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师功夫”是怎样炼成的

向其坤

中等专业师范学校的学生，被称为“中师生”，本文特指中考被择优录取的师范生。他们因为优秀而揣上了教师的梦想，为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确保了人才的“顶端优势”。

通才教育，架起中师生完整的知识结构

1986年8月，我被云南省临沧地区师范学校录取，接受三年的普通师范专业学习。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分两类：一类是基础课，主要是一、二年级所学课程;另一类是专业课，主要是三年级所学课程。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我们都不敢怠慢。

基础课里面，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文选与写作。因为我的作文一直“霸”了作文讲评课三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文霸”或“写霸”。有几次，负责课程的郭凤玲老师还建议我认真誊抄修改后寄往当地报社尝试发表。为什么我的作文能够蝉联三年“范文宝座”？这得益于我对作文的立意、布局殚精竭虑的思考。那时我就认为，“新”是作文立意的核心;反反复复的修改是成就一篇好文章的不二方法。直到如今，我也一直坚持着这种做法：文无创意不落笔，词不达意不收稿。

专业课里面，对小学数学基础理论印象最深。起先，我们对这门课的认识很不够，以为像其他课程一样。第一次期中检测，吓了一大跳：近一半人不及格，我和几位肯下功夫的同学也只考了80多分。我们这才相信了张康宁老师说的话，即便大学生也很难把小学数学基础理论弄清楚。这门课程的特殊性之一在于不是直接检测学习者本身，而是通过检测小学生对数学思维的认知、理解、应用，来检测中师生的小学数学理论水平，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在成人看来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可以通过明确的等量关系建立方程求解，但是小学数学基础理论不允许这么做，我们得按照儿童还不具备方程概念的认知水平进行“儿童思维”的设计。这种思考远离了方程便捷的“懒汉思想”，使儿童的思维活动得以“活泼勤奋”地展开，这样才能体现小学数学“思维训练”的根本目的。这门课程的学习，第一次在我们的意识里坚定了这样的想法：做一名中师生的不简单之处就在于教师要目中有人、目中有儿童。今天，我们说儿童视角、儿童立场等，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清楚儿童具有的情绪感知能力和思维水平。在这门专业课上，我们掌握了小学数学讲授中最常用的分析法和综合法。三十多年中小学的教学实践告诉我，分析法和综合法适用于中小学所有理科课程的教学。

中师生的教育是典型的通才教育，所以课程之间没有主次之分，只要是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都要学透、学踏实。这些课程里面，有的课程既刁钻又枯燥，而且常常学习效果不佳。如乐理课，五线谱的打拍视唱、古典音乐赏析、作曲，都是我们的训练学习内容。上课时，每个老师都面带微笑，可是在乐理要求上都极其苛刻严厉。徐向东老师在视唱考试中，是掰着手指数考生视唱中的时长、音准的。每错一处就按下一个手指。真的是“十指连心”啊，每倒下一根手指我们心里都刺痛一下。结果就是，大多数学生都不及格，有的同学还唱出了负分。但是，课堂之外，最惹人喜爱的还是音乐。每个宿舍都有至少三把吉他。只要是课余时间，“蹦擦擦”的吉他和弦声都会缠绕着优美动情的歌声充满宿舍楼的旮旯角落。

梅建然是我们的校长，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即时演讲水平高超。梅校长的演讲，描摹刻画最多的是对学生违纪案例的夸张、渲染，可谓“入骨三分”。演讲对于校长而言，应该是一项最基本的能力要求。它需要广博的知识、形象的故事作积淀，需要敏锐的观察力作主题定型，围绕“弘扬什么”或“鞭挞什么”，通过大胆的想象、夸张、比喻等手法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校长“治校”的理念、主张。我在后来走上学校领导岗位的工作实践中，暗暗努力着尝试追赶、超越梅校长的演讲水平，自我感觉很不错。

试讲过关，中师生化蛹成蝶的“涅槃”

师范三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实习，实习之前必须试讲过关。试讲不过关，不允许参与实习，这是师范办学最具价值的地方。试讲训练中，学校给每个班分配3～4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将全班分成10个小组，每组5～6人，每个小组设组长1人，负责组织、监督小组试讲的练习。小组长的具体任务就是检查成员撰写的授课教案、组织讨论试讲内容和方法，然后向指导教师申报小组内试讲初次过关的同学。指导教师再亲临试讲现场，严把试讲技术关。我担任我们小组的组长，负责小学四年级课程试讲的初次把关。结合教学法的专业理论课学习，我们都统一采用五步教学环节进行备课，即复习、引入、新授（含练习）、小结、板书。五个环节以新授内容为核心，其他设计都要围绕并服务于新授内容。比如，在复习阶段，如果设计的问题与新授内容之间没有联系，我们就认为这是无效的练习设计。引入要自然顺畅，可以以故事的形式展开适当的想象引入，也可以就问题（体现为教学预设悬念）引入，但是引入需要节制，要简洁明快，引起学生的好奇之心。新授是课堂教学的重点，是体现教师教学硬功夫的关键。就内容而言，不但教师自己要理解深刻，还要清楚怎么带领学生理解、掌握、应用;就方法而言，演示、讲授、讨论、练习等都要有所涉及。小结是针对新授内容而作的简明扼要的归纳。板书设计是教师教学设计的主体框架的显眼标识，是以汉字书写功夫体现教学思维的导图。

因为我们的普通話中夹杂着很多方言，所以开始时，每个同学在第一次试讲中都把台下听讲的同学逗得哈哈大笑。那时，我们才深刻体会到“靠嘴巴吃饭”也是不容易的，试讲警醒我们首先要通过教学语言关。后来，我们小组从响度、清晰度、语速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语言训练：响度—声音洪亮、轻重适度，严禁“自己讲给自己听”;清晰度—口齿清楚、表达准确、合乎规范，严禁方言串味;语速—速度适中，不紧不慢，严禁战战兢兢、语无伦次。

撰写的教案需要三番五次地修改才能过关，试讲需要千锤百炼地磨炼才能过关。这种软磨硬泡练就的，就是中师生站立讲台的基本功。

遗憾的是，这样的能力训练在今天的实习教师身上很难看到了。我在乡村学校工作期间，接触过不少实习生，他们的试讲是不过关的。这种试讲不过关的实习，连不合格的追问处也找不到，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师范院校配备的指导教师跟随到实习学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薄弱（如“三笔字”）、教学紧凑感不强、教学效果差了。

临沧师范学校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是在化学实验楼的楼顶小广场观看临沧地区凤庆县特级教师董建英老师执教的一节小学数学录像课，教学内容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那是我们眼中第一节真正的好课。我们这一群中师生的教育初心由此而生：好的课都应该这样上！好老师的课更应该这样！怀揣着这样的教育初心，我们踏上了各自的朝圣路。

教育实践，中师生体会服务社会的价值

“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是陶行知先生给乡村教师定义的三项本领。当时的农村教师队伍，大多是县级师范进修学校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这三类教师的组合，被称为“杂牌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在教师队伍中的规模不容小视。他们所接受学习的专业性、科学性、系统性、严肃性，与中师生相比是存在差距的，所以我们被认为是教育的“正规军”。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中，有的年龄和我父亲一样大，也常常虚心向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师生请教些知识层面的问题。我在参加工作的头几年里，对工作的满意度、自豪感一方面来自学生成绩的突出，一方面就来自这些“老学生”的敬重—被人“膜拜”的感觉的确很舒服。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场景中，我们开始接触一些常态的教育问题，比如，为什么存在流失生？怎样找回流失生？这些问题，在师范学习的课本中是不存在的。90年代初期的“普六”和后期的“普九”是事关中国教育发展的大动作，成千上万的中师生在乡村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无论是“普六”还是“普九”，都有一个“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的控制指标，如果达不到指标的要求，“普六”和“普九”都不能实现。

刚工作的时候，看到学校的校长、主任口袋里都揣着个小本子，里面详细记录着全村十多个组社当年增加新生儿的名字、父母、地址等情况。每年新学年开始前的教师会议上，他们都会掏出磨破了皮的小本子，逐一在上面画圈，算清楚某某家的某某儿童达到了入学年龄。开学后一二天的校内教师会议上，从报到的反馈情况再查清楚哪些人还没有来，然后做出具体细致的家访分工，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一个不少地入学。从“普六”的基础材料、数据收集开始，在校长、主任的耐心带领下，我参与接触、学习业务数据的规范处理，也有了自己的小本子。那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己不放过自己”的严肃的工作态度，让我从心底里佩服老一辈中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

永远铭刻在我心里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学年末的财务稽核，因数据稽核存在一分钱的差距，硬是抱着算盘跟着他们苦战了5小时，终于查出那一分钱的下落。在账务稽核材料打包上糊签名盖章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颤抖。“一分钱”的价值带给我的教育远远超出“万元”之能。“普六”“普九”的数据折磨更是艰苦卓绝的“战役”浸泡。连夜督战至凌晨两三点乃至天亮，揉揉眼睛、冷水冲把脸，又踏上向上级汇报的乡村山路，是我们在“普六”“普九”工作中的家常便饭。

立足边疆教学，中师生成为“大丈夫”

在这样的业务洗礼中，我的脑袋中装进了社会的概念，也对陶行知先生“改造社会的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更加懂得了一名中师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历史重任。工作四年后，我成长为学区教导主任，抓好整个学区的教学是重要的工作職责之一。首先面对、攻克的难题，是复式班教学。

夸美纽斯在论述班级授课制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在中国的乡村，还有一种叫复式班的课堂的存在。我所在的学区，有四分之一的班级属于复式班，有的复式班达到惊人的四级复式。我的攻克战略是将复式班转化为单式班，战术是推行“小先生制”。“小先生”就是每级学生中接受能力最好的那一个（或两个）小学生。教师的责任变为对“小先生”进行指导、辅助，“小先生”再领着他的小伙伴学习课程。同时，尽量减少复式级数，尽量消除双高、双低的复式，保留高低搭配的复式。这样做的作用有二：一是让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主次之分，知道什么是主要的，要先解决;什么是次要的，可以后解决。二是更容易产生“小先生”，可以让高年级的“小先生”指导低年级的学生。这样，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小先生”上课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小先生制”的改革与推行，在减轻教师负担的同时，也激起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纷纷朝着“我也要当小老师”追赶，这样，成绩大幅度提高就是必然的事情。

经历着、感受着这种奇迹的发生，老教师们再一次发出了“临沧师范培养的中师生真不简单”的赞誉！

转过身来再次面对自己的教学，我发现，许多教师讲课都缺少情致，我也一样。讲课只在于把要撒播的知识点按部就班地扬出去，这种干巴巴的方式致使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具有种子的力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视上看到著名评书家田连元演播的《小八义》，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田连元先生说评书时的肢体语言可谓惟妙惟肖，声音抑扬顿挫，特别是那双滴溜溜转动的大眼睛，观众不专心听讲才怪。于是《小八义》开播的时间一到，我就去拨转高高坚立的电视天线栏杆，爱人则在14寸的小黑白电视旁观察收视效果并告诉我。虽然强大的电流声刺啦刺啦地盖过了田连元的评书声，电视画面也像一直在经历瓢泼大雨的冲刷，但我的心还是因田连元的精彩讲说而万里晴空地跳动着未来的希望。

七八年之后，我借助网络看到了同样是中师出身的同龄人窦桂梅老师的视频课，拜读了她的很多文章、专著，我知道，窦桂梅老师就是我企图在《小八义》中寻找的教师的样子。及至前几年阅读的马克斯·范梅南的《教育的情调》，为我的寻找作了终结性的描述：“一位敏感而机智的老师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知道做一个小小的手势，什么时候应该忽略某些事情而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用沉默‘说话。”观看窦桂梅老师执教的课堂视频，最大的印象是：窦桂梅老师还不曾开口，她的眼神已经抢先把学生问候遍了！加之主题教学思想的深度，这样的课，下课的铃声是难以驱散学生的。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身为教师的力量所在。

斗转星移，三十多年过去，我从小学教师变为中学教师，从黑发到白发，经历了三个乡镇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小学的大部分科目我都教授过，而且往往能获得学生的高度认可。我也在这些科目教学中找到了“安心”的秘密，在周围世界乃至更大范围内树立起自己教育教学的尊严（比如在有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理念），这都归功于我在临沧师范学校练就的“中师功夫”。我坚信，这样的经历和感慨非我独有，是庞大的一类人的共同心声。

三十余年之间，我们也学会了接受这样一种坚强：在泥泞的山路上，我们把同事安埋在土丘山岗上。轻轻飘过的蒲公英落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土丘上，证明着“花圈”的含义。“大丈夫不能舍身实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我觉得，陶行知先生这是专门赞美中师生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第一完全中学）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