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僱退場”的政治“正確”與現實“失明”

澳門人資問題歷來都紛爭不息，時下又由於疫情影響，經濟不景氣，各行各業經營慘淡，裁員已經成為一些企業斷臂求生的措施之一，本澳失業率必定略有上升。根據統計局數據，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本地居民失業率為2.6%，較上一週期（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環比上升0.3個百分點，微小的數字亦引發全社會關於“外僱退場”的熱議。當前，本澳外地僱員人數超過19萬，當中建築業及博企員工涉及外僱數量較多。但受疫情影響，賭收持續下跌，不少博彩從業員擔心就業問題，希望政府可適時調整外僱數量，善用外僱退場機制，優先保障本地僱員就業。

其實，“外僱退場”的呼聲並不新鮮，過往數屆政府也將建立外地僱員“退場”制度作為一項施政綱領。及至今屆政府，行政長官賀一誠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亦提到“完善外僱退場機制，切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因應“外僱退場”政治溫度以及迎合本地居民的情緒，有些議員也乘勢而起，不斷販賣“外僱退場”的論調以博取不少眼球。從特首到立法議員，大家都默契地將“外地僱員”作為“保就業”的直接靶心，危機當前，外僱退場，而且，這一點是不容質疑，不容有半點雜音的，誰要有異議，誰就是“澳門反動派”，必定引起群起而攻之。所以在澳門，旗幟宣明地高舉“外僱退場”論調，就是講原則，講立場，講政治！

不獨“外僱退場”不容挑戰，甚至連外僱福利也不能提。近期，澳門旅遊業工商聯會理事長凌世威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外勞為澳門整體經濟尤其是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清潔保安等作出重大努力，且在防疫抗病中與澳人並肩攜手，希望特區政府考慮派發澳門居民適度比例額度的消費劵。消息一出，輿論譁然，本澳網民抗議聲浪此起彼伏，“笑死特首，累死財爺！咁底能都講得出”、“索性派埋經屋，社屋啦”、“澳門政府有錢也不是這樣做吧”、“外勞搶曬本地人飯碗沒解決，現在又搶本地人福利”。事後，迫於輿論壓力，凌世威只得出來重新表態並“收聲”。人言可畏，想必不少人都為凌先生捏了把汗。無獨有偶，早前本澳多家媒體發聲建議政府適時考慮收回內地僱員入境的隔離措施，讓成千上萬的內地僱員能夠回家與親人團聚，這本來是因時制宜的建議，但是同樣受到一些市民的嘲諷。可見，在澳門向外地僱員講人情、請福利這些“懷柔措施”對於澳門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是存在極大風險的，弄不好還要被問候八輩祖先。

輿論兩邊站，事實擺中間。澳門能否不要外僱？相信絕大部分澳門市民都會說不行。明眼人都知道，澳門人口總量小，加上出生率較低，老齡化相對較為嚴重，本土人力資源數量有限，回歸後，澳門整體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以下，早已實現全民就業水準。由於經濟規模日益壯大，外資湧進，導致人力資源供給總量嚴重不足，這本身就是制約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本地人力資源在數量和素質上傾向博彩產業及其相關行業，其他行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請人難”問題愈加突出。澳門唯有依賴輸入外勞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外勞來澳門搶飯碗，賺走澳門錢”的觀點簡直如同兒戲。

相反，應該理性地看待外僱對澳門經濟的貢獻，恰如淩世威所言，如果沒有相關的外籍勞工的協作，澳門經濟不可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澳門這個微型經濟體也不可能持續運作。澳門的數千億財政儲備中，含帶有大量外籍勞工的汗水。除了大量的底層工種外，那些迫在眉睫的大型公共工程，輕軌、公屋、跨海通道等基建，全部需要人員應付;此外，在一些先進領域，比如大數據、5G、人工智慧等專業技術要求高的更是澳門缺乏，輸入外僱勢難避免。過去有專業調研早有定論，指出外僱的流入並沒有引起本地勞動力的失業率上升，或者至少沒有導致本地勞動力工資水準的下降。這兩類勞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補而不是替代性的，外來勞動力從事的是澳門原本空缺的職業，他們填補了澳門低端產業的勞動力需求缺口;此外，外來勞動力的流動使得工人重新配對，進而導致了崗位上的差異，並促進勞動的再分工，從而也提高了本地勞動力的工資水準。

放眼未來，澳門也不可能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外僱退場”，相反，當局和各界要明白，一味販賣“外僱退場”不僅無益社會現實，而且只會造成民意的分裂，對於本地社會和諧，對於融入國家和粵港澳發展，都是值得反思和警惕的。同樣是疫情之下，同樣是依賴外僱服務社會經濟的，新加坡總理的態度卻令人深感親切，溫情脈脈，“新加坡人能夠有優質的政府組屋、世界一流的機場和四通八達的地鐵網路，客工有很大的功勞，新加坡有責任照顧他們。”       （澳門/鐵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