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思考

赵海林

【摘要】慈善组织在募集资金过程中经历了由社会化动员到组织化动员，组织化动员使慈善组织迅速获取资金，但由于政府的介入，使慈善组织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形成了由简单博弈转变为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在内的多重博弈，反映了资源配置中组织化动员方式面临的困境。而要破除博弈困境，必须推进慈善组织的组织创新和能力建设。

【关键词】慈善组织 组织化动员 博弈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快速提振经济，采取了政府计划统揽一切的手段，因此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全面管控社会生活的阶段称为“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中，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社团组织也一直以政府供给型社团占主流，因此组织化动员成为“总体性社会”社会动员的基本方式。

组织化动员的基础是动员者往往都掌握着被动员者非常重要的稀缺性资源，直接影响着被动员者的收入、声誉、社会地位等生活水平。一些学者指出，组织化动员在“后总体性社会”（即资源配置与流通方式从再分配向市场过渡，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市场化社会的形态）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转型和新的动员方式的出现，组织化动员具体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通过对某地慈善(总)会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展开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后总体性社会”中组织化动员的运作方式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慈善组织募集资金仍需通过开展组织化动员来实现

社会化动员就是以市场机制、情感力量、道德力量、文化力量等非行政要素为主要动力的资源动员模式。组织化动员是与社会化动员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依托原有的行政化的组织体系、组织力量和组织管理框架、管理手段来推动的一种资源动员模式。组织化动员到社会化动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轉变，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差异。

2002年底，中央提出动员各方面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捐赠和“献爱心”活动。各地的慈善(总)会受民政部门委托纷纷开展“慈善一日捐”。“一日捐”具体是提倡：个人捐出一天的收入，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机关事业单位捐出一天节约的开支。但从某地的反馈结果来看，活动并未得到公众的积极响应。因此，采取社会化动员的方式募集资金并不成功。慈善总会在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后，决定借助政府力量，在次年底再次开展“慈善一日捐”。2003年11月，慈善总会和民政部门向市委、市政府递交《关于在全市开展“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活动的请示》，《请示》经市委和市政府同意后，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正式出台《某市“慈善一日捐、济困送温暖”活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经“两办”转发并要求贯彻落实。

从社会化动员到组织化动员，反映在募集资金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传统以行政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有：一是自身公信力不足。慈善总会成立后用于救助的资金占比很小，比如，2000年救助支出仅占捐赠收入的6‰；二是路径依赖。社会化动员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呈现出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方式不会轻易改变，还会在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三是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公众对国家依赖程度虽有所下降，但稀缺性资源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开展组织化动员的基础。

组织化动员中政府、单位、个人和慈善组织之间的博弈

组织化动员是借助行政化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力量的推动，从组织体系内获得社会资源。这一过程涉及到动员者与被动员者的互动。改革开放后，国家控制资源范围缩小、力度减弱，社会对国家依赖程度下降。公众对国家依赖程度在下降，但国家依旧要通过行政力量从公众获取资源。动员的过程就演变为现有制度下的一个博弈过程。“慈善一日捐”就是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一个不断重复博弈的过程，博弈主体通过观察对方怎么做，形成适合于自我发展的机会模式。

简单博弈模式。简单的博弈模式是募捐者和捐赠者围绕募捐对象的一种互动过程。参与捐赠的单位和个人有捐赠与不捐赠的选择；可以捐向不同慈善组织的选择。公信力越高的慈善组织获得捐赠的可能性越大。这种博弈存在多重均衡，不同的均衡状态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共有信念”，“共有信念”是制约着博弈参与者的行动策略，并决定博弈均衡的最终结果。捐赠者与受赠者的“共有信念”就是慈善组织必须透明公正和自愿无偿。一旦“共有信念”被破坏或者无法建立，那么持续的互动将难以进行。如果捐赠者想得到捐赠，必须通过外力影响互动过程，由于外力的参与，简单博弈模型便演化为复杂博弈模型。复杂博弈模式。

复杂博弈模式涉及到个人、单位、政府和慈善组织（民政部门）之间的多重博弈。这种多重博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首先是个人与单位的博弈。政府通过给单位下指标来让职工进行捐赠，但这种“下指标”的做法破坏了自愿原则，导致“共有信念”难以达成，捐赠无法实现。其次是单位与慈善总会的博弈。对于单位领导而言，除了单位本身要捐赠（捐赠一天的利润或一天节约的费用）外，还要动员职工捐赠。如果不按规定捐赠，会受到上级的批评；如果选择按规定捐赠，又破坏了“捐赠自愿”的原则。单位如果选择不捐赠或少捐赠，慈善总会便有两种选择，一是向市领导直接汇报该单位的捐赠工作，二是不汇报。在现实中，慈善总会（民政部门）并不会以向市领导汇报的简单方式来确保所有单位都上缴捐款。但是如果每个单位都采取不捐赠或者少捐赠，那么政府开展“送温暖”资金便没有着落，如何解决这种博弈困境，就需要对参与博弈的各主体施加影响。

组织化动员在实施中存在的困境

无论是个人与单位的博弈，还是单位与慈善组织（民政部门）的博弈，都呈现一种事实，组织化动员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动员方式已经受到了挑战，实施的制度成本在加大，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被动员者的抵触。对于单位和个人而言，除了依法纳税之外，政府没有理由要求单位和个人作额外的奉献，而组织化动员就是硬性摊派，增加了个人和单位的负担。政府给各部门和单位下达指标，单位依据政府要求分解任务，给职工下指标，这种强制捐赠导致领导与职工矛盾，领导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使单位也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二是实施制度成本增加。从公布爱心榜、评选爱心大使、举牌捐赠到提高领导小组的级别，再到市领导分片包干，都说明“慈善一日捐”的实施成本在增加。以行政命令下达捐赠指标，规定捐赠数额，捐赠变成了变相摊派，使爱心变成负担。施加的压力越大，其背后的社会风险就越大。三是部门冲突。没有政府的介入，大量单位参与捐赠是无法实现的，但政府的介入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单位“迟缴”、“少缴”或“不缴”，慈善组织（民政部门）通过向主要领导汇报则势必会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增加。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必须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并建立起相应的经营理念。对于慈善组织而言，要想在组织化动员过程中化解多重博弈造成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推进组织创新和能力建设。在组织创新方面，要针对慈善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设计合理的治理结构，确保治理结构有助于慈善组织募集社会资源和提升社会公信力；在能力建设方面，要强化慈善组织筹资和资本运作、项目管理、慈善营销等方面能力的建设。

（作者为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课题编号：11&ZD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明洁：《权力结营与经营式动员》，《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

②孙立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美]西尔特、马奇著，李强译：《企业理论行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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