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

杨军

两个月前，柳传志在小范围内和企业家的一场谈话中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上个月，这句话被公之于众，引起了轩然大波，掀起一场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的讨论风暴。又一个月过去了，风暴似乎已经趋于平静，但它的影响正在悄悄发酵，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社会学家奥本海把获取资源的方式分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前者是平等交换，后者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政治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全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用良好的政治秩序，消灭获取资源的政治手段，为经济手段制定合理的规则。

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崛起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企业家，一类是政治企业家，官商勾结，靠政治特權做大企业，一类是柳传志、马云这样的市场企业家，走市场化道路，在竞争中做大企业。显然，后者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官员腐败的灰色地带，在现有规则下靠智慧、才干、视野和格局，做起一个企业帝国。这类企业家，似乎和政治离得很远，甚至主动回避政治。

不做政治企业家的商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支柱，但是，市场企业家不等同于远离政治。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说过两句话：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就要一起走。没有人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没有制度，什么都无法持续。这两句话套在企业身上同样合适，闷声发大财，也许可以少些外界的羁绊，走得快一点，但如果大环境变坏了，企业能一枝独秀吗？

所谓不谈政治的企业家，并不能完全避开政治，行业标准的制定、涉及自身利益的相关政策的出台等等，企业肯定会发声。不谈政治，不过是回避政治的公共属性，事不关己的时候便高高挂起。

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的话题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不仅仅因为这些人有巨额财富，更因为这个话题正中社会节点。在这里，这些人的身份重点不是企业家，而是精英、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多数普通人，不管和朋友私下聊天时有多少不满，一到公共场合全变了论调，因为不良政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所以群体中没有个体愿意出头。成年人的群体，谁都不愿意做国王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即使活得卑微、扭曲和压抑。但是作为力量有限的普通人，往往寄希望于这个社会的强者即精英阶层能为自己代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一些精英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深谙潜规则，不关心别人的命运，不再有家国情怀，只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利益。虽然精英犬儒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但依然于事无补。

强者也好，普通人也好，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局限于自己小小的领地，不关心政治的公共领域，终有一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安和不适。是时候，关心政治了。

孙中山先生曾说：政为众人之事，治为管理，所谓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自然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食物……这些都是政治，如果没有人关心和谈论政治，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个企业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没有有伟大理想的国民，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

哈维尔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台湾陆军下士洪仲丘遭虐致死，一个普通士兵的死，却出现“万人凯道送仲丘”的场面。数十万民众为什么走上街头？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如果都不关心政治，每个人都可能是洪仲丘。这不是社会动乱，他们整齐有序。

不是一说政治就是意识形态、血腥、革命、暴乱、运动，这是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在这个普遍富足的和平年代，没有人希望动荡，只是开创好的政治环境，需要各个利益主体都要负起对自身、对整体的责任，通过顺畅的表达，让社会在充分博弈中达到均衡。这既是普通人也是社会精英的责任所在。

早在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向政治文明，必将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而协商政治，需要每个人关心政治，谈论政治，参与政治。目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协商政治。如果没有人反映问题，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的公共领域，群众路线怎么走？好好的政策就全成了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