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第二季”

和静钧

以卢森堡总理容克为首的欧元区17国财长，在7月2日电话会议中决定再次给濒于休克的希腊“输血”，而不是任由债权人将其“剥皮抽筋”。作为援助执行的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IMF及欧元集团，原本都看好希腊“伤筋动骨”的外科手术式改革，这才有了去年5月高达110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出台，算是肇始于2009年底的希腊债务危机“第一季”修成了正果。之后一年内，欧盟及IMF陆续拨付了4笔贷款到希腊财政部账户。

岂料，一年下来，寄望中的希腊“减赤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今年5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等开始“拉黑”希腊；关键时刻，IMF当家人卡恩又在纽约“掉链子”，致使欧盟及IMF原定6月底前拨付希腊的第五笔120亿欧元的援助被推迟到了7月15日之前。这也是第一轮救助希腊计划的最后一笔资金——因希腊改革不力，该计划将被提前终止。从8月份开始，希腊债务危机进入“第二季”，不仅相关援助条款将更苛刻，援助的主体也有变化。为求得“第二季”的正解，不妨从“第一季”的主角谈起。

美国不可能隔岸观火

美国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角色最容易被忽略。其实，从危机的诱因到危机的爆发，以及善后，美国投行、评级机构和财政部都有相应角色扮演。

最先出场的是一个名叫“高盛”的国际金融大鳄。高盛虽不是美国国企，但与小布什政府过从甚密，有政界“高盛帮”之说。高盛9年前为助希腊打入欧元经济圈，以优厚的美元贷款做了一笔漂亮的货币互换掉期“假账”，让希腊高企的债务从账面上消失。高盛这样做，也是帮美国财政部在欧元区打入一个楔子。孰料雅典为了讨好选民，福利建设快过生产建设，挥霍的借款变成了高额的赤字，最终成了全世界的麻烦。

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晚于美国金融危机一年多时间，且发生在2009年10月大选后。就如同小布什反恐花光了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盈余，而把烂摊子甩给了民主党新政府，到2009年12月惠誉和标普对希腊主权信用“吹冷哨”时，负债累累的希腊政府的当家人已经由新民主党的卡拉曼利斯换成了“泛希社运”的帕潘德里欧。

高盛闯了祸，好歹还是在国外，白宫和美联储更担心的是在国内闯祸的雷曼兄弟、“两房”等公司。今天奥巴马还在为央求国会提高原定的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而苦恼，美国个别州政府部门甚至因预算僵局而关闭。奥巴马为了撇清与危机肇始者的关系，去年起就在催促司法部、证交会等，就国内的金融欺诈问题起诉高盛。

从奥巴马政府对高盛的冷落来看，美国不可能像沙特、中国一样提着巨款来争购希腊的垃圾债券。但按惠誉机构的估算，美国的对外“优质”金融资产，多数投在了欧洲银行，而欧洲银行又多持有希腊等欧盟成员国的国债，美国人不可能彻底置身事外。况且，欧债危机扩大化会推高美元汇率，阻碍美国提振出口，严重的话还会令国际债权人收缩放贷，甚至拒绝无保或短期放贷，殃及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所以，在IMF拥有否决权的美国，并不排斥以欧洲人为总裁的IMF所表现出来的拯救希腊的意愿。

IMF和欧洲央行联手制订的援助计划，终于在希腊危机进入第六个月时浮出水面。这第一轮救助计划总额达1100亿欧元，欧盟出七成，IMF出三成。美国虽然救助的角色不明显，但负责“吹哨”的角色一直引人注目。今年5月10日，标普、穆迪相继对接受IMF援助满一年的希腊出示“黄牌警告”。4天后，IMF总裁、法国社会党人施特劳斯·卡恩在下榻纽约时报广场边索菲特酒店时遭有前科的几内亚籍酒店女佣举报“性侵害”，随即被纽约地方警察抓入大牢，闹腾两个半月后，又因原告证据可疑而于7月1日被无保释放。此时，萨科奇政府的女财长已经选上IMF总裁，可以在数天后主持IMF关于第五笔希腊援款的追加确认手续。卡恩被抓、被放，与IMF救助希腊议程的巧合，并不足以说明美欧间存在“货币战争”，但卡恩中途辞职显然延误了IMF驰援希腊的工作。

更令雅典紧张的是，标准普尔在4月份把美国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为“负面”后，又于6月13日和7月4日分别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和长期信用评级从B降至CCC。后一调级的理据是：一份由法国银行界提出、并得到欧洲同业赞同的“以旧债换新债”计划（譬如将希腊应偿债务的50%用于购买希腊新发行的30年期债券），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选择性违约”。美国评级机构的“哨声”，对希腊能否躲过劫难作用关键。

希腊接受“道德枷锁”

要补齐希腊捅出的窟窿，保守估计也要1700亿欧元外援。第一轮总额为110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算上即将划账的第五笔资金，也才执行了650亿欧元，就被提前终止；第二轮援助方案的规模预计与第一轮相似，但可以把第一轮剩下的450亿挪进来，因此筹款的压力相对小一些。不过因第五笔资金拨付较迟，欧盟原定于7月底启动的谈判，估计要推到9月份了。

以德国央行为主体的欧洲央行11月1日面临换届，欧盟夏季峰会已敲定“通胀斗士”、意大利央行行长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承诺不让希腊逃废债，也就是说要继续对希腊输血。这在理论上可行，实践中却遭到各国民意的反弹。毕竟，要欧洲纳税人供养希腊人继续其既有的优厚生活和福利，实不可能。债务危机阴影下，欧洲各国都在削减开支。英国首相重提“无耻之徒”，讽刺全家无一上班却生了一窝子女的“啃福利族”，反映了各国挣脱“福利锱重”的心愿。这种愿望形于外，就是要求受援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道德诉求。

6月底希腊议会顶着排山倒海般的国内抗议浪潮，通过了总额780亿欧元的新一轮财政紧缩及资产拍卖方案，为接收外来援助扫清了障碍。按照该法案，希腊7月份将启动“资产售让和税收系统改革”，9月份前将通过私有化筹资17亿欧元。理论上，这些措施可以让预算赤字大幅降下来，使国际债权人重拾对希腊信用的信心，但财政紧缩有可能导致低增长或负增长，而国企私有化也要跨过高失业这一关。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此前警告称，希腊可能会因满足这些条款而失去主权和就业。如何摆脱低迷的经济增长，才是希腊改革的核心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凭借不属于欧元区的经验，给希腊的建议是“离开欧元”，重新掌握“货币政策”权，通过贬值、增印等手段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力，重振经济。德国慕尼黑大学一位经济学家也估算，恢复希腊竞争力，就必须使希腊的价格和工资下降30%左右，而只有通过货币贬值才能获得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需要暂时离开欧元。目前，欧元区大国为守住欧洲一体化市场及共同货币化后带来的巨大贸易利益，甘愿掏心掏肺地援助落难欧元区国家，但假如负担大到超过贸易利益时，这些“麻烦国家”会被它们扔旧鞋一样丢掉。希腊危机伊始，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威胁要“开除希腊的欧元籍”，只是在利益平衡后才转变了态度。

中国购买欧洲不求高调

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启程“信心之旅”，送信心于被金融危机笼罩的欧洲。其后在欧洲多点出现缺口之时，如冰岛、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中国大方出手相救，并以此进一步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

而在前不久温总理为期5天的欧洲三国行中，第一站到访债务危机中的匈牙利，中国给出了10亿欧元的订单，可能欧洲人对中国订单期待更多。希腊国债今年连遭降级后，中国也没有高调表态。

观察者注意到，从温总理在出访之前投给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就可嗅出这一转变。温总理的文章说，中国已经控制住了国内通货膨胀，所谓中国“崩溃论”是不存在的，希望欧洲要对中国有信心。

两年多前我们给别人送信心，两年多后我们求别人对我们有信心。中国还会出手帮希腊，那里毕竟是进入欧洲的最佳门户，还有优质的港口和先进的造船厂。希腊要是兴起私有化高潮，中国资本肯定会大举进入，只是北京不求高调；北京的目标也不再单一，而趋多元，与新IMF谈高级职员任命及中国投票权的进一步扩充，或更为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