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筹备建立新中国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资本家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工作困难，他们想在经济方面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进而把共产党挤出城市。首先也是主要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挑战的是上海资本家。他们操纵货币市场，不让新生的政权发行的货币进入上海;他们操纵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盘剥百姓;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从人民身上压榨血汗，从而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经济仗。中央经过深思熟虑选定了陈云去上海领导共产党同资本家对决，这场特殊的战役大获成功，后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原来上海的资本家不欢迎人民政权，不甘心他们的经济特权受到损害。当人民币基本兑换掉金圆券后，上海资本家采取了两招：一招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他们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一转手，即可获得人民币160多元，使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造成人民币贬值;另一招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成了不能使用的东西，其信用大大降低。

  当时，资本家的大本营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上海的资本家就是以这里为中心，搞非法的金银和外币投机贩卖活动，其触角伸向上海市各个角落。陈云决定，用强力手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亲自带领200多名干警，控制了证券大楼的通道和主要场所，登记了所有在大楼内的2100人的名单，命令他们都到底层大厅集中，由政府代表训话。然后，把预先已经确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审讯，其他人员经教育后陆续放出。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采取以下措施：1.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征税一律征人民币;3.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一些公债;4.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陈云运用强力、和平的两手，政治、经济的两手，很快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打胜了同资本家的“银元之战”。

“撑死”囤粮资本家

银元之战之后，共产党与资本家的较量转入粮食市场。上海资本家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操纵粮食市场，囤积居奇，试图通过掌握粮食牵住共产党的鼻子。在他们的操纵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已经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到两倍以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成本，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使人心浮动。

  陈云意识到，同上海资本家打一场粮食仗已经势在必行。这时，有些干部在同资本家打粮食仗问题上似乎信心不足。陈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悲观，我经过仔细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这个我们能够解决。”接下来，陈云组织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地区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同时，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万斤，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吃面，上市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上海市民在戰乱时期都存有应变粮，这些也可以补充粮食缺口。上海周边是产粮地区，7月底江苏的早稻就熟了，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立即组织人员收购江苏的大米，运到上海，供应市场。为了万无一失，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然后，在9、10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

  一开始，上海的资本家见政府运来粮食，便组织高价收购，企图把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也控制在手里，但他们打错了算盘。当上海资本家手中囤积大批粮食时，才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并且用平价销售，他们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只好亏本，低于市场价售出，许多资本家囤积的粮食都烂在了手中。

为了使资本家永远也不能操纵上海的粮食市场，陈云组织干部，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与那里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议，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上海粮食。这样，资本家就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粮食之战，又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

挤垮资本家的私人运输渠道

上海解放后，受到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时修不好，铁路运输效率差，而上海市对商品和各种物资的需求量大，资本家利用这一特殊情况，操纵私人运输渠道，借此操纵上海的商品市场，给人民政府出难题。陈云认识到，共产党要在上海站住脚，就必须迅速解决运输问题。因此，他一到上海就指示抓紧修复铁路，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缩短错车的距离，增加列车通过的数量。他还具体提出，要增加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信设备，加快装车卸车速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为了修复铁路，政府要舍得大量投资。同时，他还指示，对主要公路运输线路也要全力修复，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光是搞汽车运输，也搞马车，甚至骡车、驴车运输，总之，要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

陈云亲自抓运输问题，使通往上海的铁路很快就全部修复，而且运输效率达到了很高水平，公路运输也很快发展起来，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上海的物资供应、商品流通问题全部解决了，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了，资本家们也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

抑制通货膨胀之战

  上海刚解放时，由于军队的进驻，加上对旧政府人员要包下来，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又有大批新的工作人员，工厂复工后，上海的职工数量也增加了。各方面需求过大，使上海的物价很快上升。资本家利用这一点，操纵物价，使上海很快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面对这一状况，陈云决定，采取这样几个办法：

一是发行公债。发行公债，可以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为了防止发行公债后出现向题，陈云预先采取了调剂通货，调剂发行公债的数量，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等措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二是增加税收。上海刚解放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认识：国民党时期税收多，我们进上海了，就不要搞那么多税收了，这不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陈云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税收是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实行的，只是我们要限定在一定范围，使人民承担得起，同时税收也要用之于人民。这样，人民会拥护税收，我们增加了收入，就有经济力量来抑制通货膨胀了。为了加强税收工作，陈云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他要求，每个县在配备领导干部时，除了配备书记县长外，接下来就是配备一个能力很强的干部当税务局长。经过一番工作，上海的税收很快就大幅度增加，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三是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在陈云领导下，上海与周围各地区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锁，农民的粮食可以在这些地区之间自由贸易。这样，农民的粮食能够卖到最高价，城市里的粮价也降低了，工业生产的成本降了下来，工业产品的价格也降了，我们抑制通货膨胀，就有了基本经济条件。

此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陈云还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统一管理税目税率、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措施。不久，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资本家们想利用通货膨胀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企图没有得逞。

争夺棉花市场

  上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纺织工业在上海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海解放后，恢復生产所面临的一个大任务，就是恢复纺织业生产。上海资本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为了自己牟取更大利益，更为了把共产党挤走，便把棉花控制起来。他们的打算是，控制了棉花，上海的纺织工厂就开不了工，上海就不能恢复生产，共产党就会去求他们，他们就能借此来左右共产党的政府了。

陈云识破了上海资本家的阴谋。他在组织恢复生产中，首先就抓住了棉花这一关键环节。人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棉花一时没有那么多，陈云就指示，先让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纺织厂开工，优先供应这些工厂棉花。

接着，他组织人员从各方面收购棉花，从中纺收购23万担，从香港收购一些，从上海贸易处收购一些，再从华东、华北、西北买进一些，很快就集中了79.6万担棉花，完全满足了上海各纺织工厂的原料之需。在从各方面收购棉花的同时，陈云预先把收购新棉的计划安排下去，11月底就把新棉拿到手了，接着，又从华北、华中、西北、华东订购了480万担棉花。

这样，共产党手中就基本掌握了棉花市场，保证供应各纺织厂生产的原料。资本家一看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棉花供应，害怕亏本，只好把手中掌握的棉花低价售出。在棉花之战中，资本家们又败下阵来，还吃了大亏。

（综合《开国大事件》《党史博采》《文史博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