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傅雷家书》的一些体会（上）

【编者按】 钢琴诗人傅聪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于2020年12月28日在伦敦去世，令人哀伤！金圣华教授为纪念一代琴圣，特撰写《将人心深处的悲怆化为音符》一文，文中提到：傅雷与傅聪，一门双杰，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上完全如出一辙。只要真正了解《傅雷家书》的意义，就会明白《家书》不是普通父子之间的闲谈，而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他们畅谈艺术，纵论人生，而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文学翻译与音乐演奏，无论在形式或内涵上都彼此类同，再没有其他艺术范畴可以比拟！前者以文字表达原著的风貌，后者以音符奏出乐曲的神髓。翻译者对原著的倚重，恰似演奏家对乐曲的尊崇，两者在演绎的过程中，都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去发挥，但必须有一定的章法和依据，不能乱来。翻译家的自我，就如演奏家的个性。傅聪曾经说：“真正的‘个性是要将自己完全融化消失在艺术里面，不应该是自己的‘个性高出于艺术。原作本来就等于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完全献身于他。”（见《与潘耀明对谈》）在这一点体会上，傅雷与傅聪完全是心灵相通的，他们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

本刊为此特发作者多年前所撰“译注《傅雷家书》的一些体会”一文，以飨读者。

八六年底，傅敏来信说，《傅雷家书》要重排第三版了。《家书》虽然是一本内容严肃的书，但是不论在大陆或海外，都很畅销，影响深远。傅敏提到这次重版时，徇许多读者的要求，准备将书中为数不少的外文字句译成中文。原来《家书》中的的确确包含了各种各类的外语，有单字，有短语，有长句;有英文，有法文，以至意大利文等等。这些字或句，意思并不复杂，往往还只是一个人名或地名，以谙晓外语的读者，尤其是在香港华洋杂处的社会中，一向看惯中英文掺夹的书报的读者来说，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奥僻碍眼之处;可是大陆的读者为数极众，其中不乏从未接触外语的人士，这些读者阅览起《家书》来，每遇外文字句，当然就不能尽情尽兴、畅读无阻了。

傅敏认为，既然《家书》之中编收的英、法文信件都是由我译成中文的，这次为全书译注的工作，也该由我担当，以求风格统一。我接到来函之初，对于这项使命，倒是“欣然接受”的，当时心想，一封封完整的英、法文信，都已经译了，中文信中附带的区区几个外文字句，又算得了什么，译起来还不驾轻就熟吗？谁知，一口答应下来，到真正开始工作时，才发觉实际情况跟想象完全是两回事。首先，《家书》中要译注的地方，比原先估计的多出很多，全书约有七八百处之多，工作量相当大，不是预计中只花短短数日就可以完成的。其次，要译注的外文，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类是专有名词，涉及的范围颇广，涵盖了英、法、德、意、奥、苏联、波兰等各国的人名及地名;第二类是音乐术语，包括种种与乐器、乐曲及乐评有关的用语;第三类是普通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以及长短不等的短语及句子。这一类表面上看起来最容易对付，可是翻译起来却困难最大。原因是傅雷兼通英、法，外文程度极佳，思考之时，许多事物，往往在不知不觉间首先以外语形式涌现脑际，信手拈来，也就自自然然流露于字里行间。傅雷当年跟儿子通信，大概并没有想到日后会结集成书，刊印出版吧！因此，《家书》中所见的一些外文字句，都是一个个、一句句“镶嵌”在中文里的，而这一类字句，又通常是最不容易以中文直接表达的，否则以傅雷文字之精湛流畅，断不会以外文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如今要为《家书》译注，就是要把这些“镶嵌”在文句里的单字、短语、句子依次“还原”为中文，既不能擅自改动原文上下句的次序，又不能使读者念来前言不对后语;既不能啰唆累赘有损傅雷文风的美感，又不能改头换面歪曲《家书》原文的含义，难怪罗新璋来函中提到我这件为《家书》译注的任务时，要称之为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工作了！

为《家书》译注，前前后后花了不少时间，工作进行中有苦也有乐。我是采取一字一卡片的方式，逐字逐句译注的，眼看着卡片越积越多，自然感受到重负渐释的兴奋，可是所遇上的棘手伤神之处，的确也不少。整个译注过程，就像受托重镶一件价值不菲的珍饰，卸下颗颗红宝，换上粒粒绿玉，但是整件作品必须尽量保持原有的光彩，以免愧对原主。谁都知道傅雷为人严谨认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如《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如今我要在《傅雷家书》中缀缀补补，竭力揣摩傅雷当年落笔之际的原意，能不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么？以下是我在译注之余的一些体会，其中不少涉及翻译的原则问题，兹记下与译界朋友交流。

首先要谈谈专有名词的翻译。专有名词大致包括人名、地名两大类，原是谈到翻译技巧时开宗明义第一章，其中涉及的两项基本原则：“约定俗成”及“名从主人”，是略有翻译经验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我原可以不必在此赘述。但是事实上，就算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人熟悉的地名，翻译起来也不如想象中一般可以轻而易举、对号入座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许多外国的人名、地名都没有统一的译法，再加上目前我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地区译名的差异，情况就更复杂了。举例来说，Bach既可译为巴哈，又可译为巴赫;Mozart一名，既有人譯为莫扎特，也有人译为莫差特;Beethoven也有贝多芬及悲多芬等不同的译法。莫扎特的故乡Salsburg，既有人译为萨尔茨堡，也有人译为萨尔斯堡。我现在的任务，既然是为《家书》译注，就又多了一重功夫，所有译名，都必须尽量与傅雷原译相同，以求前后一贯，而不按今译。譬如说波兰名城Krakow，今译为“克拉科夫”，但是傅雷在《家书》中某处曾经译为“克拉可夫”，因此还是决定维持原译，以免混淆不清，造成读者的误会。由于《家书》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为数极多，人物并非个个是历史人物，因而没有既定的译名;地名也并非个个是名城名都如巴黎、伦敦，也许是傅雷当年欧游旅途上经过的小镇边城，也许是意大利山间某处的一口湖，这些不见经传的地名，甚至在译名参考书中也找不到，因此不首先弄清楚这些专名的来龙去脉，根本就无从翻译。举例来说，傅聪年轻时的钢琴老师Paci是有中文名字的，叫“梅百器”，《家书》中提到这位意大利籍的老师时，有时用原名，有时用中文名，翻译时必须通读全书，以免自作主张，译出另外一个名字来。又如与傅聪同时参加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有好几国的选手，其中波兰籍选手Harasiewicz一名，由于我不谙波兰语，不敢贸然翻译。正感踌躇之际，傅敏寄来叶永烈编著的《傅雷一家》一书，欣然发现书中说起当年傅聪参赛的始末，提到这位波兰籍选手时，译为“哈拉激维兹”，这一下使我如获至宝。谁知译注工作全部完成后，寄交傅敏征求意见，细心认真、有乃父之风的傅敏在来函中提出一些修正，关于Harasiewicz的译名，他说：“根据家兄的读法”，应该改为“哈拉谢维兹”。可见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人名，要用心翻译起来，也是煞费周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