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我心中的参天大树

徐淼

一、我的家庭与受教育经历

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家中五口人，父亲是一位工人，母亲靠给别人洗衣服、做小工等谋生，家里还有两个弟弟。那时我们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是破草鞋。

6岁时，我开始在家隔壁一所六年制公办小学上学。当时学校的辍学率很高，虽然我也为了挣学费常常逃学去挑煤，但最终还是在自己的努力下获得了学校发的红榜①。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我和二弟一起挑煤、挑盐，干了大约1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广泛招收师范生。1951年，我报考了高县当地的短程师范学校，被录取了。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工人，所以还获得了国家资助的甲等奖学金。念完“短师班”以后，我继续在高县读了两年初级师范学校。当时学校讲的都是从苏联学习来的方法和理论，尤其是凯洛夫教学法，包括“组复新巩布”这五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这套教学法对我的教育生涯影响很大，我工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按照这个教学法上课的。

二、我的教育教学生涯

1.初任教师

1955年，我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高县蕃圣乡的小学当了一年教师。因为我是团员，所以到学校后，我便主动承担起建立学校少先队的工作，还成了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关系特别和谐、平等，我也获得了同事们和学生们的尊重和喜爱。

2.成为党员

1957年正月，我被调到羊田乡工作。由于我工作兢兢业业、表现突出，从1958年开始领导就安排我当羊田乡小学的校长。1958年12月19日，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开心。若是没有共产党，人民得不到解放;若是没有共产党，我也没有机会继续读师范，更别说成为教师。所以我一直对共产党怀着无比感激和无比崇敬之情。从成为共产党员的那一天起，我就在暗下决心：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们服务，把教育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学校的老师被批斗，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心中的信念，改变过理想和目标。时至今日，我依然履行着当初的入党宣誓词，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心。

3.在羊田乡教书的日子

（1）学校环境

当时没有条件修建房屋，羊田乡小学的房子是由一个地主家的串架房改造的，除了教室没有多余的空地，学生的厕所就在教学楼旁边简单地搭了几块木板。现在想想，那个地方非常危险，学生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万幸的是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学校也没有操场，学生们就在教学楼前面的坝子里面活动，后来房屋拆了重建时还把街上的大路作为做操的地点。所有教师住在学校后面一排简陋的房子里，一人一间或是一家一间，也就几平方米。我与家人一起住，恰好在房间里摆满三张床，做饭、洗衣都在干盐坎上，床不够的时候我都是睡在房间外边。

（2）带领师生炼钢铁、干农活

20世纪50年代，学校的老师、学生参与“大炼钢铁”。后来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老师们极其辛苦——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还要下乡劳动。农忙时（上半年种稻谷、下半年种麦子），全校放一周农忙假，我们就跟着生产队去干活儿，叫“知识分子改造”。当时的想法就是，组织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大家在思想上也是力求上进，所以再多的苦老师们都忍受过去了，我作为校长在管理教师这方面还算顺利。

（3）管理和教学同时进行

我既是校长也是老师，除了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还要经常和教导主任去听老师们的课，有时间还要下乡检查村小的工作。当时学校只有我是师范生，一位李老师是高中生，一位梁老师是位置人员①，其他人都是初中生。老师们大多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上课的模式基本都是按照苏联的凯洛夫教学法，备课时将每个步骤的时间定好，组织教学多少分钟、复习旧课多少分钟、讲授新课多少分钟……上课时严格依着步骤和时间教学。课堂上老师需要让学生把当天的作业完成，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回家以后都是干活儿，没有时间写作业。工作几乎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4）想尽办法招生

担任校长以后，最让我发愁的是招生工作。起初，学费大约是1.38元，后来变成3.2元。许多家庭因为没钱，就不愿送孩子上学;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女孩子能上学的少之又少;还有好些山上的孩子因距学校太远也不愿意上学。每年招生指标下达后，我就带着学校的老师挨家挨户地走，苦口婆心地跟家长们说读书的益处，不行就动员亲戚邻居来帮忙，或是动员孩子的同学哄着孩子上学，再不行就家访，一次二次三次。即使是这样，开学前一两周报名的时候，人数仍然常常不齐。

那个时候，羊田乡真的很穷，我们能劝来上学的都劝来上学了。许多年龄稍大点的学生，都是背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来上学。学生们穿的都是板板鞋——一个木板在下面，上面用竹条套着。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希望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教育，希望他们能学到一点知识文化，不至于变成文盲。尽管我当时也很拮据，但还是拿了许多家里的衣服裤子给一些穷困的学生穿。我把学生们全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爱他们，盼望他们能学到知识，有朝一日脱离贫穷、改变人生。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以后，我们学校的招生工作获得了上级的赞扬，其他学校的校长参观我们学校后感叹道：“周校长，我们那边真的做不到——走到哪里路上都看不到一個小孩。”这是因为我想了很多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到学校上学了，就算是中途辍学的，我也硬是把他们哄回学校。我和学校的老师们尽心尽力做这件事，评县文明单位的时候领导来我们这检查，对我们的付出和成效给予了肯定。

（5）狠抓教学质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教育教学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开始组织教研和培训活动。我不仅要和老师们共同备课，还要指导新教师教学，比如，帮助他们备课、听他们讲课并提出问题和建议等。通过这些培训、教研或听课评课，新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得很快，虽然没有安排指导教师，但每个教师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指导。我在羊田乡小学担任校长几十年，我觉得老师们总的来说还是力争上进的。

（6）评定职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学校的老师相继评定职称。职称的名额由上面划拨，到了学校以后由校长根据教师的教学年限和教学成绩分配。我在第一次就评上了小学数学高级教师，后来老师们相继被评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一级教师或二级教师等。

4.荣获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和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1990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那时我还在教一个毕业班的数学，于是我延迟了退休，直到这个班毕业。休息了两年，我始终觉得我离不开学生，于是1993—1995年又到村小代了两年课。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有一些评选优秀教师的活动，多数是按教学成绩来评，我在这期间获得了不少荣誉。这些奖状是对我30年教学工作的肯定，也为我在学校一线的教育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虽然退休后我没有在学校做教学工作了，但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老师们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在学校或老师需要我的时候尽量出一份力。2010年左右，很多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想要转正，我就四处奔走，为那些在教师岗位上辛辛苦苦工作多年的老师争取转正的机会。因为我的“爱管闲事”，学校聘请我当校外辅导员。2009年，少先队成立60周年，全县要评选10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大家就把我推荐了上去。现在学校每次开党支部大会，我都会参加，每次都请我发言。我平时私下会多了解老师们的各种情况，在支部大会上反映出来，也算是对得起当初我对着党旗宣读的誓言。

5.学生成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在羊田乡教了大半辈子书，教过许多学生，几乎是从爷爷奶奶辈教到他们的孙子孙女辈。那么多学生，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名字的也不少，一些学生还常常和我联系。比如，有个姓李的学生，家庭非常贫穷，她没有那么聪明，但是非常勤奋刻苦。以前糖很稀有，每次她找我谈心、聊天的时候，我都会给她几块糖，也经常鼓励她。后来她考上大学，录取通知书里有电话卡，她却买不起手机，我就给她买了一部手机，还给了她点钱。现在她已经工作了，是一名公务员，工资不少。每次回羊田乡，她都要来看我，上次还把男朋友带来了。这让我非常欣慰。

能够帮助学生在成长的路上多往前一步是我尽力在做的事，看到学生成才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一直坚信学生都是能改变的，就看教师用不用心。代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很聪明但是不怎么用功。他考中学时，我对他说：“母续强，我和你讲好，这次数学语文你考上60分，我一定送你去罗场去读书。”后来，他的数学考了65分还是67分，语文还要更好一些，我就真的送他去念中学了。到现在，他还记着我，感谢我送他去上学。其实，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我才能实现我的价值，为别人做那么一点

点事。

三、我还愿做教师

如果真的有来世，我会愿意做什么？答案是我还愿意做老师。老师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塑造人、教育人的职业。老师把学生教好了，学生的一生改变了，他们也会一辈子记着老师。我现在老了，也还是忍不住不断地教育人，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家庭和谐、为了国家繁荣。我更希望那些像我一样家庭贫苦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多学习的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有来世，我还愿意做教师，还愿意教书育人。教育早已在我心中长成参天大树，它变成了我的根，我所有存在的意义。

访谈后记

回顾周校长的人生经历，他承受过许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孤独与苦楚，也在一些关口感受过机遇带来的成功和喜悦，难得的是他时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坚定地为了心中的教育使命不断努力、向上。现今周校长已过耄耋之年，身体早不如当年康健，教育热忱却从不减退，心中犹存一颗赤子之心！他曾说：“我一辈子只在羊田乡做了教育这一件事很值當，再多少辈子我都愿意当老师。”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坚定让我感动至深，亦让我自惭形秽。在这个时代，即使同样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教师，也再不会经历周校长那样的困苦，也许也难以理解他的坚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教育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庇佑着我们成长、蜕变，亦鞭策着我们去荫蔽下一代农门子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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