为了保障自身的水利利益，然而，天门在向有关当局诉求的时候，往往冠以襄北平原全局水利利益的美名，即拿黄陂、孝感、应城、云梦等襄北平原其他州县被淹的小概率事件和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的小面积淹没说事儿。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钟祥保障观、草庙、殷家湾溃口，当钟祥何树滋呈请废弃三溃口不堵复时，天门阖邑绅耆申诉道：“泗港、操口等堤溃未筑塞，汉水直注者为天门，横溢者为京山，潴聚者为汉川，而应城，而孝感，而云梦，而黄陂，皆其波及……今所溃保障观、草庙、殷家湾三口，更在其上，距泗港、操口百余里，其地倍高，其水必急。其为害于下流七邑者更大。”实际情况是，当年该三溃口并未淹及应城、孝感和云梦。

在此类水事纠纷中，看似天门汉左与钟祥汉左、京山、潜江皆为“宿敌”，实际上，当钟堤废堤或开口分流时，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都是同岸下游受淹方，属于同一个水利利益同盟，共同对付钟祥汉左；当京堤废堤或开口分流时，钟祥汉左地处京堤上游，置身事外，天门汉左与潜江汉左是受淹方，共同对付京山；当钟堤与京堤相互交错堤段废堤或开口分流时，天门汉左、潜江汉左与钟祥汉左为同一个水利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京山；当潜堤废堤或开口分流时，天门汉左便与潜江汉左单独对抗。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多变的阵营组合，其根本出发点实则均系出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地最大水利利益之考虑。

四、协修钟堤、京堤、潜堤纠纷

天门汉左既然受同岸上游钟堤、京堤、潜堤的保护，就是这些堤段的防洪受益方。相反，天门汉左境内的汉江左岸堤一旦决口，并不淹及同岸上游的钟祥汉左、京山和潜江汉左，而天门汉左却首当其冲，即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并非天门汉左堤的受益方。按照明清受益者筑堤的惯例和习俗，天门汉左除责无旁贷地修筑养护本境的汉江左岸堤（即部堤）外，还有协修钟堤、京堤、潜堤的职责和义务，相反。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没有协修天门汉左部堤的职责和义务。然而，天门地处汉江下游，地势低洼，“民非堤无以为生，官非堤无以为治”，每次洪灾过后，天门汉左哀鸿遍野，本境堤防和垸堤修复已属力所不逮，协修上游各堤则更加无能为力。关于这个问题，《襄堤成案·岳镇修筑溃堤矶？》、《襄堤成案·修筑溃险堤段·县主邵遵查境内堤段丈尺界址开具清折所有修防事宜呈请鉴核通禀》，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对于额外协修钟堤、京堤、潜堤等巨工，天门汉左实在不堪重负，于是，便寻找各种借口，以逃脱协修钟堤、京堤和潜堤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借口包括：康熙二十一年（1682）朝廷下令“荆不应协安，安不应协荆。且荆亦不必协荆，安亦不必协安，各筑汛地堤防”；“钟祥以应修之堤，逐年废弛岁修，连累下游受害”；“钟祥于汉神庙以下堤塍节年岁修不实”：“平日侵蚀岁修堤费”等等，可谓百口争辩。

尽管康熙二十一年（1682）朝廷下令停协，但由于江汉平原各堤皆为官督民修的民堤，堤防协修的核心问题——经费来源未能解决，协修案例仍时有发生。如：沔阳州由于地势低洼，地处汉江下游，“邻邑有大工作，力不能独举，则仍协派，而垸民皆乐从之，则以利害所及，不得不通力合作，且皆按亩计费。”天门汉左与沔阳江汉之间情况相同，然而，天门汉左要么干脆拒协，要么都是迫不得已地同意协修。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钟堤保障观、草庙、殷家湾三溃口因为工大费巨，独力难支，钟祥何树滋等便呈请湖广总督图桑阿，要求废堤留口分流。反遭天门汉左指责为“着以协济为去路耳。”最终，钟祥县令王嘉谟借帑项修复各溃口，“逾十年，余欠始克报完”，以至于钟祥发出“未死于水而死于筑”的呐喊。

又如：道光二年（1822），钟堤王家营溃，屡堵屡溃。道光四年（1824），王家营堤工再溃。道光五年（1825）春，制宪李鸿宾亲履踏勘后，于春汛前饬令钟祥县主赔修，但由于“地顺水性，建瓴直下，河道改形，船尽由杨家集永漋河至天门出涢口人河，日费斗金”，“纵多方堵筑，竟不能截流。”施工时，督部堂讷尔经额“亲驻工次督修，岁毕弗归，见难挽筑，示谕受灾居民避险就夷，量地高下，各挽私垸，以固国课民生。”“天邑形如釜底，挽垸不能堵御，屡控上宪。”道光六年（1826），京山县境王家营堤工溃。八月，钟祥王家营堤工再溃，钟祥生员林有槐等乘督部堂讷尔经额等各宪赔修之艰，呈请废弃钟、京两处王家营溃口不堵，“听其奔流，使归三澨故道”。天门汉左指责林有槐等请求废堤纯属于“钟、京上游或襄河南岸”“希图利己壑邻”，力主堵复钟、京王家营溃口。道光七年（1827），“上游居民倡议废堤，纷纷聚讼，或废或修，尚在未定”，桃汛来临，“所有上游被灾各处又复汪洋一片”，京山县知县黄承祁、钟邑知县周存义，上其事入奏。道光七年（1827），钦差刑部尚书陈若霖、四品京堂姚祖同，携刑部郎中风来、员外郎刘韵珂亲自踏勘，抵京山查勘王家营溃口之际，“下游灾民纷纷具呈，恳请筑堤，情词迫切，而上游士民又有呈请废堤者，称口门下游系襄江故道，其意以为废堤不修。免致与水争势。”查知，京山县王家营“口门长三百二十五丈”，钟祥县王家营“口门长一百七十二丈。”陈、姚回奏：“现在下游潜江等处被淹不少，天门系其顶冲，汉川更如釜底……显系该士民居处上游，以邻为壑。心利曲防，殊属私见……不能听其泛滥四溢。”工程共“借领藩库银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七钱七分一厘，除钟祥县拟筑拦水坝银二万六百四十三两九钱七分三厘，在于督抚藩臬粮盐，汉黄德、安襄郧荆道，并德安、汉阳、安陆三府，养廉内分二年扣捐归款外，余银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两八钱八厘。道光八年奏准，在于钟祥、京山、潜江、天门、应城、汉川六县按粮摊还，以道光八年秋后起征，分作八限征解归款。钟祥县派还银四万四千三百三十八两九钱二分七厘，京山县派还银二万九千七百两四钱九分一厘。潜江县派还银二万三百二十七两三钱八分二厘，天门县派还银三万七千六百七十六两一钱六分七厘，应城县派还银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两二钱一分一厘，汉川县派还银二万一千九十七两六钱三分。”其实，天门汉左明白，冈工大费巨，复堤困难，钟邑“故有留口之议”，可为逃脱协修，仍谴责钟祥废堤留口属壑邻之举，然而，迫于与钟堤、京堤利害与共，而且，钟堤、京堤对天门汉左防洪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钟祥汉左和京山本境，最终仍不得不参与协修。

实际上，《襄堤成案·修筑溃险堤段》收录的钟堤、京堤溃口、废堤纠纷，绝大多数情况下天门汉左均参与了协修。如：咸丰八年至九年（1858-1859），钟祥汉左、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汉川汉左、京山、孝感七邑共同协修钟堤二、三工溃口工程∞；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四邑公同派费修筑钟堤一工孙家店溃口工程；同治二至三年（1863-1864），四邑公同挽修钟堤六工刘家湾堤险工内月一道：同治三至四年（1864-1865），四邑公同协修钟六工边家拐新挽内月堤之下险工退挽内月堤一道；同治四年（1865），钟堤四工、八工、九工、十一工发生险情。四邑公修第四工石矶一道，第八工、第九工间石矶一道，十一工抛碎石Ⅲ坡；同治五年（1866），钟堤杨堤湾溃口，“知县陈祖心派湖乡受益之处亩费修五分，天邑修三分，潜邑修二分”；同治六年（1867），钟祥汉左、京山、天门汉左三邑公修钟堤一工法华庵刘家店，二工丁公庙、降魔殿，十一工三官庙堤溃口工程：同治九年（1870）九月至十年（1871）四月，四邑公修钟邑十四工石牛潭溃口并十三工八形头崩险之退挽月堤工程；同治十三年（1874），三邑筹修钟堤十三工之乌龙庙并二工内之罗家店等处溃口工程船：光绪九年（1883），四邑公修钟堤五工、九工、十二工和王家营三矶工程；光绪十五年至十八年（1889-1892），三邑公修钟堤三工、四工险工和八工、九工溃口工程等。

至于潜堤，天门汉左认为，“潜邑向属民堤，非钟堤可比”，潜江汉左请协助，都遭到天门汉左的拒绝，因此，《襄堤成案·修筑溃险堤段》收录潜堤协修纠纷，诸如嘉庆十二年（1807）杨湖垸和车墩垸部堤、道光二十年（1840）沙洄垸张接（亦作截）港部堤、同治六年（1868）太平垸高家拐部堤、光绪十五年（1889）杨湖垸隗家洲部堤等溃口工程等，无一例协修成功者。其实，天门汉左也有协修潜堤的时候，如：光绪四年（1878），潜江（汉左）的杨湖垸部堤溃，潜江汉左被淹十五垸，天门汉左“并淹天门百余垸”，“以工大费繁，力不能支。”光绪五年（1879）正月至六年（1880）三月，潜江汉左“协修一千零七十余丈”，“天门受益百余垸协修四百余丈。”然而，天门汉左协修潜堤的案例，《襄堤成案·修筑溃险堤段》却未曾收录，即便是天门汉左频繁协修的钟堤、京堤案例，所收录的文本中，更多地是天门汉左在申诉无力协修，对协修事实却鲜有记载，所有这些，显然是编辑者有意为之，为日后逃脱钟堤、京堤、潜堤的协修作为依据。

在天门汉左协修钟堤、京堤和潜堤的纠纷巾，钟祥汉左为钟堤的主协方、京山为京堤的主协方，潜江汉左为潜堤的主协方，其余参与钟堤协修的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汉川汉左、孝感，参与京堤协修的钟祥汉左、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汉川汉左、孝感。参与潜堤协修的天门汉左，分别为客协方。其中，钟堤的协修，最早是南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四邑和武昌卫、承天卫（安陆卫）、荆门右卫三卫共同协修，道光六年至八年（1826-1828）协修钟祥和京山县两处王家营溃口工程时，三卫未参与协修；此后，由四邑协修；倘遇潜江汉左有大工，则退出钟堤协修行列，由钟祥三邑协修；倘遇巨工，或由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汉川汉左等协修，或由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汉川汉左、应山、孝感七邑协修。京堤一般由于京山、潜江汉左和天门汉左协修，倘遇大工，汉川汉左、应山加入协修行列。一般来说，主修方与客协修方属于利益相左的两大水利利益同盟，相互博弈，各客协方往往联手，共同拒绝协修，或尽可能地争取主修方多承担协修份额。但客协方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他们各自还得为自己尽可能少地承担协修份额而努力。钟堤、京堤、潜堤协修份额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清康熙二年（1663），四邑三卫协修钟堤三工、八工、十一工溃口时，“照受利之多寡，定数征夫”，“自铁牛关至王家营，每遇修筑，以十分为率，钟邑四分，京山二分五厘，天门二分五厘，潜江一分之三厘，荆州右卫、安陆卫七厘中之四厘，武昌卫七厘中之三厘。”此后，钟堤协修“各照分数分筑，兼设堤甲长，责成防护，无得牵诿。定例既行，而民不扰”；道光六至八年（1826-1828），钟祥汉左、京山、潜江汉左、天门汉左、应城、汉川汉左的协修钟、京王家营二溃口的份额分别占总数的26.44%、17.70%、12.12%、22.46%、8.69%、12.56%；此后，“钟邑岁修，每亩派钱百文。京、天两县协帮之费，每亩五六十文不等。每逢兴修，钟邑派出三成，天邑派出五成，京邑派出二成，以资帮修”；如潜退出协修行列，其他三方的协修份额为钟三天五京二。

五、天门汉左以汉南四州县为壑

汉江下游上宽下窄，汛期洪水宣泄不畅，两岸原本有众多穴口分流以保安澜，由于泥沙的自然淤积及人为围垦的双重作用，古分流穴口相继淤塞，至明代，汉江下游重要的分流穴口主要有：位于汉江左岸的潜江汉左境内的泗港口、天门汉左境内的牛蹄口，位于汉江右岸潜江汉右境内的大泽口和小泽口。维持汉江左右两岸多穴口分流的态势，就是确保汉江防洪大局，此乃江汉平原各州县市达成的共识。然而，为了摆脱分流带来的洪涝渍灾害之苦，以及修防之累，汉江两岸的两大平原——襄北平原和江汉之间平原，彼此以对岸为壑，即积极谋筑本岸古分流穴口，竭力维护对岸的分流态势。

《襄堤成案·禁塞分泄汉水各支河》选录的61篇文本。都是有关小泽口纠纷和大泽口纠纷的内容。积极谋筑小泽口的是在长期遭受小泽口分流之害的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进行的，最终于同治十年（1871）成功筑塞小泽口；积极谋筑大泽口的是长期遭受大泽口分流之苦的潜江汉右、沔阳江汉之间、江陵江左、监利江左等汉南四州县。相反，天门汉左则屡屡上控，甚至请求有关当局弹压塞口者，竭力维持小泽口和大泽口的分流态势。天门汉左将其阻止汉南四州县筑塞小泽口和大泽口的行为，标榜为汉江防洪大局计，貌似正义的化身，实则是以江汉之间平原为壑。

首先破坏汉江下游分流态势的正是天门汉左。率先于明万历年间屡筑塞泗港口，天门汉左与潜江汉右之间曾为此展开拉锯战，天门汉左最终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筑塞成功。有关泗港纠纷的文本很多，其中，以潜江县《知县王念祖议》、潜入欧阳东凤的《与太守议开泗港书》和《与两院议开泗港书》、《湖北通志检存稿·欧魏列传》等，堪称代表。这些文本皆声称维系汉江下游分洪大局，阻止天门汉左筑塞泗港口和泗港河，强烈要求开通当时行洪能力较强的泗港河，由于与天门汉左的防洪利益相冲突，故而《襄堤成案》皆未收录。其录入的泗港纠纷文本，都是要求筑塞泗港口或反对开通泗港口的，其中，全书首篇《明冢宰周嘉谟上钱按台筑泗港书》和全书第二篇《明按台钱春复周冢宰书》，直接导致了泗港口被筑塞，即天门汉左利用时任吏部尚书、太子少保的天门籍高官周嘉谟，直接干预了湖北按台钱春开通泗港口和泗港河的决策，以至于潜江知县王念祖感叹道：“上官多北人……非真念百姓之利害也。”“北人”指天门汉左之人，即天门汉左位于汉江北岸，故称其为“北人”；“上官”当指周嘉谟。

同时，天门汉左还积极谋筑其境内分流的牛蹄支河口。乾隆二十五年（1760），天门汉左在牛蹄口兴建减水石矶和两岸裹头，导致牛蹄口分流量减少，水流流速减缓，泥沙沿程大量落淤，牛蹄支河河床逐渐淤塞。嘉庆十二年（1807），“牛蹄支河积淤三十余里”。天门汉左乘湖广总督汪志伊踏勘灾情之时，呈请“堵塞天门县之牛蹄支河口门。俾口内堤垸不致漫溃。”汪志伊亲自踏勘后指出：“其意不过一经堵塞口门，可省培修支河垸堤之费，并不念及正河大堤壅决之害……由于心存私见，昧于大局，惟知利己，不顾壑邻，设非详查确勘，通盘筹划，必致为其所误。”嘉庆十五年（1810），天门知县于牛蹄口门两旁建柴裹头两座，导致“口门淤浅”。嘉庆十六年（1811），在牛蹄支河口“添砌石口门一座，口门宽十二丈，长四丈，底宽四丈，培高二丈二尺八寸”，牛蹄支河的淤积进一步加深。道光十三年（1833），“牛蹄支河已就淤”，“水涨藉资分泄，水退即涸”。道光二十九年（1849），牛蹄支河下游出口“张池口堵筑。”咸丰初年，“牛蹄口淤塞”，“牛蹄河遂与汉水绝缘”。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牛蹄支河“平时水行中流，细同溪港。”

既然天门汉左能筑塞泗港口和牛蹄支河口，那么汉南四州县便效仿筑塞小泽口和大泽口。顺治十三年（1656），“潜入刘侍郎若金请开泗港，未果，而塞泽口之议起。”“潜”当指潜江汉右。此后，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由于难以忍受小泽口河道淤浅后频繁的洪涝渍灾害而多次谋筑小泽口，并于同治十年（1870）最终筑塞小泽口成功。大泽口的筑塞，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前，也是因为河床淤浅，流域内的汉南四州县无法忍受其经常决溢泛滥之苦和地方修筑之累，最早谋筑大泽口事件发生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八年（1869），汉江右岸堤小泽口上游五六里处溃口，吴家改口形成，因口下支河与原大泽口支河汇合，故吴家改口也被称为大泽口。同治十一年（1872），吴家改口被洪水刷宽，“梁滩崩坍，北岸渐淤成沙嘴，挺峙河心，大溜直趋南岸。”此外，小泽口已于同治十年筑塞，牛蹄支河基本淤塞不通。原来三口分流的局面，由大泽口一口承担。其分流量超过了汉江正流，汉南四州县洪涝渍灾害加剧，谋筑吴家改口的步伐加快，天门汉左与汉南四州县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加激烈。然而，此时的天门汉左却站在了汉江下游防洪大局的高度，谴责小泽口的筑塞为大泽口筑塞起到了榜示作用，屡屡要求刨毁小泽口。严禁筑塞大泽口，无视自身筑塞泗港口和牛蹄口的榜示作用，反而辩称：“南岸不得以北岸无支河为词”、“南岸不得以支河大于正流为词”、“南岸不得以北岸闭门南岸开门为词。”

由此可知，泗港纠纷，原本与牛蹄口、小泽口、大泽口纠纷一样，属于汉江下游古分流穴口的开塞纠纷（亦称“疏堵纠纷”），理应被置人“禁塞汉江分泄各支河”中，然而，编者却将其置入“修筑溃险堤段”中，泗港口显然不同于“修筑溃险堤段”所收录的钟堤、京堤、潜堤险工段的决口工程，如此谋篇布局，明显不合适，当属编者故意为之，更有甚者，天门汉左竟然公开声称：“汉水自钟祥至张截（亦作接）港，北岸向无支河”，公开抹杀汉江左岸曾有多支分流，尤其是抹杀曾有泗港口和牛蹄口分流的史实。

《襄堤成案·禁塞汉江分泄各支河》还收录了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二十八日天、京、潜三县绅衿《请筑塞泽口各呈》的文本1篇，这里的“天、京、潜”当指位于襄河平原的天门汉左、京山和潜江汉左，这是该书收录的惟一一份非天门汉左之外襄北平原的其他州县所撰写的反对筑塞小泽口的文本，该文本包括天门武举何凤明等人、京山贡生刘祖琨等、潜江贡生孙衍陛等各自撰写的一篇小文本，表明京山和潜江汉左也参与了天门汉左的阵容，反对沔阳江汉之间和潜江汉右筑塞小泽口，无非是为了壮大其声势。其实，京山、潜江汉左地处天门上游，与小泽口纠纷无直接利害关系，截至清末，仅此一次参与小泽口纠纷案，从江汉平原各州县之间相互串通的习俗及后来民国时期发生的事情推测，当是天门汉左串通的结果。

其实，最早加入天门汉左阵容反对筑塞小泽口的是汉川汉左。汉川县虽地跨汉江左右两岸，但汉川汉右截至清末仍为汉江洪水宣泄场所，而汉川汉左则是汉川县的精华和县城所在地，与天门汉左情况一样，是小泽口分流的受益方。清顺治十六年冬至十七年（1659-1660），潜江汉右曾成功筑塞外、泽口，“而本年即于河左之骑马堤告决，既而，汉川恃[侍]御顾如华奏称擅筑古河，复开如旧。”顾如华和周嘉谟同为朝中高官，《襄堤成案》将周嘉谟所撰反对筑塞泗港口的文本置入全书首篇，反而不收录对天门汉左极其有利的顾如华所撰刨毁小泽口筑塞工程的《筑河疏》，绝非遗漏，亦当属故意为之，因为该疏全篇都站在汉江下游防洪大局的高度，指出：“（汉江）两岸又各为河，以杀其势，南则有荆州之夜泽口（即大泽口），潜江之芦袱口，北则有天门之牛蹄口，有汉川之张池口。皆所以分衍水势，使之上流有注，下流有泄，其来久矣。”不收录此文的原因，不言而喻，惧怕开通牛蹄口。

据此，小泽口疏堵纠纷，原本主要是天门汉左、汉川汉左与潜江汉右、沔阳江汉之间的水利利益冲突，大泽口纠纷主要是天门汉左与汉南四州县之间的水利利益冲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更多的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盟友加入。

六、汉南五州县以天门汉左为壑

针对天门汉左以江汉之间平原为壑的作派，江汉之间平原也作出反应。早在明万历年间，潜江汉右与天门汉左进行泗港口开塞拉锯战之时，潜江汉右便利用钟堤溃口，将汉江洪水引往襄北平原，以确保自身的防洪安全。如：万历四十年（1612），钟堤第九工永镇观决，襄北平原大水，潜江知县王念祖指出：“潜江之于永镇，不当筑也，不必筑也，不能筑也，亦不暇筑也……上流下塞，不决不止，决永镇，而水出京、景，其势旁杀，潜之堤寻常能御之矣，是永镇之灾，乃潜之利也。若筑永镇，而下决之水，潜将不可保……永镇决，而潜之受害者，岂曰无之？然东北一衣带耳，于潜之城邑无故也，若永镇筑，而一带[衣带]可免，西南则己亘地矣。”由此可知，王念祖主张废弃永镇观溃口不筑，目的在于确保潜江县的精华所在潜江汉右的防洪利益，在放弃潜江汉左“一衣带”的蝇头小利的同时，襄北平原尤其是天门汉左和汉川汉左的防洪利益被牺牲，即以天门汉左、汉川汉左、潜江汉左等襄北平原为壑。

早在天门汉左串通京山和潜江汉左共同反对筑塞小泽口之前，潜江汉右等汉南五州县（包括荆门州），还经常利用钟祥汉左、京山与天门汉左之间的矛盾，串通钟祥汉左和京山，共同对付天门汉左，以天门汉左及其所在的襄北平原为壑。清代，此类案例颇多，尽管都未能成为事实，但因符合天门汉左的防洪利益，而被《襄堤成案》收录。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诜初任湖北巡抚时，“谓江汉泛溢，由穴口未开所致，誓欲开复故道”。“江欲导之使南，汉欲导之使北。”七十二垸天门籍士绅刘最乘机上言，“泗港宜开，潜、沔绅士并和之。”从“有乐于开河者，惟沔阳一州、潜江西南半隅而已。然止乐于开河之北岸，而不乐于开河之南岸”可知，“潜、沔”，当指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刘最等还主张开通钟堤操家口。此时泗港口和操家口已闭塞多年，“天门、沔、潜所属之势家大族，其佃民，千百为群，环绕阻之，遂尔中止。”这里的“天门、沔、潜”当指汉江左岸襄北平原的天门汉左、沔阳汉左和潜江江汉之间。

乾隆五十九年（1794），钟堤一工堤铁牛关、三工降魔殿堤溃，狮子口溃，嘉庆七年（1802），钟堤三工堤四溃，皆工大费巨，“潜江、荆门、监利、江陵州县之民秦鏴等，潜通天、沔界内之马卓”，“呈开大潭口、从家口、邀河、狮子口、翟家口、金港口、二湖口、泗港、操家口，开九支河，以复古河。”九口皆在汉江左岸，古河已形迹莫稽，无从可疏。由于天门汉左呈请各大宪“旧河断不可开”，天门县令也向各大宪申诉“溃口断不可开”。开九支河之请未能准行。

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钟祥汉左张祖顺等人，串通汉南五州县，呈请督抚等宪，开通汉江左岸的狮子口、流连口、操家口、泗港等四旧口。湖广总督汪志伊指出：“四口均在北岸钟、潜县境内……该生等或处上游，或居南岸，惟知利己，不知壑邻。”

此类水事纠纷。不仅夹杂着汉江左右两岸之间和汉江左岸襄北平原的同岸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冲突，而且还夹杂疏堤纠纷、协修纠纷等不同类型水事纠纷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还夹杂着滨临汉江各州县的水利利益取舍的问题，使水事纠纷的地方水利关系更加复杂。

七、被天门汉左抛弃的蝇头小利

如前所述，保护了天门汉左的水利利益，就是保护天门县的主体利益。一旦天门县属地其他小面积区域的水利利益与天门县主体利益相冲突时，天门县便舍卒保车，就像潜江县和沔阳州舍弃潜江汉左和沔阳汉左的水利利益一样，天门县也会舍弃天门汉右的水利利益而保护天门汉左的主体利益，必要的时候，天门汉左七十二垸的蝇头小利也是可以放弃的，这就是《襄堤成案》完全看不到天门汉右身影的原因，也是七十二垸的天门籍人刘晸等被抨击的原因。

当天门汉右与天门汉左的水利利益相冲突，即汉江左岸的襄北平原与右岸的江汉之间平原发生疏堤纠纷，彼此以邻为壑时，天门汉右的水利利益。必被天门汉左所抛弃。然而，当天门汉右的水利利益与天门汉左并不相左时，天门县一定力挺天门汉右获得其水利利益。如：明末清初，芦洑岸（即小泽口支河）堤“排沙渡随筑随决，迄清朝定鼎以迄顺治三年，并未筑塞，沔之腹心，不受水患。至顺治七年，景赴院告筑，合沔、潜协济，监立堤防。本年则中决杨家滩，上决芦洑头，下决茉莉湾，更致遗患。八年，同三州县公议筑塞，加修内垸。遂置杨家滩之口不筑，而茉莉湾告筑矣。九年未筑。而潜、沔亦得义安。十年，景民又赴上告，筑杨家滩，而高家垴遂决。十一年，高家垴告筑，而傅家湾又决。十二年，傅家湾告筑，而高家垴又决。十三年，遂让高家垴于河，不筑，而改筑荣家垴，复开旧时洛江小河以分水势，但此河深不数尺，水无所容，未几，而河内之黄家湾、何家套又决。十四年黄家湾筑，沔得稍安，而何家套复决。十五年，上决杨家滩，下决洛江河内之莫老潭、何家套一带，而沔、潜、景之受祸为极惨。”由此可知，天门汉右与潜江汉右、沔阳江汉之间，地处汉江右岸同一地缘，都是小泽口支河水系决溢泛滥的受害方，尽管天门汉左在小泽口疏堵纠纷中抛弃了天门汉右的水利利益，但当天门汉右因潜江汉右境内小泽口支河堤溃口而遭受淹没时，却力挺天门汉右屡屡上告，并迫使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多次合力复堤。

上文中提到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十二垸天门籍士绅刘晸与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结盟，建言开通汉江左岸的操家口和泗港口时，曾遭到除七十二垸之外的天门汉左人士的强烈抨击，谴责刘最“生于景陵，长于景陵，一旦欲鱼鳖景陵，螺蚌景陵，缘贪图邻贿，遂致残毁父母之邦，忍心害理，一至于此！”实际上，刘晸所在的七十二垸形如釜底，常苦洪涝渍灾害，若开通泗港口和操家口，可将汉江洪水引往七十二垸北面的天门县河，洲港口以下的汉江和牛蹄支河的防洪压力都会减轻，可大大缓解七十二垸的洪涝渍灾害。建言开操家口和泗港口，完全是为了家乡七十二垸防洪的切身利益，不需要接受邻县潜江汉右和沔阳江汉之间的贿赂。天门汉左在谴责刘晸“残害父母之邦”的同时。已经抛弃了刘晸等七十二垸天门籍人的利益，“景陵之害，虽在七十二垸，然不过景陵南之一隅耳……泗港一开，如顶灌足，县东、县西、县北，势必四面筑堤，民谁能堪此？且景陵钱粮，在山乡与大河南者不过十之三四，在泗港下游者十之六七。主沧海于桑田，赋将安办？是七十二垸之待筑，同为景陵一隅之患，而泗港之开，实为景陵全邑之患也。”

天门县也有力保七十二垸天门籍人水利利益的时候，《襄堤成案·修建共济闸万福闸》就是七十二垸的“父母之邦”天门县为七十二垸天门籍人争夺水利利益的典型案例，但必须是与天门县主体利益不相冲突时。七十二垸是天、沔、川三州县共有大垸，“天居六成以外，沔居三成以外，川邑不及一成”，故向来水利之事皆由天门主持。七十二垸鉴于其排水闸淤塞不通，汉阳张司马与天门县主邵世恩踏勘后，发现“惟有在牛蹄支河西岸五十三丈老官庙地方开口放水，垸内方能涸复”，定于“襄河木子树与支河老官庙两处，开挖明口以泄其水。”然而，紧邻七十二垸的彭公垸以老官庙地方建闸排泄七十二垸积水会增加彭公垸的排水通道竹筒河的压力为由，坚决反对，并在竹简河中筑坝，阻止七十二垸排水。同时，彭公垸地控汉川汉左顶端，彭公垸垸堤乃汉川汉左“西北之屏障”，不仅关系到彭公垸而且也关乎汉川汉左的防洪安全，认为七十二垸在老官庙建闸排泄其垸内积水，属“图一隅之便安，贻邻境数县之大害”，并感叹说：“患在境内者犹可防患，在邻境者实难测。”因此，光绪八年至十四年（1883-1888），主要代表天门利益的七十二垸与主要代表汉川利益的彭公垸和汉川汉左之间，发生老官庙建闸纠纷。天门县令邵世恩先就建闸地方、再就闸门大小尺寸、协修份额、闸门启闭章程等，反复与沔阳、汉川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于光绪十四年建成共济闸。当光绪十七至十八年（1891-1892），七十二垸重建万福闸，开复共济闸淤塞的沟道时，天门县为协修份额，与沔阳州和汉川县以及七十二垸的天门、沔阳、汉川居民反复协商，为七十二垸天门籍人争取到最大利益。

综上所述，《襄堤成案》所选文本告诉我们：明清时期，由于江汉平原水利环境复杂，修防经费无着，洪涝渍灾害损失补偿缺乏，在纷繁复杂的水事纠纷中，无论是天门县还是与天门县发生水事纠纷的江汉平原其他各州县。各自以本州县的水利利益为惟一目标，为寻求自保，在谴责其他州县以邻为壑的同时，自己也同样在干着以自己为中心、以邻里为沟壑的事情；在缔结水利利益攻守同盟的时候，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本州县内部不同区域水利利益发生冲突时，便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进行水利利益取舍，以保住本州县的主体利益为目标。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