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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您 温暖我

时间:2024-05-07

一千多年前,韩愈对“教师”这个词就曾有过非常经典的诠释:“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但我们深知,“老师”的意义绝非这几个字就可以概括。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殷切的期望像海上的灯塔,为我们指引方向,让我们的目标更坚定、更高远;您谆谆的教诲如颗颗坚硬的石子,鋪成道路,让我们努力地攀登人生的高峰。

今日,让我们再一次走近您,去拾取那些温暖、深情的回忆……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但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六十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老师的办法。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地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酸甜苦辣给您。

在您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才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选自余秋雨《文化苦旅》)

心香一瓣

尊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使当年的学生在几十年后成为名家、名流,这种师生间的真挚情谊也不会改变。在当年的老师面前,“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这种跨越了30年的厚重且纯真的师生情谊,怎么能不令人感动?

亲爱的同学们,你是否拥有或正在创造一种值得永久珍藏的“能穿越时空”的人间至情呢?

他是个问题学生,不是一般的捣蛋,而是特别捣蛋。因此,每个班主任接手这个班,都对他皱眉不已,找他谈话,让他写保证;甚至,有的让他转班。

但是,一直,他都不改。

他留着长发,耳朵上打着耳钉。一次,校长看见了,让他摘掉,他眼睛一白,道:“这是学生人身自由,学校不能干涉。”校长生气极了,把他交给班主任,希望教育一下他。谁知班主任望望他,只是笑笑,让他进了教室。

这是个新来的班主任,姓汪,头发花白,脸上经常堆满笑。他想,这样的人,能奈他何?

几天后,他把一只蟑螂放在女同桌的文具盒里。同桌哭着去找汪老师,汪老师来了,推推眼镜望望他。他挺着胸站在那儿,已经做好了挨训甚至是反击的准备。他想,你们不是说我是个问题学生吗,我就问题问题让你们看。

可汪老师非但没生气,反而笑了笑说:“坐下吧,我没说让你站起来啊。”他听了,无言地坐下,第一次有点失败的感觉;充分准备了,却没有用出去啊。

他最大的缺点,是爱吹泡泡糖,最后,嚼得没甜味了,“啪”的一声,吐在地上。时间一长,教室地板上粘着一个个泡泡糖皮。

那天,汪老师让彻底打扫卫生,其中一项,就是铲掉地板上的糖皮。任务下发后,大家都争着干,有的扫地,有的抹桌子,有的擦窗子。可是,就是没人愿意铲糖皮。

这时,汪老师笑着说:“没人铲,那我来铲吧。”说完,拿出一把小刀,蹲下身子,用刀刃小心地对着糖皮四边一旋,再一铲,铲下一整块糖皮;接着,又这样一转一铲,铲掉一块糖皮……

他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汪老师,望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

班长忍不住了,忙站出来,准备去接汪老师手里的小刀:“汪老师,我们来吧!”

汪老师不给,仍然笑了笑,望着全班同学说:“这糖皮,不管是谁吐的,总归都是我的学生。‘生不教,师之过啊,我是班主任,有推脱不了的责任,自己罚自己。以后,如果还有,我还罚自己。”说完,又低下头,小心翼翼地铲着。

他低着头,满脸通红,第一次安静下来。

铲到他面前,他脚前有两块。汪老师抬起头,望着他,仍笑笑说:“让一下好吗,不然,我铲不成。”

他没让,流着泪说:“老师,我……我来铲吧。”

汪老师这次没推辞,笑着捶捶腰,把小刀递给他说:“好吧,铲干净点啊。”

他点点头,蹲下,学着汪老师的样子,小刀在糖皮四边一旋,一铲,一块糖皮掉了;接着,又一旋一铲……他铲得很细致,也很认真。

四周静静的,突然响起了掌声,有同学们的,也有汪老师的。

他仍在铲着,一下又一下。他没抬头,泪水一滴滴滑落在地板上。他走过的地方,地板一片洁净,像水洗过一样。

铲的过程中,别的同学要来代替他,他摇着头,死活不肯。他的心里,是在惩罚自己。

铲完,他站起来,回头望望,心里竟漾出了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从此以后,校园里一个问题学生不见了,取代而之的,是一个勤奋礼貌的他。他很清楚,那个下午,汪老师用一把小刀铲除了他心中的糖皮。

(作者余显斌,选自《思维与智慧》2013年第10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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