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的现代化之殇

储昭根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改变了国体，改换了政体，剃辫易服，五色旗取代龙旗，实业界一片欣欣向荣，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身死，军阀混战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此时，东方另一个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土耳其，却藉由凯末尔革命成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土耳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早在晚清汉族官僚推动救亡图存的改革之前一个多世纪，以土耳其为统治中心的奥斯曼帝国就因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要冲，受到了比多数东方国家都早的来自西欧的现代化冲击，其几代国君多次启动改革，虽然最终并未成功，却为帝国解体后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条件。如今不少阿拉伯国家的改革，也正是在追赶土耳其的步伐。

“西亚病夫”的诞生

奥斯曼帝国始王奥斯曼一世，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经过七代君主的征战，奥斯曼土耳其人统一了半岛，消灭了拜占廷帝国；再经过两代人，建立起东临伊朗，西抵阿尔及利亚，南达埃及，北临奥地利的庞大帝国，地中海几乎成为它的内湖。1526年，苏莱曼大帝征服匈牙利，3年后又打到维也纳城下，标志着帝国登峰造极。奥斯曼人控制了东西方的主要通道东地中海，一次次兵临维也纳城下，使整个西欧都为他们的铁蹄而惊恐！

但帝国自苏莱曼大帝时期开始埋下衰败的种子。苏莱曼要求官员在升迁时送礼；他的俄罗斯出身的妃子和门德内哥罗出身的妃子各为子嗣恶性争夺皇位；他的大臣生活奢侈，有一个宰相病故时，人们盛传其宅邸中一度置放40张育婴床，他留下的子女多达120个！宫中贪污盛行，后妃干政，权臣擅权，阴谋迭起，疯子也能当上“素丹”（即皇帝）。而一度让欧洲人恐惧的奥斯曼近卫军，先前由基督教地区征收来的男童经严格训练组成，逐渐变成了军官与廷臣子弟世袭的职业，此时除了对他们自己的君主和国内的平民外，已不能吓唬任何人！

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时候，西欧打开了现代化大门。随着16世纪新航路的发现，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商业革命的发生，加上科学试验和以启蒙运动为顶峰的理性主义观念，大大促进了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直到1800年以前没有一样在奥斯曼帝国发生过！此外，一些相当强盛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不但出现在大西洋沿岸，也出现在了奥斯曼帝国的边境上。这类国家能够把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从而在同奥斯曼的交锋中不断获胜。1683年、1687年和1697年，奥斯曼3次惨败于同奥地利的战争，被迫于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割让匈牙利领土——其冲击力超过了1842年清帝国在《南京条约》中割让香港岛！随着对外征服战争连败及诸多不平等条约签订，庞大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因宗教、种族的乱杂以及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不久便显现出内部的离心倾向。此时的奥斯曼人，无论是同西方相比，还是同自己的过去相比，似乎都已丧失了领土和文化方面兼并与扩张的能力。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从此陷入内外交困，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

未完成的自我改造

300多年前，由于屡败于西式军队，奥斯曼有识之士已决意向西方学习。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便是从使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1718年，易卜拉欣帕夏当上宰相，他在穆罕默德三世素丹同意下开启军事改革，大量使臣被派往巴黎考察法国技术，随后在帝国上流社会形成一股法国热。1720年，帝国创办了第一家印刷所，出版突厥文书籍。然而好景不长，1730年，近卫军以反对“法国生活方式”为借口，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暴乱，使穆罕默德三世丢掉了王位，易卜拉欣帕夏则断送了性命。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由此失败。

1783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1787年土耳其同奥地利、俄罗斯发生战争，使土耳其政治家愈发感到加快改革的必要。刚登基两年的塞利姆三世便向军、政、宗教各界22位显要发布敕令，征询改革建议。他在取得法国帮助的同时，还在西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了第一批大使级常驻机构。虽然其改革主要还是限于军事领域，也只是该世纪初帝国温和改革开端的延续，但近卫军还是于1807年发动兵变，推翻了塞利姆三世，理由是“他所制定的法令违反教义原则”。

此役中幸存的改革者，团结在多瑙河省区穆斯塔法·拜拉克塔尔周围，建立起秘密政治组织“鲁舒克之友社”。1808年7月，拜拉克塔尔率军挺进首都，推翻了顽固派政权，继续实施改革。但3个月后，近卫军再度发动叛乱，推翻改革派政权，又把拜拉克塔尔给杀害了。改革派由此得出的深刻教训是：必须消灭保守势力的支柱近卫军，才能推动国家全面革新。

18年后，马哈穆德二世再次改革。他在平复了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后，于1826年5月祭起“法先王”的旗号，重建了一支新军。同年6月，在近卫军再次发动兵变时，他指挥勤王部队和重炮予以坚决镇压，被击毙的4000多名近卫军士兵被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天后，他宣布废除近卫军这一延续了数百年、反现代化的有组织力量。马哈穆德二世还废除了蒂马尔制，开设军校，提倡世俗教育，整顿税制。虽然他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有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他的晩年为西方列强，尤其是沙俄的强取豪夺所苦。

第八次俄土战争的失败、两次惨败于自己的藩属埃及、英法俄奥普五国联合干预土埃冲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澎湃高涨，促使奥斯曼帝国政治家进一步推行改革。1839年11月，素丹阿卜杜拉·麦吉德继承父志，即位不到5个月就颁布了著名的《御园敕令》，从此开始了史称坦志麦特（Tanzimat）的改革。敕令宣布，帝国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其生命、财产、名誉均受保障。在穆斯塔法·赖希德帕夏领导下，帝国制定刑法、商法等法典，召集地方代表会议，推行世俗教育体制等。但守旧顽固派不遗余力地向改革派进攻，负责改革的赖希德帕夏因此几上几下。1852年，他再一次被赶下台，改革再度陷于停顿。4年后阿卜杜拉·麦吉德再次下诏，重申改革的决心，但这些改革收效甚微，却扩大了西方列强在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尽管其后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在位期间，“坦志麦特”改革运动一度达到最高潮，但在他推动第一部土耳其宪法（旨在阻止外国干涉内政）14个月后，土耳其君主立宪运动又被其终止。此后直到1908年，奥斯曼进入一个全面反动的时期。奥斯曼放弃立宪，与清末的预备立宪骗局一样，都贻误了最后的改革机遇。

奥斯曼帝国为自己的贻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它不能完成自我改造，就只能靠外界的强力来实行改造了。1908年土耳其发生革命，但领导革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不想与过去决裂，土耳其沿着奥斯曼的老路走下去，结果一战中与德国、奥地利结盟，战败后帝国分崩离析。

各行其是的变革

在一战摧毁了奥斯曼家族的统治合法性后，1919年凯末尔革命终于给土耳其带来了新生。凯末尔元帅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提倡穿西服、吃西餐，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做法。这些改革延续了从1718年开启的现代化改革的思路，只是200年来屡改屡败的教训催生了彻底的凯末尔革命，从而拯救了土耳其。

面对冲击和帝国的式微，帝国其它地方也曾出现自强运动。在埃及，被马克思称作“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为总督，随后启动了经济和军事改革，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在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和两次土埃战争中崭露头角。然而，埃及的这种生机并没有持续多久，其在与土耳其无休止的内斗中逐渐耗尽了国力。外国势力则利用土埃矛盾，打着“援助”、“调停”的幌子大举进入。1840年，原本以法国为靠山的埃及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签订了《亚历山大和约》，此后埃及虽然名义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实际却换成了英国，以致最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才真正独立。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由于土埃历史过节，土耳其疏远了阿拉伯世界，而后来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也不重视借鉴帝国末期改革的得失。纳赛尔以亲苏独裁推进埃及的世俗化变革，伊本·沙特则领导了沙特的现代化改革。诸如此类各行其是的变革，在伊斯兰特殊传统与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争论，加上阿以战争失败的刺激，催生了伊斯兰复兴潮流，诱发了暴力和恐怖主义。如今，该地区的年轻人重又倾向于土耳其模式的现代化，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