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教育直面风险社会

徐 瑗

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对领导干部挑战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学会妥善处置危机。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逐步构建起更为完备的干部教育体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以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这“一校五院”组成了中国干部教育的“国家队”。除此之外，部分高等院校也将成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基地。2009年，已有10多所重点大学成为首批干部教育的高校基地。

构建这样一个干部教育体系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央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决策。十七大以后，中央先后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条例和规划，召开了全国干部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强调将各级干部都纳入培训体系和规划中，特别是对重点干部、关键岗位的干部培训更加注重。继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对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进行大规模培训之后，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又组织全国组织部长的大规模培训。60万村支部书记的培训大幕也正在打开。

日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就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等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据他透露，在即将出台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中，将特别重视县以下的基层干部的教育。

干部教育的“浦东模式”

《南风窗》：我们注意到李源潮部长最近在阐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任务时，强调要不断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今年3月20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以下简称“中浦院”)即将迎来成立5周年庆典。回顾这5年的办学实践，请问中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创新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冯俊：是的，干部教育培训要改革创新是中央领导对我们的一贯要求。2005年3月18日，三所干部学院开学之时，胡锦涛总书记发来贺信，就要求我们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2006年他视察延安干部学院时，又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的要求。李源潮部长作为三所干部学院院长要求我们不断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既是对胡锦涛总书记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也为学院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5年来，干部教育的浦东模式初步成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时代性和国际性。

所谓时代性，就是要关注新理论、新知识、新实践，用这些新思路、新做法教育启发学员的思维、增强他们改革开放的意识，提高他们领导科学发展、促進社会和谐的能力。在培训方法上，我们把课堂讲授、互动研讨和现场教学三者结合起来，我们依托长三角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资源开发了130多个现场教学点，把改革开放的现场变课堂，把实践者变教员，把实践经验变教材。我们在教师选聘上注重聘请那些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解释者、政策的执行者来授课。让干过事情、干好事情的干部来培训正在干事隋的干部。一些知名的一线基层干部，比如江阴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信访干部张云泉等也走上了中浦院的讲台，成为了我们的明星教师。我们有些学员既到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过，也到中浦院学习过，他们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中浦院的现场加案例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更紧扣我们时代的要求，更符合干部的实际需求，感到来中浦院学习解渴、务实、管用。

所谓国际性，就是要加强对学员国际通用知识以及国际交往能力的培训，增强他们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提高他们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我们的教师有10％～15％是来自外国的政要、著名学者、企业家或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比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南非非国大主席南非总统祖马、英国首相布朗、美国公共卫生部长莱维特等。此外，我们还培训国外的中高级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目前已有65个国家近千名外国官员和企业高管来我院参加培训。

我们这种干部教育的“浦东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5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路子是对的。李源潮部长给我们提出的奋斗目标是要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执政党骨干和国家公务员培训学院。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进发。

《南风窗》：我们知道中浦院的师资队伍是“专兼结合，以兼为主”，您刚才提到10％～15％的课程是由国外专家来讲授的，那么来自政府政策制定者和解释者的师资比例分别是多少?

冯俊：经过几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500多人相对稳定的社会师资库，到这讲过课的省部级领导是200多人次，实际来授课的省部领导人数大约是150人，其中有些领导授课的频次比较高，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像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等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他们来讲课是侧重于政策的解读。再就是政策的执行者，包括各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县委书记甚至村支部书记。省部级领导约占兼职师资总数的25％左右，专家学者约占1/3，本校的老师主要是进行班次和课程的设计开发、兼职教师的聘请、教学质量的监控，同时还讲一些公共课、选修课，他们授课量约占总课时的10％左右。

《南风窗》：您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干部教育培训的历程作过深入研究，以您的研究看，我们可从中获取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未来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的方向和着力点将是什么?

冯俊：我们党重视干部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一支善于学习、能够掌握世界发展的最新动向、掌握最新管理经验的干部队伍，中国才能高速发展，这是我们发展的秘诀之一。

此外，保持干部教育的开放性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的干部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仅在国内学，也去国外学，只要是对我国发展有利的经验，我们都去学，这是以开放性的眼光、国际性的视野来学习，所以我们不是封闭的、保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以全会决议的形式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这在世界各国党的历史发展中也是少有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干部教育，干部教育对党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个干部教育的实践者和从业者来说，我觉得中央提出的干部教育培训要改革、开放、竞争、择优，这8个字代表着干部教育发展的方向。

就像国民教育要参与世界教育的竞争一样，我们的干部教育也要参与国际的竞争，我们要让领导干部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是靠几家教育机构垄断出来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一方面有党校系统，行政教育学院系统，还有干部教育学院系统，各个部委还有自己的培训中心，这是专职干部教育的体系；另一方面，现在有10几所重点大学成为第一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地，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高校参与竞争；另外国际上的教

育机构到国内作培训或把干部送出国培训，构成中国干部教育改革、开放、竞争、择优的大格局。

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会呈下降趋势

《南风窗》：有学者认为，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将成为执政的最大挑战，您怎么看?在应对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处理方面，我们的干部教育培训都有哪些重要举措?

冯俊：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变化了。社会已经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和风险的时代，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现状，也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现状。之所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全球化时代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小事情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大事情，这是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风险；三是城市化和高度的组织化带来的风险；四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增长，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历程。快速发展必然涉及许多利益的调整，在利益调整中出现风险是正常的。这四个原因交织在一起便容易产生各种风险或危机事件。

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对领导干部挑战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学会妥善处置危机。危机有很多种：有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的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当中也有民族宗教问题、民生利益调整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尽早预防、提前预警，预判，事情发生之后怎么及时处置，领导干部是需要学习、锻炼的，因为他们以往可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件，没有这方面的处置经验，这些事情处理失败后的学费交不起。我们在教学中运用案例式的教学，把相关的危机处置的情况加以总结、提炼，在短时间之内让领导干部能够提升危机处理能力，这一能力的提升对整个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提高，对整个国家风险的防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从过去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来看，我个人有个基本判断，就是真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意见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是极少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涉及利益调整的问题，是一些地方领导对利益调整、民生问题重视不够积累的矛盾的突然爆发，或者说部分领导对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积累了问题，有了引爆点后，就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或者群体性事件。另外，网络等新媒体的发达促使信息传播更快，使很多问题震荡、放大，使局部的問题变成世界性的问题。

我感到，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党中央对民生的关注，随着全国各地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前几年比较突出的很多问题，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并正在着手解决，很多社会矛盾会得到化解，再加上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群体性事件有可能趋于下降，但不能保证不发生。

无论怎样，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对危机预警、防范的意识，危机出现后及时的处置，危机后的善后工作的安排，总体上要有一个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意识，干什么事情都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源头上避免危机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实也证明，在一个地区发展当中，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意识强，基层群众的疾苦和民生关注得多，那个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就少。

关于危机处理我想要纠正两个看法：一是认为当今社会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不同意未来10年危机事件会频繁爆发这一看法，相反，未来10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民生问题的逐步解决，群体性事件可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二是我们不要把危机处理看成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去学习一些技能、手段，危机来了就可以化解。危机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理想信念的问题。从领导干部的教育来说，既要教他们怎么处置危机，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学会与媒体沟通

《南风窗》：无论是公开选拔干部、监督用人不正之风，还是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都离不开新闻媒体。中国的官员却很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如果没有常态的通过媒体与公众的沟通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政府若反应不及时，处置不得当，将失信于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冯俊：你说到领导干部与媒体的关系，原来我们说“应对”，现在我们叫“沟通”，以往部分干部面对媒体时，害怕、怯场、紧张，更有甚者，觉得媒体就是来找茬的，采取拒绝的态度。我觉得领导干部要关注民情、舆情。在这个时代，关注网络、关注媒体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领导干部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以往是不到基层去走一走你就脱离群众了，现在是不到网上去浏览浏览，就脱离群众了。领导干部应该学会与媒体沟通，引导媒体，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把自己的政策、举措，通过媒体让百姓去了解，让媒体成为百姓和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

当有突发事件发生，如何应对媒体，我觉得有表现技巧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对管辖的领域是否熟悉、是否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如果回答很让百姓信服，即便表现技巧稍欠缺，也能获得百姓的理解。如果事事都在你心中，媒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把媒体的应对看作是技术性或技巧的问题，在目前阶段，培训领导干部媒体沟通意识以及应对能力是必要的，我想，再过10年，我们着眼于应对媒体的技巧性培训就会没多大的市场了。

《南风窗》：世博将于5月1日在上海开幕，在让世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世博、世界的世博方面，中浦院确实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听说，有可能在国外场馆中设立基层党组织，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冯俊：在上海办世博会对中浦院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将会从中获益。在世博会开幕前，我们为参与世博工作的干部培训危机处置应急处变能力。世博会开始之后，参加世博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要到中浦院进行学术交流，中浦院也将是世博会开展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此外，中浦院会充分利用世博展馆和最佳城市生活示范区的资源开展相关班次的教学。例如在我们的城市科学发展班的学员都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市长，我们会开发一些世博园的现场教学点，融入我们的教学设计中去。此外，有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在内的中外40名高校校长也将在5月初参加世博会开幕式和参加第四届中外校长论坛，他们将住在学院。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交流研讨活动，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和形式。

如果在世博会场馆建立基层党组织，这将是基层党建的创新。如果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能够帮助外国场馆更好地管理场馆，他们就会认可。当然这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探索，还有待实践去检验。我希望世博会开完后能总结出基层党建的新经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