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党员如何过组织生活

〉〉〉〉〉李红

中国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其中，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便要求党员要严格过党组织生活。

党支部开会到深夜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茅盾曾有一段回忆：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时，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他在回忆中描述：“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2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魏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内容，据茅盾回忆：“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时间，茅盾说：“我去出席渔阳里2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可见，党支部会议一般要开三个小时左右。

那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租住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离法租界较远，开完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他在回忆中称：“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被捕，之后出于安全考虑，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茅盾家举行。关于讨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就是在茅盾家里举行的。

明确“党的生活”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内容涵盖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章节，初步确定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等重要思想。

党章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周期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开创了定期的会议制度。除了对党组织会议以及活动进行规定，党章还要求党员在党组织中要认真开展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始终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因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情况特殊，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两大重要纪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员要接受“军队式的训练”，规定党员要始终坚持为党服务，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1925年，党的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是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内部的组织生活仍然较为严格。192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校刊》上登载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当时，常常以“校”代称“党”，故《校刊》即《党刊》之意。该文中较早提出了“党的生活”这个概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是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

对于过党组织生活的方法，邓颖超在上海时期，创造性地编辑了《支部生活》的刊物，开创了富有生气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形态。

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为了提高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编辑《支部生活》，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外，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去了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邓颖超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了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当时，大家争相传阅《支部生活》，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

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谐音，以《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