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变化

时间：2024-05-07

40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条正确的道路，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无疑是心灵深处的一场革命，它颠覆了几千年来旧的传统和人为禁锢所形成的陈旧意识，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五讲四美”重铸浩劫之后新青年

美联社1981年1月1日报道《中国报章发起礼貌运动》讲述了一件事：因为苹果上面有斑点，一个女顾客就愤怒地辱骂了女售货员。结果，女售货员安丽容跑到后室哭泣，服杀虫水而死。女顾客张玉钟被判刑一年，缓期执行。报道称：“中国曾自诩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如今报章却要教人说最基本的礼仪之语，例如‘请‘多谢‘对不起。”“有个中国人说，过去的店员对顾客都会有礼貌地问：‘您要买点什么呢？现在则改说：‘你要什么？不许挑，不要就算了。”

1981年2月25日，全國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

有关部门最开始想提“五美”——多了一个“仪表美”。“五讲五美”在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上讨论，“五讲”没有人反对，反对集中在“五美”上面，最为激烈的是仪表美。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袒胸露背，奇装异服，还提倡仪表美？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还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强调仪表美是不是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和中央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不一致？

最终，“仪表美”被放弃。

“心灵美”也遭到了质疑——心灵这种提法有宗教色彩，不能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反驳说，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反对者反问高占祥，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

高占祥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主席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毛主席用过“灵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高占祥对反对者说。

“心灵美”到底保住了。

当年，《人民日报》报道《五讲四美的丰硕成果：沈阳青年清洁工找对象不难了》称，“五讲四美”之后，看不起清洁工的不良风气有了改变，沈阳市环卫系统从机关、厂矿、部队迎进356个新媳妇、新女婿。

读书无禁区

1979年，李洪林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即将创刊的《读书》杂志写一篇文章。

李洪林为《读书》写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他认为，“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他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读书》创始人范用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反对声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未成年人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放开书禁后，“封资修”将占领文化舞台。有人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第2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1981年，他两次代表《读书》就《读书无禁区》作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作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回忆说，“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年4月，《读书》的《两周年告读者》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人民需要接吻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引发了一场风波。一个读者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信上还说，“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不过，参与到此事大讨论中的11200余封读者来信，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

这一年，首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上映时，万人空巷，许多地方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爆满的影院驻守。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这更是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有人回忆说：“终于，男女主人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吃力地注视着他们的嘴唇，想证实一下他们的嘴唇上是否贴着一层薄膜。场内静得可怕，甚至可以听到暖气管内回水的声音。但是很遗憾，剧中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刚刚开始，便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一片失望的哗然。”

人民需要接吻。

到处都是参加“摇摆队”的人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厘米开外。

舞会上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前的“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

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再开。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王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觉得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由于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普遍担心，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当时有一句编派交谊舞的顺口溜：“×××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办家庭舞会，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舞会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