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张玉瑶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晚年写下的诗句，题目是《生与死》。杨绛喜欢这个关于火焰的譬喻，把它译成中文，置于晚年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105岁，不可谓不长寿。但火萎了，她利利落落起身，便也走了。

作为一个文化世纪老人，杨绛的身体状态一直牵着很多人的心。这段时间，先是“病危”的传言让许多颗心被提到嗓子眼，又是各方辟谣让它们放回肚子里。正当人们以为不过是一场寻常小恙时，猝不及防地，却等来了最终被官方证实的消息：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

杨绛有遗愿，希望去世不作为新闻，火化后再发讣告。但在这样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迭出的时代里，可以想来，这个遗愿实现起来太难。一时间，缅怀和悼词呼啸而来，无处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乃至假托她“百岁感言”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种山呼海啸，大概不是杨绛自己愿意看到的吧——2012年，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她时，她曾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她低调得有些不可思议，像个古代的隐士。这些年来，她闭门谢客，拒绝采访，甚至不参加自己文集的发布会。九十大寿，一百大寿，这些对旁人来说格外重要的节点，她也都谢绝了上门祝寿。她爱用“隐身衣”的比喻，许多年里，她都披着一件“隐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因了这“潜心一志”，四十年代，她有成名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被称为“喜剧双璧”，被夏衍和李健吾垂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创作现象；新世紀以来，93岁时写了她和钱钟书、女儿阿瑗的《我们仨》，96岁时出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岁时出了《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还有翻译，包括最为重要的《堂吉诃德》；还有为丈夫编的作品，包括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72卷本的钱钟书手稿集。很难想象，若不是披着“隐身衣”，这琐碎杂乱的工作，如何能够延续许多年，并安安心心地完成。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她在2011年100岁诞辰时，于《文汇报·笔会》上所做的一次笔谈专访。她早已做好火焰枯萎的准备。“边上”，是她对于年岁的自我意识，是她以一种并不清晰唯一的模样游走于文学史上的姿态，也是她为人生划定的位置。

（选自《北京晚报》2016年5月27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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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必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这篇文章便以这种连缀式报道来“窥视”这位“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