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处江湖之远

甄静慧

吴稼祥是北京巴厘岛咖啡的常客。点一杯蓝山咖啡，靠在长椅上，他就能和你神侃一上午：政治见解、学术理论、政治家与公知圈的八卦，他肚子里有趣的话题太多，更兼思维敏捷，又快言快语，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关掉摄像和录音设备，他就什么话都敢讲。

“我其实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吴稼祥说到伤心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压抑，“否则我不会自杀。”1992年他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失眠最严重的时候，连续7天7夜没合过眼，一气之下吞服了3瓶安眠药。

只是，除了翕动的嘴唇，你从他脸上总是看不到太多表情，有的只是认真和严肃。很多惊人之谈被轻描淡写地吐出来，马上又无声无息地消散在空气中。

这就是吴稼祥：上世纪80年代曾经作为政府智囊的一员，自觉对每条政治“游戏规则”了如指掌；如今，他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之余，也冷眼旁观着风云变幻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其对事对人的解读总是比主流媒体和公开评论多一点带内幕色彩的想象，以及一份过于平静的透彻。

朝成书，夕死可矣

2013年1月，吴稼祥的新书《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以下简称《公天下》）出版，彼时十八大刚刚开完两个月。

这本书，吴稼祥写了3年，其间殚精竭虑，没有一刻松弛。2010年12月，他在搜狐博客发表了一条题为《敬告博友》的声明，称“近半年来全力写一本书，快被榨成人渣，无力撰写任何别的东西”，此后一年里，他果然甚少再更新博客，只是不时写几条微博，向外界发出声音。直到《公天下》出版，两个多月里，已售出超过5万册，作为一本政治学著作，不可谓不畅销。

《公天下》的主题并不新鲜。“超大规模国家如何治理”，不同的民族如何统一于一个大的政治体，这是个中国思考了上千年的老话题。吴稼祥在书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的五种治理模式：平天下（夏商两朝）、兼天下（两周、春秋）、霸天下（秦帝国）、分天下（汉初、唐初、清初）及龙天下（两汉、隋、中唐、宋、元、明、清朝中晚期）。最后他给未来的中国推荐了一条道路—以“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来建构新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体系，在大国的“活力”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多中心治理是否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出路？有人叫好，有人质疑。你当然可以仅将其看作吴稼祥的一家之言，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甚至撰文称其“见解新颖、立论牵强”。然而对吴稼祥本人来说，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意义重大，远远超过了一本书的分量。它并非成就于瞬间的灵感火花，而是吴对中国出路苦苦思索了20年的结果。书的封底，赫然印着他的感言：“此书，朝成夕死可矣。”

“我最初是研究经济学的。”吴稼祥说。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他先被分配到宣传部门工作。在外界看来这或许是一份优差，然而对吴稼祥来说恰恰成了一种痛苦。“他们不要求你做研究，只做理论宣传。”彼时适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他的很多同学都在体改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研究。有一次，他们一同到山西省原平县考察当地的经济体制改革，“人人都谈得头头是道，我却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强烈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在退化”。

从山西回来后，吴稼祥对自己的状况进行了反思。他花了将近半年时间，一头钻进对当时经济体制的研究中去，并在1984年底写就《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一文，被厉以宁称为对股份化改革及公司制改革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1985年，凭借这篇文章，吴稼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政法组，并在半年内升任副组长。

从“新权威”到“公天下”

在吴稼祥看来，中国的右派有温和与极右之分，温和的右派多属“邓粉”，极右则是彻底的西方自由主义追求者。在目标纲领上，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入“右派”阵列。然而，在1986年中国对民主的呼吁空前强烈的时候，他却被斥为“自由民主的叛徒”。原因是，他是少数几个大力支持被当时主流学界所反对的新权威主义的人之一。

彼时，吴稼祥等人一直在思考：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我的想法是，经济上要完全市场化，政治上形成威权主义，即维持一党执政，并加强而非削弱权威。待市场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再走向新的阶段。”

他没有想到，这会使自己卷入一场学术大辩论的漩涡，在主流学界成为众矢之的，“你可以想象，当时主要的理论家都在批判（我和新权威主义）”。

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很多与吴稼祥政治见解不同的人，还以当年这一碴，作为对其品行的抨击依据。2011年，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在朝要威权，在野要民主—吴稼祥思想滑稽蜕变》的文章，就是指斥吴从要威权到要民主，政治思想转变突兀，且带有很大投机性。

吴稼祥在公知圈里并不活跃。他对自己的言行、朋友的举动、突然出现的“粉丝”，都十分警惕。在他心里，有一个危机四伏的剧本：政治上的各个利益集团，社会上的各种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代言人”。有时他亲眼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落入了“魔鬼的陷阱”而不自知，却无法道破。

对此，吴稼祥略带不屑，“说我背叛民主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被利用，或者别有用心。”

“政治理论有三种。第一种是对理想的政体的描述，即规范理论；第二种是经验理论；第三种是从一个不太理想的政治状况向比较理想的政治体制过渡过程中，关于过渡方法路径的阐述，称为变革理论。”

“当初我以为那些骂我的人，全都是真心追求自由民主的。只是他们不懂，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变革理论，它不是目标，只是通往目标的路径。但是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我才渐渐想明白，有些人是故意把这个中途站当成目标来描述，挑动争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说起这些陈年往事，即连脸部表情一贯冷静的吴稼祥，也禁不住流露出痛苦与愤恨的神色。

士大夫情结

近两年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把吴稼祥称为“吴国师”。乍看似是奉承，细嚼之下但觉含沙射影。“国师”称号从何而来，版本有好几个，最正面的是荣剑的说法，称吴对扑朔迷离的政坛时局分析能力极强、预言奇准，因说中了几桩“大事”，引来三教九流纷纷上门投帖，方有国师之誉。

而比较不中听的版本则是：吴如今虽已沦为一介布衣，但入仕之心一直不死，从美国回来后，就到处写信建言，希望重归庙堂。

对于这两个版本的传言，吴稼祥都不置可否。

“我其实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吴稼祥说到伤心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压抑，“否则我不会自杀。”1992年他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失眠最严重的时候，连续7天7夜没合过眼，一气之下吞服了3瓶安眠药。

“当时觉得自己成了半个废人。”说起这段往事时，他的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又或是因为太痛苦，才不愿意去回忆。

但即便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现在是老了，年轻的时候，大脑一天到晚都不会闲着。”

1986年以后，他放弃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一头钻进政改中去。“那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已经清楚，但政治改革还是一团乱麻。我发现了一个假设：国家规模和国家集权程度成正比。那么，既要缓解过度集权，规模又不能变小，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他脑内盘旋了10年，直至如今，他才感到阶段性地找到答案—就是《公天下》里的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

于是，这个当初大力支持新权威主义的人，现在成为了最不遗余力推动它走向结束的人之一。“新权威主义是过渡阶段，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基本完成时就该结束了。再不走新的道路，就会倒退。最明显的就是此前的国进民退。”

“《公天下》这本书，是写给未来的决策者看的。”虽然当吴稼祥这样说时，他早已不在其位，他的话也早没了当初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重大影响力。但这并未稍减他建言的执著。

他甚至自我调侃：“我的政治热情是有点高，有点过分。”从小，他就有一个文章太守的梦想，他崇拜苏东坡，既能为政、也能为学。“这其实是一个共和主义的理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能做的事情少一点，士大夫对治理天下能发挥的作用则大一些。”

“我就是一个士大夫。”1992年自杀抢救回来后，他跟朋友做过一些生意，赚了几百万，最终还是发现兴趣不在这上面，遂在2000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学到一套严谨的西方治学方式，尔后回国。

“美国社会太成熟了，no interest，no funny。”是的，像中国这样改革还大有可为的社会，才是他心之所往。

虽然回来后已无法重归庙堂，吴稼祥表示并不太在意。毕竟全世界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做出贡献的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尽管一定程度上都参与过公民政治，但也并不是一直呆在体制里。“只要曾经参与过，知道其中的运行机制即可。”他说，“人们说我对政治形势预测得准，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内幕消息，只是因为早已了解了基本章法，具备政治感觉。”

对启东、钓鱼岛等事件，他都有一套独到的猜想和见解，有悖于主流言论。“你们都太天真了，政治没有这么简单。”亦正因为自信有这样一份洞察力，吴稼祥在公知圈里并不活跃。他对自己的言行、朋友的举动、突然出现的“粉丝”，都十分警惕。在他心里，有一个危机四伏的剧本：政治上的各个利益集团，社会上的各种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代言人”，作家、公知、艺术家、明星企业家……几乎所有具有言论影响力的人，都随时有可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拉拢的对象。

“恐吓、金钱、美女、名誉，都是惯用的手法。他们一般不会直接找你，有时是通过各种关系打进你最好的朋友身边，再由好朋友介绍认识；有时是包装成一个冠冕堂皇的身份，以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来‘资助你。对于不明就里的老实人来说，这些手法根本防不胜防。”吴稼祥声称，有时他亲眼看着身边一些朋友落入了“魔鬼的陷阱”而不自知，却无法道破。

一个本应有着独立思想的学者，若在有意或无意间沦为了政治斗争或权贵的工具，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悲哀。然而这些事情偏偏一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场景下反复发生。“没办法，是人都有弱点，有弱点就有可能被‘攻破。”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我也有弱点啊，我只能把自己的弱点捂紧一些，尽量不让别人看到。”

他的警觉性到了何等程度？当年生活陷入完全无着的困境，朋友找了一个没有任何国际背景的基金会，给他一个月100美元的资助，就是这么一点稍解燃眉之急的钱，他都不肯要。“我的守则是‘无可无不可，‘有为有不为。我从不接受任何组织的赞助。你拿多少钱都不能阻止我写作，也不能让我写任何违背我信条的东西。”

然而，尽管看透了眼前很多黑暗与陷阱，仍是有一束希望之光在吴稼祥的内心燃点着，否则，他不会一直不懈疾呼改革。“反正，我暂时不是革命家，因为觉得现在还有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中国的转型。《公天下》在十八大后能顺利出版，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这一轮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呢？这回，连他也不敢预测了，“不知道，走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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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书摘

1、帝禹平天下，缔造的是平面辐辏型中央集权体制；周武兼天下，创设了双层多中心治理地方分权体制；秦皇霸天下，集成的国家体制，不同于夏商，更不同于西周，是立体中央集权，其特征，是从上到下，权力分等级落差，中央越集权，权力落差越大；权力落差越大，越要扩张规模。

2、汉高祖把“天下”设想为一个股份公司，中央王朝只是相对控股。汉天下的早期“股东”们，并非间接控制公司资产，而是各拥有一个“分公司”—自己的封地。这种“股东-分公司”结构，有别于西周“兼天下”体制，其特点是外部分权，类似周制；内部集权，其实秦制。这种体制，可以短暂释放社会活力；但像钟摆，不是最终摆向战国，就是摆向秦制。

3、唐帝国似乎没有效仿汉高祖大封诸侯王，但却打造了含金量超高的贞观盛世，这是否可以证伪仁政依赖于制度化分权假设？没有。第一，虽没有全面裂土分封功臣、子孙，但却与“蛮夷戎狄獠”诸部族分治天下；第二，虽最终否决诸王功臣世袭刺史制度，但实际存在着同姓王非世袭分治地方。

4、贞观之后，历经宋、元、明三朝，未有与春秋、文景和贞观媲美的黄金时代。为何？此三朝，再也没有制度化分权。西周或西汉初年制度化分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华夏主体九州必须统一在一个王权或皇权之下；第二，各个治理中心有自己的军队；第三，国内国际战争是局部的，和短暂的。

《公天下》

吴稼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