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抗战之山东《战时教科书》

石鸥 张学鹏

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要为民族争自由，要为国家争光荣，不怕牺牲，抗战杀敌，做一个民族小英雄。”[1]

1938年，日寇飞机的轰炸声刚消失，稚嫩而高亢的读书声就从齐鲁大地断壁残垣的教室里飘出。誓言般的课文，铿锵有声，手捧着抗战课本的师生，和红高粱地里的好汉一样，也在抗战。

抗战需要抗战教科书

抗战全面爆发后，战时教育显得异常紧迫。1938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确定了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战时教育方针，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战时教育的纲领之一是：“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2]据此，《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出台，要求“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其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

观念”。

大敌当前，战时教育需要战时教科书，需要教科书来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来培养学生抗战勇气，来启蒙人们抗战常识，来坚信社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抗战高于一切的精神指导下，各地迅速行动起来，编写了大量适应抗战需要的教科书，其中不少教科书直接以“战时”命名。这是一种直接服务于抗战的教科书，是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极富时代特色的最为罕见的教科书类型。在所有以“战时”命名的教科书中，山东省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战时教科书》影响最大，最系统、最完整。

山东版《战时教科书》

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后的1938年8月，国民政府山东省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弥漫的战火中编写了一套小学课本，命名为《战时教科书》，包括小学各科，共计46册。这套教科书大多数在封面上直接标注醒目的“战时”二字，且有“山东省政府审定”字样，版权页署名“山东省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审”“编审主干芮麟”。这个编审委员会由什么人组成，“编审主干”究竟在该教科书编写中具体起什么作用，还有待考证。但无疑芮麟是重要

参与者。

芮麟（1909—1965），江苏无锡人。192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任无锡县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无锡县立农民教育馆馆长、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江苏武进县教育局社会教育科长、河南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研究实验部主任。1936年春赴青岛市教育局任中小学课本编审主任，1938年8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行辕教育处长，创办山东战时出版社，筹建山东省党政军政治干部学校，兼任山东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校长。

1938年，山东大地抗战形势紧迫，用教育发动民众、进行抗战宣传的任务迫在眉睫，在时间紧、任务重、人手不够、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这套以适应战时特殊需要为目的的教科书，以战前相关教科书为蓝本进行改编，增加部分抗战材料，工作自1938年7月5日启动，26日开始审查，8月1日完全结束。所见最早的版本是1938年8月，大多为同年9月出版。此时，秋季开学在即，抗战教科书能够进课堂成为当务之急。8月和9月出版的教科书正好赶上开学。

该套《战时教科书》版本多样，印刷质量参差不齐，但整体质量尚可。该书以宣传抗战、指导抗战为目的，方便使用，出版后允许各地翻印。这种做法使得版本奇多，印刷时间奇多，几乎难以统计完整。

《战时教科书》精心选择素材，全方位服务抗战。《战时教科书》之国语、历史、政治等课本内容，多由现实和历史两类构成。现实材料多来自抗战现场，如淞沪血战、东北义勇军、杨靖宇、七七事变、抗战第一个牺牲的军长、难民等。历史的材料则来自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事迹和人物，如苏武牧羊、越王勾践、花木兰、戚继光、郑成功、岳飞、黄花岗等。这些内容宣传抗战政策，号召人人抗战，激发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传播“总动员，总动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对日作战”的抗战策略。

《战时教科书》很注意教育学生懂得如何抗战。抗战既可以是上前线冲锋陷阵去杀敌，也可以是在后方爱国货反洋货、抓紧生产。如《战时国语读本》第六册，第3～6课全部是反对洋货的。正面教育以爸爸的口吻说出：“不是国货不要玩，玩耍不忘爱国家。”反面教育以洋货的口吻说出：“我到中国来做什么呢？我是奉主人之命，来换你们的金钱。换得金钱回去，制造枪炮，制造战舰，制造飞机，制造炸弹……你们买的是我吗？不然，不然，你们买的简直是枪弹、炮弹和炸弹！”

《战时教科书》之常识、地理、自然类课本，注重普及战争常识，让人们了解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武器、救护、资源、地理环境等，引导学生与民众科学抗战。这些课本比较密集的传播防毒气、防空袭、急救、常用枪弹，以及领土领海领空、交通工具、气候、工农业知识等内容。在《战时地理》教科书中，关于“全国抗战形势”“抗战中打破封锁的三条出路”等安排有4课内容，各2课[3]，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抗战的全国形势。只要读了这些课文，基本上可以清晰地认识抗战形势，知晓我国对外以及国际援助的路径。

《战时教科书》引导学生多维度探究抗战

《战时教科书》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课前预习作业和课后活动的设计。问题多是思考性、开放性的，并最终导向行动。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其中许多是自主探究活动或主题探究作业，即研究性学习。比如《战时常识》，每一课课前有问题，课后有作业，初级第七册第6课“我国的首都”，课前设3个问题：我国的首都为什么设在南京？南京的形势和交通怎么样？南京在什么时候被日寇强占？课后设3个作业：就地图研究南京的形状和交通状况；画南京略图；研究南京失守经过。初级第六册第38课“日本的侵略”，课前问题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为什么？一·二八事变的情形怎么样？事变后的局势怎么样？我们怎样才能收复失地？课后作业是：课外读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故事；调查中日战事最近的情形。《战时地理》则是课前设问题，高小第一册第20课“全国抗战形势（下）”的课前问题是：北战场抗战的形势怎样？台儿庄大胜利的效果怎样？南战场抗战的形势怎样？将来武汉大会战的前途怎样？

《战时教科书》表明，非常时期，教科书具有非常的功能。在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特殊语境中，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获得了显著成效，得到广大学童与民众的高度认同。对《战时教科书》而言，“战时”是压倒一切的。此时的教科书本质上是“战争”的产物。所以大篇幅的内容与抗战有关，服务于抗战。《战时教科书》强大的政治整合力，辅以教科书海量发行，具有“学童一本书，阅读一家人”的神奇作用，使之获得了极大的宣传和传播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教科书调动一切力量为抗战服务的功能。即便是《战时算术》教科书，也处处可见为抗战服务的努力。如初级第6册，义勇军3人平分子弹306颗，每人得几颗？义勇军618人分成3队，每队几人？有爱国布两段，一段长3丈8尺，一段长2丈6尺，共计长多少？生日这天，友良捐助儿童号飞机款2.4元，捐助义勇军款2.8元，一共捐款多少？

历史不能被忘却，尤其这段历史对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如此切肤之痛楚，如此惨烈之耻辱，如此悲壮之抵抗。当然，关于一个国家的复杂抗战，小课本显然不足以涵盖它，但它们是抗战史中虽细小却不能或缺的碎片。战争可以扼杀生命，摧毁城市，但只要学校在，只要课本在，战争就扼杀不了正义，摧毁不了民心。

参考文献：

[1]山东省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战时国语读本（初小第二册48课）[M].1938.

[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教育部门）·革命文献第58辑[M].台北： “中央”文物供

应社.

[3]战时地理教科书（高小第一册19、20课、高小第三册19、20课）[M].193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