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兵：20年拍“两会”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能采访高级别的盛会、拍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代表心里好激动。多年过去，中国举办的大规模国际性盛会越来越多，让记者应接不暇。过去拍外国的部长都新鲜，此后在采访中非合作论坛等外交场合，一次就要拍摄几十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常拍得手都发麻。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年我采访社会新闻，拍摄了许多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还拍摄过“两会”。从1994年第一次上会采访，我至今已采访过20年的“两会”。

“跳出”会场

“跳出”会议拍摄，是围绕会议的主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进行与会议议题相关的摄影报道。打开思路，创新内容和形式，“两会”会议摄影报道会变得更加多彩而生动。

那些年，“两会”开幕时，我经常早早赶到大会堂前，抓拍民众关注大会的场景。有一年，拍到四川老人和拎包的姑娘从大会堂前走过，姑娘说：“早晨看升国旗，又赶上人代会开幕，好幸运。”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会聚集起成千上万的民众观看会议的召开。我专门赶过去，记录下以民众为主体、以城楼为背景的画面。这些照片与大会堂开幕的照片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反映盛会的召开。其实，摄影题材的表现，可以有多个角度和瞬间，可以直接记录，也可以间接或侧面呼应。

大会开幕前，大会堂东门外总会出现一道摄影风景线。当代表委员进场时，众多的记者蜂拥而上，经常有几十、上百记者围着代表抓拍的场景，现场紧张而热烈。还有记者为了拍到理想画面，喜欢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和服务员，让他们摆出各种姿势拍摄，我偶尔也过去拍一些。但过度导演摆拍，摆出的照片价值也不大。

会议照片背后的思考

2002年春天，采访“两会”时，主要是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当时，刚刚换成了数码相机，网络逐渐普及，还配备了笔记本电脑，记者拍摄后用电脑直接上网发稿，摄影采访进入移动发稿时代，时效性增强。

当时，记者通常是全副武装，背着摄影包和电脑，扛着长镜头，拿着梯子，忙着拍照片的同时还要趴在地上选照片发稿。那时，既要拍好大会和领导参加的分组讨论，还要按照编辑部的要求拍摄分组讨论。经常是一边仔细听发言、做记录，一边随时观察，随时拍摄，有需要核实的，还得找人去采访，忙得不可开交。

20世纪90年代拍摄会议，感觉热闹新鲜，还比较偏重技术技巧的运用，拍摄时主要为了发稿见报。后来再拍时，会带着一些思考去拍摄，希望记录些更有价值的瞬间，即使不能发稿，也可以留作资料。

不和谐的一幕

对于记者来说，要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也不能只用照片唱赞歌。摄影人要有责任感，要用照片揭露、反映发现的矛盾，促进问题解決。于是我将镜头对准会议中个别不尽如人意的场景。比如，前些年，总有个别参加会议的人士低头不停地看手机、刷微信甚至睡觉。中国13亿人只选出几千名代表委员，责任重大，能这样开会吗？于是，我在现场抓拍一些看手机的画面，主要拍摄背影或者侧脸，希望用无声的图片，善意提醒他们注意形象。

那期间，我连续在博客上发表《直击现场，有委员不停地看手机》《不要让刷屏成为“两会”的风景》，用照片和文章纪实并批评了这一现象，建议有关方面尽快督促解决。文章发出后，点击量达数十万，评论上千条。人大、政协有关部门看到报道后很重视，并采取了措施。近些年，开会看手机的明显减少。

上会那些年，什么天气都赶上过。有一年，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在场外拍了一会儿，手就冻僵了。2016年会议开幕赶上雾霾天气，记者们纷纷戴上口罩采访，这是从未见过的场景。我专门抓拍了些记者戴口罩的画面，既报道新闻也呼吁人们关注环保问题。

2017年秋天，党的十九大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媒体上关于会议讨论的照片却很少。我专门去分组会上寻找各种角度抓拍了一组《会场上的代表》照片，包括代表发言、做笔记、彼此交谈和记者采访的画面。通过“新华视点”微博发稿后，被新华社客户端转载，阅读量上百万。编辑认为，图片满足读者关注的需要，也为会议留下必要的照片资料。

随着科技进步，记者用手机现场拍摄，随时把照片发回编辑部提高了时效。前几年，我也尝试用手机拍摄委员出席开幕式的画面，并用微信发回编辑部，照片很快在网上展示。近年来，我和同事们还尝试用手机、相机拍摄短视频新闻，发出后产生不错的影响。

（摘自《新参考》）

369750190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