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苦

关于1980年代

中国文学1980年代是很棒的，很有生气的，文学和人一样有气质，1980年代的文学气质是最好的。但是1980年代也有一个问题，无论是社会、人的精神和文学，都是一整块的，没有呈现出复杂混乱甚至某种迷乱的状态。1980年代那种纯正、力量和高峰也有自己的局限。到了后来，现在这种所谓的混乱、迷乱、极其愤慨、不知所从的时代，却有深不见底的潜力掩藏在里面。这种混乱无序有时会酝酿各种可能性。

而比较大的一些创作，它总是以大面积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无序、混乱，这可以有大量的腐殖土积累起来。文化上以各种形式形成的退出、自杀、毁灭、完结，这一类的问题特别多，就形成了很厚的文化腐殖土。在这种腐殖土上才能成长出特别巨大的精神个体。这跟巨大的悲观、失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特别是文化上很有奔头和力量，也就掩盖了自己的危机―因为比较单纯和一致，好是非常好，很能激励创造群体，但是慢慢的又会形成历史的贫瘠。

1980年代的文学固然让我们怀念，那种蓬勃的、向上的状态，那种集中的精神方面的聚焦力很强，虽然它掩藏着危机。现在呢，整个都打乱了，标准打乱了，几乎完全没标准，这样一来，很多非常有力量的人物可能被掩蓋，被漠视―这让许多人悲观，但是这样的局面，特别在13亿人口的大国中，又会发现它没有那么简单，它会蓄藏起多种多样的能量和可能性。

这就是从得失两个方面看问题。现在这种文化上的大悲观，是必要付出的代价，但它一定会有收获。

比起1980年代，现在有道德感的、有力道的作品似乎少了，但是比过去更复杂了―更趋向于一种精神现象的复杂，人性的深度，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各种可能性的探索，都比那时候要丰富和扩大了许多。

80年代要面临一个演变，一个跌宕，不会一直是高八度地往前走，会有变奏。那个变奏即便不是因为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会发生——有了这些问题，这种变奏将来得更迅速，甚至有点突兀——再就是，这种变奏很快地转向了颓丧，以嬉戏、过分的娱乐，来回应自己的时代。一个人从一极走向相反的一极，中间肯定发生了很大的事情，这部分人很绝望，由积极转向了颓丧、嘲讽。可见这两极实际上有时候还能相通。

到后来文学发展到80年代末的挫折，这个转化的过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既有人性的东西也有文化的东西，就像儒和道的转化，看起来分得很远，实际上又是相通的。强烈的入世和大幅度的出世，既是互补，又是相对和统一的。1980年代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到后来道家的东西更强了。

入世，负责任，是中国更认同的精神流脉，很有意义，让人怀念。后来遇到挫折，就走向了道家——它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表达，这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了，人对闲适的、脱离社会层面的作品较易接受了，比如讲吃讲喝的一类。在过去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写得再好，发表的时候要排得很靠后，像汪曾祺的《受戒》，那么好的一篇作品，在《北京文学》发表的时候就排得很往后，因为他是在1980年代出来的，如果是后来，价值就会不同了，结论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非主流——每个时期都有主流，现在的主流是市场化娱乐化。

1980年代整个的文学比较有责任感，但也很脆弱。这表现在创作者虽有积极的心态，入世的心态，但缺乏更厚实的精神基础，所以在遇到打击时缺乏更大的从容和韧性。

作家和时代：腐殖土与大成长

实际上个体生命对世界的一些残酷判断，只有经历了相当的严酷现实才会产生。没有巨大的沉淀和残酷的环境，人生大的觉悟会来得更迟。在一个清明简单和豁朗的时期里，精神的腐殖质就会减少。从文学艺术的层面看当然也是一样：大量的粗造滥制，精神的千疮百孔，让人无比沮丧的紊乱和鄙琐，都会构成深厚的腐殖质。也许就在这种深厚的腐殖土上面，大成长才会发生。这比新时期初期昂扬向上的、让人欢乐振奋的所谓文学黄金期，从长远看，更有可能产生民族的茁壮生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收获就有多大。精神之域不会那么简单，不会一路唱着廉价的欢愉之歌、步伐整齐地往前走，一起卓越起来，这不可能。

任何时代，肯定是为数众多的牺牲才换来一点点胜利。再就是，精神和艺术之果不是以数量论的，而主要是以高度论的。所以长时间的沮丧有时候也是好事，是隆隆之声渐近的前夕、那个细琐嘈杂的阶段。当代人置身事内，参考的坐标就会有问题。如果以10年20年为观察的坐标，那就小了。精神和艺术之域的坐标起码要放到100年，100年里才产生几个杰出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当我们看盛唐的时候，惊叹那些诗章是那样灿烂，可就是忘记了盛唐有多少年才产生了李白、杜甫等人。看俄罗斯的文学，就说俄罗斯群星灿烂，说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后来的契诃夫，也包括高尔基，但是却会忘记这是多么漫长的黑夜才孕育出这样的一部俄罗斯文学年鉴。

人类对待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把它压缩了，坐标就放大了，就把腐殖质给剔掉了，只看那茁壮生长出来的巨大的植株。可是我们看当代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把这个坐标放小了，光看眼前——眼不见心不烦，天天见的是眼前，就会把眼前放大，把苦恼放大。但是眼前这几十年算什么？台湾有人说了一句很质朴的话：“要与永恒对垒”——不要将胸襟与情怀与眼前的人，甚至也不必跟国外去计较，不要好奇心那么强，只安稳地做，好好地做，让冥冥中的一对诗眼满意即可以了。

外国人对这种不求回报的劳动，叫做“荣耀上帝”，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对得起心灵，交给时间。不要在现实中把坐标压得越来越小，那样只会换来无穷的苦恼，伤害自己劳动的心情。文学也不会死亡，文学演进和筛选的规律过去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苦，看李白和杜甫，更容易理解，文学的大标本就是命运坎坷和生不逢时。看苏东坡，一般当代人的痛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之所以有了那些杰出的诗章、作品，当然是与极其痛苦的经历分不开的，这些痛苦他经受了，就化为了使其茁壮成长的腐殖质。

这里首先有一个前提，即要是一个非凡的人，有巨大才华的人，一个能够经受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复杂、坎坷、苦难无比的经历，上帝没有给他这么多痛苦的营养，没有送他这么多人生的腐殖质，再優异的种子、无比饱满的种子扔在干石板上，也仍然无法生长。

100年的考察坐标也许稍微好一点。我们会发现国外或者国内，从历史上看取一个百年，在里面往往能找出几位相当明显的集大成者。绘画艺术如此，文字艺术也是如此。所以说它的概率也就是那样。艺术家在沙皇那个时期经受的暴力和挣扎达到了一个极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处以绞刑，系上绞索，戴上头套，赦令突来才得以活下来。普希金决斗而死。能够韧性搏斗，才有可能换来巨大的创造和人生的觉悟，如果只是随波逐流地颓丧沉沦或撞死自己，一切也就不再存在。

思想者：一元的诱惑

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当它作为一元覆盖的时候，这种强大感，让思想者不得不作为一元的解释者或默默的抵抗者，它对个体的干涉就特别大。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当多元的意识形态交集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形成合力。多元之间不光产生抗斥力，还有一种合力。因为意识形态的这种不同方向之力，说到底还是一种——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粗暴的力量，既然成了一元就有粗暴性——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它们对于个人思维会有或隐或显的干涉。所以说在这个时期，一个思想者，也许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随便抓到一元来使用，操作起来很少有词穷理尽的时候。因为每一元都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词汇，提供了一个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概括性和深邃性，它之所以成为一元，植根往往都是很深的。作为一个个体，他面临着这些巨大的思想屏障，其探索力往往显得极其渺小。

如何才能挣脱和穿越它，就显得极其重要了。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从现实出发，从生存现状出发，从具体出发，来进行多元的比较、抗斥和综合？这需要非凡的能力，需要一种恒念和恒心，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如一地这样走下去，相信会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生活很复杂，也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只受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是多元的。有时候甚至每一个元都很强。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去思考，一个思想者要考虑到多元之间的联系，将一切纳入个人探究的范畴，而不能简单化地用一元作为武器来对抗另一元，如果那样就不是一个思想者，而是一种逃避，是简单化和创造力贫瘠的表现。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就是用一元、用极其简单化的思维来批判另一元——对每一元的探究都难免肤浅。

一部有深度的小说，应该从里面听到各种交集的嘈杂声，这种嘈杂声是一种生存的真实，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噪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作者的混杂和嘈杂，作者应该是相对冷静和清晰的，只是他所要表述的生活里面充斥着多元的碰撞和交织，会带来这方面的繁琐。现代小说不具有这种多元交织的繁琐，往往就会显得思想苍白。这里的思想不是一些概念，不是一些体系的罗列和简单的复制，而是它通过对细节、情节、人物以及意境的全面描绘和抵达，是一种综合体现。总而言之，作者个人的思维是否丰腴饱满，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这个文本里面是否具备这种复杂的思想的含量。一个掌控力很强的作家，会把这一切化进和谐的语境，获得它独有的色彩和特质，而不会因为巨大的思想含量而变得概念交错，障碍处处，难以咀嚼。特别不能让理性去压迫感性，在这里，人、理念、思想和趣味必须统一，统一到形象之中。

重要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会有一些跟随者和依附者，会有一些后来者，这一部分人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就是扩大他的思想，壮大声威，使他声名远播。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会不同程度地将其概念化和简单化。文学家的思想和艺术不可剥离，虽然谈起来常常要给分成两大块。有多少托尔斯泰的模仿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模仿者，连海明威后面也跟了一大群。这些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有好多的问题，它不是体量大小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是很难察觉它们的深部差异的。所以一般的跟随者很难在大师的这种深邃广博的世界里面走多远，有时就在边缘打转，在周边徘徊，与另一些跟随者附和着汇集。真正的原创者具有思想和艺术的强大腾挪力，他一出发就冲力十足，会出人预料地开拓出一片全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风景。后来的模仿者和附和者完全没有这种力量，他们常常是把被模仿者原来的艺术世界变得更加狭窄和简单，甚至是蒙上一层庸俗的色彩，使它产生向下和向小的变异。这也是思想和艺术的不幸。任何大师的思想都具有难以探知的晦涩性，只有相同量级的阅读者才会感受它，一般的人就会化晦涩为模糊，大而化之，不求甚解或直接用误解代替理解，做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