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出台要“三重论证”

石勇

苏格拉底有一句话：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套用一下，对于政府来说，未经反思的制度、政策、规定，是不能制订出台的。

可惜这不是现实。

近日，一份由发改委、财政部等17部委共同制定的《“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发布，说要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

公众发出怀疑：如何监督？会不会导致政府机关多买车？

针对这一怀疑，发改委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赶快“澄清”，说这只是一个全民行动倡导，不具强制性，只是要政府部门做先锋和示范而已。

原来17家部委如此大动干戈，只是为了“倡导”。各政府机关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傻子都想得出来。而即使有强制性，那又如何？这个叫公车按牌号每周少开一天的《实施方案》，预留了太多的漏洞，权力者稍动脑筋就可以规避风险，再动一下脑筋，还可以把它转化为“权力自肥”的机会。

为了体现权力的存在，出台《实施方案》的轻率性可见一斑。

发改委等部门的这个《实施方案》，不过是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出台制度、政策、规定时，显得缺乏反思的一个个案。这样的“倡导”毕竟属于权力作秀范畴。但如果一项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影响到权力和权利关系调整的制度、政策、规定的出台都是这样玩，那就可怕了。

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经过严格的三重论证：正当性论证、程序正义论证、功利论证。

正当性论证一望而知，有些事情或者侵犯了公民自由，或者不正义，是政府所不能做或认定为合理的，比如“菜刀实名制”，比如个税起征点只提到3500元。以后者来说，为什么要收个税？个税的法理依据，就是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比之于穷人较多地利用了大家创造出来的“社会”这个资源，其收入中包含着后者的贡献，因此要补偿后者。但收入在3500元或更多一些的人，却多是工薪阶层，这样的起征点缺乏正当性，仍然是“劫贫济富”。

程序正义论证也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项制度、政策、规定的出台，仅仅是政府意志的产物、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还是经过了各阶层充分的博弈和协商？在博弈和协商时，各阶层是真正参与了还是“被代表”？一个民主社会从来就不存在官员可以大公无私地“代表”民众及任何一个政策都会被操作成有利于民众的假定。但遗憾的是，在太多的制度、政策、规定制订出台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却假定有这样的假定。

功利性论证无涉“正当”，就是看一项制度、政策、规定的成本收益，带来的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如何通过最大限度地消除漏洞而避免坏结果。如果像“货币补贴”的公车改革那样，在让一些官员车照开时还“意外”地有了一笔钱，那就意味着它是失败的。这样的“改革”，不要说缺乏智慧，甚至在权力的利己主义思维中，缺乏起码的诚意。

任何一項制度、政策、规定，本质上都是政府与人民的契约的体现或落实。其制订出台的过程如果单独或同时缺乏这三重论证，并不符合政府推进民主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宣称。“改革”这些年来异化为一种强势群体的分肥运动，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向权力资本倾斜，与此不无关系。

这三重论证，就像一个过滤器，不通过这三重过滤的制度、政策、规定，那就只是政府意志，而欠缺“法理”、“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