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强势回归？

于英红

内塔尼亚胡此次卷土重来，应当说是做了充分战略准备的。凭借多年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的经验，他为自己的鹰派安全理论寻找了一个委婉的注脚，即在先前达成协议领域的基础上，提高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从草根阶层开始促进和平。

以色列政坛从工党一统天下的30年(1948～1977)过渡到如今的四家争霸，利库德集团在其中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继贝京之后的利库德集团第二代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比他年长21岁的沙龙暗战不休。内塔尼亚胡1996年带领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沙龙则于2001年、2003年两次带领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由于内塔尼亚胡反对沙龙倡导的单边从加沙撤军计划，沙龙更于2005年亲率14名议员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尽管就在2006年3月大选前夕，沙龙病危，但其得力副手奥尔默特还是领导前进党旗开得胜。如今内塔尼亚胡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沙龙子弟兵”，有沙龙“政治女儿”之称的齐皮·利夫尼。2月12日，以色列中选会宣布在待分配的全部120个议席中，利夫尼领导的前进党以1个议席的微弱优势领先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29席对28席)。但利夫尼只是赢得了优先组阁权，要想当上总理，她还必须过组阁这道关。考虑到2008年10月失败的组阁经历以及此次前进党所在中左阵营未过半数的瓶颈，如果利夫尼不能成功拉右翼政党入阁，蛰伏10年的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翻盘的机会就来了。目前右翼阵营议席过半的优势，已为内氏组建一个稳定的右翼执政联盟或者囊括中左的广泛联盟提供了保障。

内塔尼亚胡卷土重来以及右翼大胜中左，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向右转的现实。选前的加沙紧张局势以及褪色的中东和平让选民对安全问题忧心忡忡，而以色列建国61年来，尽管前4次中东战争都是在工党执政时期爆发的，但之后每逢中东局势紧张，鹰派总能得势。今年1月的加沙战事以及2006年的黎巴嫩战事都是鸽派发动的，但这也改变不了鸽派被认为为了追求和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形象，而现在主打经济牌的内塔尼亚胡却如鱼得水。

鹰派世家

作为以色列老牌鹰派人物，内塔尼亚胡尽管政风老辣、周旋手段娴熟，却从未修正过自己的鹰派外交理念，非但如此，他还根据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将其升华为系统的安全理论。这些都离不开其家庭环境的影响。

1949年10月23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出生在特拉维夫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注于中世纪西班牙犹太人的研究。父亲还是修正主义犹太复国鼻祖泽夫·雅勃廷斯基的忠实信徒，当过其秘书。雅勃廷斯基于1920年代创建修正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发誓要在约旦河两岸重建犹太人为主体的犹太国家。他告诫犹太人不要再畏缩不前，应当让异教徒去见鬼，认为与阿拉伯人达成一致的唯一方法是建立铜墙铁壁，在土地问题上不能有寸步妥协。父亲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塔尼亚胡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态度。

14岁那年因为父亲工作原因，内塔尼亚胡随父母前往美国费城，在当地读完中学后，1967年他应召回国在国防军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很快被提升为上尉。在1972年5月的一次反劫机行动中受伤后，他被迫退役，后于197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学士学位，1977年又获得该校斯隆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政治学。在1976～1982年之间他供职于波士顿咨询集团，后来在一家企业担任高管。

1982年回国后从事了短暂的家具生意后，他受以色列驻美大使艾伦斯举荐出任以驻华盛顿社团副团长，1984年又被任命为以驻联合国代表，这一阶段他逐渐树立起以色列斗士的形象。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国不再把有关纳粹德国所犯罪行的档案作机密文件处理。4年联合国任期结束后，他当选为利库德集团(又称全国自由联盟，1973年成立，1977年首次上台执政)议员，1988～1992年在沙米尔政府中任职，历任副外长、总理府副部长等职。海湾战争期间，他作为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而备受关注。在1991年召开马德里中东国际和会时，他是以方谈判的主要代表。1992年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败北后沙米尔退出政坛，次年利库德集团自成立以来首次选举党魁，43岁的内塔尼亚胡获胜，登上了政坛问鼎的最高阶梯。

1996年以色列首次直选总理，本来前一年伊扎克·拉宾总理遇刺可以让工党赢得选民同情，可是在选举前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两次进行自杀袭击，多名以色列平民丧命，导致工党信誉大跌。选民这时发现了内塔尼亚胡的价值。内氏不信任亚西尔-阿拉法特，他要求巴民族权力机构履行所有义务(主要是打击恐怖)作为继续和平进程的条件。他的选举口号是“内塔尼亚胡——要一个安全的和平”。他还雇佣美国右翼政治组织，将美式竞选战略引入以色列政坛。最终，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且讲得一口漂亮美式英语的他赢得大选。

执政生涯

在总理任上，内塔尼亚胡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获得不俗的经济表现，但其外交政策却左右不讨好，再加上一连串丑闻整得他焦头烂额，使他在1999年5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力不从心，其后被迫将党魁职位交给曾一度担任其手下外交部长的沙龙。

1996年出任总理后，内塔尼亚胡软硬兼施，出台了被阿拉伯国家称之为向阿拉伯人宣战的“三不政策”：不承认巴人的民族自决权与建国权；不归还戈兰高地；不就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他力主实行反恐与促和并举，在其3年任期内恐怖袭击数量有所减少。然而上任伊始的哭墻事件就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哭墙是古犹太国第二圣殿的唯一残余部分，是以色列国魂的象征，犹太人在屡次抵抗罗马失败后被迫流散，被允许每年到哭墙祷告哭诉。1996年内塔尼亚胡和当时耶路撒冷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决定给哭墙隧道开一道新出口，引发巴勒斯坦人的暴动，数十名以色列人和上百名巴人丧生。迫于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1998年他与阿拉法特谈判达成了《怀伊协议》，协议规定，以色列将放弃约旦河西岸30％的领土；以色列将释放被其关押的3000名巴人中的数百人；巴勒斯坦将加强在约旦河西岸的反恐措施，巴全国委员会和其它团体召开会议讨论取消巴宪章中的反以条款，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出席会议；开放加沙的巴勒斯坦机场；以巴双方共同商讨以色列的进一步撤军计划。但这一协议激起了右翼人士的强烈反对。

此外，内塔尼亚胡向巴人就希伯伦等地做让步的打算也遭到了右翼的反对。希伯伦是一个约旦河西岸城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曾是大卫王的都城，于1957年被以色列占领。极端右翼人士反对与阿拉法特进行任何谈判，在

如此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城市上更是不得有丝毫妥协。2005年沙龙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单边撤军时，也没有将西岸的希伯伦等重要城镇列入。当年内塔尼亚胡之所以甘冒毁坏鹰派名声之风险，主要是因为他前期的强硬态度把克林顿政府推向了阿拉法特一边，令以色列政府承受了极大的外部压力。

内塔尼亚胡当年也没有料到来自媒体的打击；以色列媒体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政客的妻子，内塔尼亚胡的第三任妻子莎拉有幸成为首位获媒体关注的政客女眷，却不幸沦为被舆论批判的靶子。尽管内塔尼亚胡表示媒体之所以选择莎拉开炮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普遍左倾化，出于对他本人的好恶来点评他的妻子，然而媒体却认为是莎拉自私、反复无常的个性招致公众厌恶才使她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据媒体报道，莎拉因为厨师煮糊了一锅粥就将其炒了鱿鱼，还因为小事厉声呵斥服务生。更糟糕的是，莎拉的前夫扬言要把他与莎拉婚姻生活中的私人录音以及书信写书出版，直到内塔尼亚胡的助手在屡次劝阻无效后，借助其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威胁要将其辞退，这位情场失意者才作罢。但类似的丑闻屡次曝光，无疑拖累了内塔尼亚胡清新的个人政治形象。

内塔尼亚胡的贪污问题也让他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他在1996-1999年任总理期间多次接受一名建筑商的免费服务'为他在耶路撒冷的私宅装修，在他即将下野之际，该建筑商将一份10万美元的账单送到总理办公室。在内塔尼亚胡的授意下，总理办公室最后用公款付账了事。随后，以色列警方进行了历时约半年的详细调查，确认内氏夫妇动用公款装修私宅触犯了刑律。在调查中还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任时接受了大量馈赠。根据以色列法律，内氏卸任后应将这些礼品作为公物上交国库，但内氏夫妇却将其中的700件金银制品和名画等贵重礼物据为已有，总值达10万美元。

1999年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被工党的巴拉克击败，其后暂时退出政坛，但他重返政坛的雄心一直未曾泯灭。在他任高科技公司顾问时，其办公室门牌上就赫然写着：“总理办公室，内塔尼亚胡”。2002年工党退出政府后，沙龙曾提名内塔尼亚胡为看守内阁外交部长，但内氏不满沙龙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可惜未能成功。2003年大选后内塔尼亚胡接受了新的沙龙政府财政部长职务。作为财长，内氏试图通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重建在阿克萨起义后遭沉重打击的以色列经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2005年8月7日当内阁以17:5票通过撤出加沙地带决议前不久，内塔尼亚胡递交了辞呈并获得批准。待沙龙为此退出利库德集团后，内氏再次角逐利库德集团党魁，于当年底以47％的票数获选。

民情右转

2009年2月10日大选中，极右翼政党“以色列家园党”崛起为议会第三大党，取代了上届议会中工党的老三地位，证明以色列民情右转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左阵营选前示强，果断发动加沙战事，使起初民调一直低迷的利夫尼在加沙行动之后民意迅速爬升，证明他们也把握到了民意右转的信息。正如一位耶路撒冷选民所说，“我们不愿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炸弹会落到你面前。”

在中东和平这条路上，以色列摸着石头过河，从建国到1980年代，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的多次战争让以色列人达成了共识：寸土不让，安全第一。进入1980年代，随着冷战进入尾声，阿拉伯世界逐渐放弃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挑战，中东和平问题主要集中在以巴之间。苏联解体后，以色列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战火和鲜血换不来安全，于是奉行“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重新得到选民支持。中东和平的最大成果《奥斯陆协议》就是在这一时期签署的。但是不久拉宾被刺，接连而来的袭击让选民看到了让步的局限性。

从拉宾的《奥斯陆协议》到巴拉克的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兵再到内塔尼亚胡左右不讨好的《怀伊协定》和沙龙的单方面从加沙撤军，以色列的左中右不断换腿走路，都未能带来持久有效的和平。惨痛的经验让选民明白一个矛盾的逻辑：妥协可能会带来和平，但军事手段也未必总是走向和平的反面。何况以色列在国际上的铁杆盟友美国目前内外交困，在未来几年内将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这就使得以色列选民希望本国有一位铁腕人物上台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于是此次右翼阵营大胜中左就在情理之中了。

内塔尼亚胡与利夫尼之间1票的差距一方面说明加沙行动成效明显，另一方面表明选民对曾提前下台的内塔尼亚胡寄予了厚望。与10年前以色列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敌人是阿拉伯国家不同，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合法政府大都承认以色列政府的合法性，以色列真正的敌人变成了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合法政府惹不起的非法武装，这些武装无一例外地有底层民众的支持，组织严密，俨然国中国。它们并不发动大规模正规战争，而是采取游击队式的连打带跑加上突然袭击，这让以色列军队和民众防不胜防。而内氏“反恐与维和同步”的安全理念，正好迎合了不知如何对付躲在暗处敌人的恐惧心态。

早在1979-1984年，内塔尼亚胡在乔纳森反恐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发起反恐国际年会，曾在里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曾称赞，内塔尼亚胡在改变美国的国际反恐政策上起了核心作用。在反恐会议上的发言及其以反恐为主题的著作中，内塔尼亚胡反复申明：要想彻底清除恐怖主义分子，首先要弄清楚谁应该对这些恐怖袭击负责?其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对付这些邪恶势力?他告诫读者，从没有哪个恐怖势力是没有主权国家扶持的，否则国际恐怖主义不会坚持太久；每个恐怖组织背后都有支持它的主权国家，否则它无法稳妥地筹集资金、训练士兵。因此要打击恐怖分子，必须不能漏掉支持它们的主权国家，譬如伊朗、伊拉克、塞尔维亚、阿富汗以及巴勒斯坦和苏丹等。他特别提到伊朗，说“如果退回到1938年，伊朗就是纳粹德国，伊朗是在借助核武器筹备另一次屠犹恶行”。在他看来，正如美国不能容忍基地组织紧挨着纽约一样，以色列的主要城市也不能紧靠伊朗这种“恐怖政权”。

曲线促和

内塔尼亚胡此次卷土重來，应当说是做了充分战略准备的。凭借多年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的经验，他为自己的鹰派安全理论寻找了一个委婉的注脚，即在先前达成协议领域的基础上，提高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从草根阶层开始促进和平。

他认为和平进程应该关注经济议题而不是一味盯着政治分歧不放，就以巴冲突来说，与其纠缠于耶路撒冷的地位争论，不如切实改善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目前这种为了谈判而谈判的方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走向失败。为此，他提出，在政治谈判的同时努力发展与巴勒斯坦的经济往来，在西岸利用以色列的经济技术改善巴人经济状况，虽然经济手段不一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压力。“从目前的现状看，我们投放了99％的努力致力于政治谈判，却只在经济问题上花费了1％的精力，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例颠倒过来，相信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经济状况改善了，还能巩固政治领域内的进步。”在大选前夕，内塔尼亚胡已经就这一思路与现任联合国中东特使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交换了意见。此次大选中，内塔尼亚胡除了把安全放在首位外，还力主以色列需要“实用主义”的和平。

从草根阶层对真主党的支持来看，内塔尼亚胡的和平新思维有其可取之处。真主党自1990年代成立以来，确立了一整套扶贫机构，拿出数百万美元兴办医院和学校，直接受益民众达30万人，这为真主党赢得了很多普通民众的支持。毕竟对于面临基本生存危机的民众来说，活着要比反恐和中东和平来得实际。

如果内塔尼亚胡赢得翻盘的机会，要么与右翼阵营结成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要么联合前进党等中左派别建立一个广泛联盟。后一种方案带来的问题是，中左与右翼阵营尤其是与极右政党“以色列家园党”在宗教等一些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也是利夫尼2008年10月无法成功组阁的原因，这样互相撕扯的大联盟注定是不牢靠的。即便是第一种方案，不但利库德与以色列家园党之间时有龃龉，就是两党党魁内塔尼亚胡与利伯曼也经常闹矛盾，后者不堪忍受前者的傲慢、自大。当然，以色列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多党选举制决定了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单独拿下过半数的组阁票数，都必须与其他党派联合组建执政联盟，联盟内各党派所代表不同利益之间的角力注定了联盟的不稳定性。如此看来，以色列政局的前景在大选后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