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人“任志强

毛凌云

2010年清明，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山头上挤满了人，任志强来到父亲的墓前，他看到如潮的人群，心有感怀。

“人多恰恰说明没有被忘记的过去，”任志强常常提起过去，也常常提起毛泽东、邓小平，他说他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更是忠诚于共产党理想的信徒，“我到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呢，这是毛泽东画的最好的一块大饼，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众人很难想象，一个曾被认为缺乏同情心、被称为“原教旨市场主义”捍卫者的任志强对共产主义仍然怀有美好的愿望。任志强最具代表性的身份是一名国有企业管理者，他所任职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国有企业，任志强给自己起了个性别混乱的称呼——“一纸公文的丫环”，要“捍卫和保护国有资产，政府说什么就要做什么”。

多年来，公众眼中的任志强是贪婪的地产商，他们对任志强“只为富人盖房子”、“富人穷人应该分开住”、“房价一定会涨”的言论耿耿于怀，给了他一个“全民公敌”的封号。从2005年开始，任志强勤奋地写大段的博客，认真地讲道理，表述他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这些文字全都是他手写之后，秘书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但读者零落，鲜有人耐心读完他的文字，其中一篇讲述他第一份房地产研究报告的文章，只吸引了3位网友留言。

去年，基本不会用电脑的任志强写起了微博，却获得了超过400万“粉丝”，俨然一个明星级人物，他于是和李开复、潘石屹一起成为了挤进排行榜前30位的企业家。

自从任志强成了微博的“红人”后，他“人民公敌”的形象悄然发生了改变。微博上的他仗义执言，风趣幽默，有问必答。如今，连50多岁的妇女也兴奋地号称自己是任志强的“粉丝”，尽管她们对任志强在微博上阐述的关于市场的理论有点云山雾绕。

经济学家许小年是任志强交往了10多年的朋友，他欣赏任志强的直爽，认为这比对市场经济的坚持更为可贵。“在这个说假话说大话拍马屁横行的社会里，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他相信公众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坚持说真话最终会得到理解与支持，公众对任志强态度的转变足以证明真实的力量。”

任志强说他“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要捍卫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权利”，因此要推动改革，甚至提出消灭其所任职的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以让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采访过程中，任志强会时不时看一下微博，几次似乎都想拿起电脑手写笔写点什么。他语调柔和，只有在表达对政策的不满时，才有点往日的慷慨激昂。回忆过往，他语重心长，平和地对《南风窗》记者叙说过去的故事，没有猛烈的批判，但对当下的局面颇有些痛心疾首。

“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任职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并且只是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理下的一家国企，按照级别划分，作为老总的任志强也仅仅是个“处级干部”，相当于中石油的一个小科长，任志强70多万的年薪，甚至比不上京城媒体老总一年的薪水。他在北京有3套房产，其中一套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这样的任志强一度被公众认为是“为富不仁”、“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奸商。

任志强对国企的身份非常在意，因为他也是“红旗下的蛋”。

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陪母亲，周日一大家子在母亲家聚会已经成了惯例。任志强曾把母亲叫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说她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世界里，到现在仍然坚信。“我父母没出过国，可能去过苏联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任志强认为去过苏联不能算是出国，“看到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东西，还是凭票供应，大家都穿布拉吉，没什么特别。”

今年母亲节，任志强带着母亲去酒店吃饭，90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身着蓝灰色调的老式外套，胸前别着一只带着党旗的徽章，任志强在微博中写下“惭愧啊”3个字。

“她希望我在国有企业工作，认为个体户是为自己干活，而公有制企业是为人民服务。”虽然任志强遵从了母亲的意愿一直在国企工作，但他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民和官怎么就变成对立的呢？你和我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当了官就不一样？都是皇权思想作祟。”

任志强出生在一个红色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东赴河南参加革命，在素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开始了革命生涯。1938年，刘少奇和李先念从延安来到竹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任泉生成为李先念的部下，解放前官至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是北京市二商局的党委书记，局级干部，在计划经济时代负责食品、烟酒等物资的调配。

任志强一直在北京西城区生活，初中考入了35中，最有名的校友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紧张，国家维持了庞大的军队体系，北京实行男女分校制度，男校是兵源之一。“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兵理所当然。”任志强说。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与资产阶级复辟路线斗争到底。高干子弟们比较早接收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西城区和东城区的高干子弟们率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保卫党的事业”。

“文革”从北京开始席卷全国，任志强年岁尚小，但他的哥哥已经成为西城区纠察队一司的副司令，也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和中南海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

“文革”进行两年之后，红卫兵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工厂陷于停顿，大量青年无法就业，这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1969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任志强到了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这也是王岐山插队的地方。潘石屹曾在微博中爆料，“领导说，那时任志强小，我带他一起上山下乡去的。”这位领导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却调侃：“毛主席让去的，不是他。不就是个学长吗？升了官还是个副的，在我眼中仍然是个辅导员，这个‘员可比‘长更值钱啊！”

大部分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一呆就是10年，有些人连回城的机会也没有等到。任志强的妹妹，直到他父亲退休才调回北京，回京时已年近40。不过任志强却很快离开了农村，“‘文革后期，出了些事情，有些老干部的孩子自杀了，也有被打死的，周恩来觉得有些太过，就做了个另类批示，将这些老干部的孩子保护起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部队去。”

下乡8个月之后，任志强在济南军区参军了，同去的都是李先念老部下的孩子们。“你父亲是谁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

下乡10年，当兵10年，接触现实以后，这一代的人开始思考问题，不仅思考自身的问题，也在思考国家的前途问题。经济学家许小年，比任志强小两岁，他说，“我们都做过红卫兵，曾奉命造反，被送到乡下后，才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越来越觉得‘文革没有道理，老百姓生活怎么会越来越贫困？”

为了解决内心的疑惑，任志强开始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候书很少，我们都是聚在一起交换着看，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主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任志强有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尤其是资本论，后来发生的事，包括金融，马克思都不懂，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成不变的思想做指导。”

秦晓被任志强视为他们这代人的代表性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有些观点可能不同，但总体的想法是一致的。”

从军人到商人

“文革”结束后，恢复生产，邓小平做出了裁军100万的决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公检法系统人员紧缺，吸纳了大批转业军人。任志强却不愿意进入公检法，他说，“我喜欢抗上，容易和上级对着干，所以提出要复员。”

经历过“文革”，老干部们觉得领导的孩子比较可靠，有相当一批高干子弟进入中南海做了领导秘书。任志强认为自己“不适合在那套体系里工作，我从没想过从政”。

因此他回到北京，等待组织解决复员，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多年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几乎使中国的私人企业绝迹，大批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就业成了大问题，为此政府成立了青年服务社。“算是集体企业，我就去那帮忙了”。

任志强说，他们做的全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印室、装订室、印刷厂、建筑施工队，一年多时间，办了二三十个企业，“找一帮人弄起来就行了，只要能解决就业”。

1984年年初，政府派出各种工作组，对非国营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任志强决定不干了。“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反感这种‘运动式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志强去了华远做总经理， 这是一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去就给了个当年完成70万利润的任务，到了年底，我们盈利69万，还差1万完成任务。”公司罚了任志强200元，给3个骨干发了5.9万元的奖金。“当时我们把这钱给分了，后来却把我当贪污犯给抓起来了。”1985年任志强入狱一年，这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能随便侵吞国有资产”。

他的乌托邦

为华远集团工作了30年，60岁的任志强今年4月辞去了集团总裁的职务，大家都以为世道不好，连任志强都不干地产了，要做逃兵。其实任志强是被解放了，可不再为集团琐事烦扰，安心做着下属公司华远地产的老总，一心一意做房地产，“免职后再也不用受因私出国限制，多了一份自由”。

华远地产给任志强定的年薪是798万，退职之后，这笔钱也终于可以拿了。

任志强的办公室位于西直门外的“华远企业一号”，傍踞在北京展览馆东侧，紧邻金融街。华远这块地，确实算得上好地方，但也是借来的。任志强有些委屈，“我们这块地还是和首旅集团合作的，自从国资委成立后，华远就没有在北京拿过地。”

2010年，华远参与了北京两块土地的竞拍，均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自2001年以来，华远在拿地这件事上“颗粒无收”。任志强在微博上调侃自己，“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天价，只好承认自己的无能，于是转入二、三线城市。”

当问及华远为何拿不到地时，任志强倔强地说，“我们又不是央企，我不愿意送礼！”说完，任志强缓缓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口。

“华远最大的特点是国有产权，民营化管理。”任志强或许内心并不太认可这种模式的优势，但他坚信民营化的好处。他说，“竞争的好处就是非竞争的坏处，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最差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市场的方式管理企业？”

任志强有过一次机会，原本可以成为柳传志一样的企业家，他放弃了。2003年，国资委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有资产的划定，此时才发现华远没有划拨资金来源，算不上国有企业，“当初借款20万就干起来了，和柳传志的联想一样，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没什么区别。”

“当时我们要分也就分了，和联想一样，不过我马列主义思想比较严重，不想侵吞国有资产，我已经被抓起来一次了。”

在任志强的努力下，华远补齐了手续，成为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理下，名正言顺的国有企业。

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任志强说他要坚定捍卫和保护国有资产，2003年之后，华远集团的利润率从33%~44%降至15%，但华远集团依然是西城区最赚钱的国有企业，他说“政府说什么就要做什么”。但任志强也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他要捍卫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权利，因此要推动改革，消灭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一个国企老总，为什么要喊出“消灭国有企业”的口号？

“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是完全对立的，这不是我说的，陈志武、张维迎、许小年的书里都这么说，企业的生存基础就是盈利，不然生存不下去，但国有企业的任务应该是花钱支持社会福利，这不能叫企业，应该叫单位。我们不能要求国有企业去市场上竞争赚钱，又要承担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任务，一个人怎么能担任多种角色呢？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垄断。”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愿意用财政承担社会责任，而通过挤压企业利润支撑现有体系。国有企业如果不消灭，国进民退不可能改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还没想明白，如果想好了，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2003年之前，华远发展速度极快，但国资委成立后华远就慢了下来，甚至裹足不前。”任志强说，《国有企业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华远集团旗下的60家企业关掉了30多家，“垮了就垮了，公司承担经济损失就行了，没人在意。”任志强觉得，华远因此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他的心得是“我们一定要非常保守”。

任志强这样解释：“国资委每年都要对业绩进行考核，要求每年都有增速，业绩高也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愿意再去冒险，华远不需要发展那么快，有能力也不发展！”

“抗上”任志强

2002年底，北京工商联合出版社收到一份书稿，作者名叫任志强，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任人评说》。“对我并没有信心的出版社，大概是担心书卖不出去，大约只印了不到1万册。书中的内容太多，且字号太小，让许多人都说那是一本根本不想让人看清楚的书。至今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曾出版过这样一本书。”任志强认为“这让媒体有了扭曲事实真相的机会”。

当时任志强已是业内闻名的“任大炮”，以“敢言”著称，但远未达到如今的“名声”，因此他请来了曾经担任过住建部部长的俞正声为他作序，以壮声势。任志强如此描述他与俞正声的结缘，“首先来自于结怨。1998年的房改政策出台之后，中国房地产协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知道部长坐在台上，在主题发言中我不断‘攻击23号文件中经济适用房政策的非市场化，并且提出了推行住房市场化应同时建立保障性住房体制的问题。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啊！”

任志强说他喜欢“抗上”，许小年觉得那是因为他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正义感，“他在工作中坚持这种正义感，有勇气说出自己认为对的观点，你经常可以听到他说‘这不对、‘不是这样的，这都成为他的口头禅了，他认为有责任说出不对的东西。”

2003年，中国政府刚刚完成换届，开始遏止过热的经济态势，“宏观调控”从那时起成为颇为流行的热门词，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大举推进，这被视为“政府干预”的肇始。第二年，调控的矛头逐渐指向房地产业，民间普遍认为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引发房价的高涨，因此将房价太高归罪于房地产商。此种言论激起了任志强的斗志，他发誓，“一定要让世人弄清楚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四处奔走，在他的策划下，一家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REICO工作室成立了，他将樊纲和林毅夫招至麾下，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研究。REICO颇有些神秘，除了一年一次的报告发布会之外，从不接受媒体访问。“因为研究人员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有自己的正职，担心受到压力影响报告独立性。”熟悉REICO工作室的业内人士如此解释。

今年3月，凤凰卫视邀任志强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该不该征收“房产税”进行电视辩论，当贾康提出“房产税能够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之时，任志强拿出一件“秘密武器”，“我手里这本研究报告，是贾所长所里的研究人员专门给我出的一个报告，明确告诉我房产税根本起不到抑制房价的作用。贾所长不知道我偷偷雇佣他的人替我们做了一个报告。”

早在2004年REICO发布第一份房地产行业报告时，报告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政府政策出台的前提，即对现有市场的分析和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发展太快而是发展太慢了。

任志强坚持认为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有误：“不管是用任何手段，包括最强硬的计划管理手段，都无法堵住城市化的浪潮。”他提醒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对商品房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予以区别对待。“当中国建立了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系之后，政府不应用行政的手段去干涉商品房的市场价格。”

从一开始，REICO的研究结果几乎都是和现行政策“唱反调”，任志强发表的言论大都基于这些研究报告，“全都有根有据”，遗憾的是媒体总是从他的话语中选取一些孤立的、片段的言论，任志强觉得媒体和公众很少能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总是扭曲事实的真相，“有些媒体自己都不明白这个事，还向公众传达错误的观点，当然有些媒体是明明知道却选择‘吸引人眼球的做法”。因此他写起了博客，总是长篇大论，力图正本清源，但很少有人认真读完这些冗长而严肃的文章。

2005年3月，在“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任志强发表了著名的“只为富人盖房子”的言论，这使他一夜成名。

任志强说媒体混淆了房子的概念，房地产市场应该包括豪宅、商品房、经适房、保障房、廉租房等多个层次，“‘房子给富人盖的和‘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是两码事，我说的是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穷人的房子应该由政府盖。我也在建保障房，那是受政府委托在盖，我只是代工，怎么分配是政府的事情，卖给谁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你们误解就误解吧，我也不能因为你们的误解，我就不干了，是吧？”

“我的言论之所以经常被误解，只是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不是把同情心放在前面而是把竞争和效率放在前面，在争论中我更加倾向于讨论效率与公平。这原本是统一的问题，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对立的问题？没有效率，哪来的公平？”

许小年认为“批判性”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特征，“经过历次革命运动，我们对社会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无论是对社会的丑恶还是对政策的错误均持批判态度，希望社会能够有所改进，生活越来越好。”他说任志强和他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文革”，对计划经济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情感上拒绝计划经济，拒绝政府干预。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经历比较坎坷，‘文革前接受的是正统教育，做人要正直，要说真话，但正统教育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现实世界有种固定看法，但任志强特别好学，一边在市场中实践，一边从理论上补充，努力突破这种固定看法，他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有自己的理解。”

许小年觉得任志强进入了一个更宽广的领域：启蒙，他说市场化改革仅仅是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任志强曾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我没有能力推动变革，只能管好自己的乌托邦。但我希望能影响更多人推动改革，也许会失败，但至少不让自己因为什么都没努力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