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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红色记忆的拼贴与重组

时间:2024-05-07

张慧瑜

《建党伟业》虽然没有能像两年前的《建国大业》那样引起热议,但几乎没有悬念,这部庆祝建党90周年的献礼片必将“红”遍大江南北。相比从5月份已经开始上映的多部献礼片都“泥沉大海”,《建党伟业》再一次成为主旋律电影中的例外。为什么《建党伟业》可以“一枝独秀”?显然,这种状况早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时就已经出现,这部中国电影集团出品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创造了当时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

明星阵容与革命记忆

相比主要以各部门牵头拍摄的“小投资”的献礼片(不以票房而以获得政府奖项和文化政绩为主要目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虽然没有过亿的投资(前者3000万,后者7000万),但仅凭超豪华的“大明星”阵容,就连一般的国产大片也很难企及。这种主旋律在市场上两极分化的电影格局,与其说是商业院线对于大部分主旋律影片的“天然”拒绝,不如说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正常”反映——少数大片一统江湖、大部分小片充当炮灰(商业片如此,主旋律也是如此)。在以都市院线制为基础的商业电影市场上,商业片/主旋律的区别远没有大片(大制作、大场面、大宣传)/小片(小投资)更为重要。

与通常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不同,这样两部“主旋律大片”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与中国经济腾飞同步)的背景中出现的。从其召集两岸三地一线明星的能力就体现了无人能及的行政资源及市场优势,可以看出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龙头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重大革命历史影片用明星重新改写了红色/历史记忆,使得90年代以来不断重构的红色经典与市场经济下文化生产之间的裂隙走向弥合。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基本上属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相似的故事早已被拍摄为《开国大典》和《开天辟地》。相比之下,与后者的最大不同在于邀请国内外一线明星加盟,而没有使用特型演员来扮演领袖人物。在《建党伟业》上映之初,不管是不是有意炒作,最吸引眼球的事件不是哪个明星扮演了民国名流或共产党伟人,而是扮演毛泽东初恋情人的汤唯所演的戏会不会被剪掉。可以说,自从汤唯被宣布出演《建党伟业》就引起了争议。原因很简单,2007年汤唯在李安执导的《色戒》中扮演色诱汪伪特工的女大学生,《色戒》在大陆上映之后引起了极大争议,汤唯虽然“一脱成名”,但最终在大陆拍戏受到“封杀”。问题不在于汤唯这个带有“争议”的明星是否应该参演《建党伟业》,而在于明星机制已然在这部主旋律大片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大众明星的意义恰好在于他/她出演的每一个新角色都会唤起观众对于他/她曾经扮演角色尤其是那些使其成为大明星的形象的联想。这正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所以选择明星,而不是特型演员,所带来的新的观影心理。从这角度来说,观众在“数星星”的过程中积极而主动地从他们的观影记忆调出明星扮演过的原有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来接受或认同明星所扮演的这些新的历史人物。

大众明星与国家认同

2001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长征》中大胆启用唐国强来扮演毛泽东,不仅改变了80年代以来特型演员出演毛主席的惯例,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唐国强刚好因在《雍正王朝》中扮演雍正皇帝而成为新的皇帝专业户(如在《江山风雨情》中扮演皇太极,在《贞观长歌》中扮演唐太宗李世民,在《郑和下西洋》中演明成祖朱棣等),使得观众很容易把唐国强版本的毛泽东与这些经历挫折终成大业的“开明君主”联系起来,从而把中国革命史也书写或类比于帝王建立基业的历史。这也正是新世纪之交古装剧中关于中国历史中的强盛君主及其所开创的盛世故事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呼应关系(在大众文化的逻辑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正是这些开创了盛世的最新例证)。

在对明星的选择和使用上,《建党伟业》显然比《建国大业》更为用心。很多演员都是近期在国产大片或热播电视剧中出演过相似人物,从而更容易在明星所出演的这些角色与《建党伟业》中的历史人物之间建立互文关系。正如许多网友从周润发所扮演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打败了所有的反叛者)和《让子弹飞》中不可一世的黄四郎的身影,从而恢复了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的本色。陈坤所扮演的青年周恩来,也延续其在《建国大业》中扮演青年有为的蒋经国的形象,而王学圻饰演的蔡元培也有《十月围城》中李玉堂的影子,周迅所扮演的李达妻子王会悟很容易想起在《风声》中所扮演宁死不屈的地下党顾小梦。虽然汤唯没能在《建党伟业》中出现,但《色戒》中的另一个角色王力宏在《建党伟业》中同样扮演一个五四青年的形象。正是凭着观众对这些一线明星的熟悉程度,他们虽然在这些宏大历史中一闪而过,观众依然能够产生丰富联想,迅速完成一种文化对接。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不仅如此密集地邀请影视剧一线明星出场,而且众多明星主动、甚至不计报酬地要在如此主旋律的电影中“露个脸”。这种巨大的参与热情既不是国家行政动员的结果,也不是出场费的巨额诱惑,而是一种由衷地认同于为国家/祖国/党献礼的逻辑,最终实现了一种市场化的大众明星与“党的文艺工作者”/艺术家之间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说明一种国家(身兼行政与资本于一身)/个人(体制内的艺术家与商业明星的界限模糊)之间的裂隙开始弥合。恰如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身兼两部影片的制片人/导演于一身,在《建党伟业》中扮演给一大代表拍照的摄影师,这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这两部电影的隐喻,一种成功的国家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既实现了主旋律的价值,又获得了主流观影群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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