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會改變國際秩序嗎？

陳相秒

突如其來的冠病疫情對全球經濟和供應鏈、生產要素流動，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衝擊，也令國家間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是美國在疫情暴發後針對中國的“輿論攻勢”，使得國際局勢更加撲朔迷離。中美及國際上不少學者認為，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何為國際秩序？所謂國際秩序至少包含了國家間“權力分佈結構”和“行為與相處方式”兩方面要素。其中，行為和相處方式指的是國家間以何種方式維持彼此相安無事，如基於傳統的彼此認可的勢力均衡，二戰後的規範、規則與制度體系。冠病疫情會改變這兩方面的要素嗎？

其一，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2010年以來，“（2027年）中國經濟超越美國說”甚囂塵上，但這些只是基於中國經濟總量，維持在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的假說。

正如中國決策層所冷靜判斷的，中國經濟正進入較低速度穩定增長階段。美國憑藉同盟和夥伴國體系、美元霸權地位和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又是最富技術創新力的國家，其戰略能力全球老大的位置難以撼動。

加之，將民主、自由標榜為"昭昭天命"的美國，在軍事安全投入和武器裝備先進程度和規模方面，也始終佔據壓倒性的地位。因此，中美實力差距縮小固然是大勢所趨，但中國超越美國仍需時間的考驗和時代的機遇。

其二，國際機制運行的影響力分配有所調整，但美國的領導者地位不會改變。規範、規則和制度的相對完備，是二戰後國際秩序區別于傳統國際秩序的創舉，也是美國賴以領導國際體系的基石。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機制中影響力日漸增長，本質上是與經濟總量增長、人口規模龐大相匹配的自然過程。但美國的經濟體量、軍事實力、全球戰略及同盟與夥伴國體系，決定了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替代它，成為國際機制運行的領導者。

其三，全球治理體系將以新的形態呈現。全球治理是1945年以後國際秩序發展進入21世紀的標誌性特點，依附於國際機制而產生和存在。冠病疫情雖然不會改變國際機制運行影響力的分配格局，但已經動搖了各國對於開展國際合作、相互提供公共產品的信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國際機制內容的大調整。全球性問題只增不減，全球治理合作為各國維持供應鏈持續運轉的替代方案，地區間的競爭將取代國家間競爭，成為政治經濟秩序的主軸。

其五，國家安全的觀念重新得到強化，世界政治中低度和高度政治的分野將逐步弱化，功能主義的理論將淡出歷史舞臺。功能主義強調的低度政治合作，向高度政治外溢的理論假設，似乎已經被冠病疫情所證偽，各國紛紛將國家安全置於優先的位置。

事實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對華為5G發起的圍堵策略，就已經顯現出將國際政治潮流重新推回國家安全議題優先時代的盤算。冠病疫情不僅強化這一觀念，還為西方世界將公共衛生安全、海洋安全等其他低度政治領域，與國家安全議題相掛鉤提供了契機。

因此，冠病疫情固然令不少國家對現行國際機制產生懷疑，也在國家間增加了隔閡，但似乎並不能改變現有權力格局及基於規則和機制的國際秩序。但這種假設不得不基於一個重要前提，國家間對於避免戰爭和維持彼此相安無事存在共同的認知，並將這種認知用於指導內政外交實踐當中。

從這個層面看，人們須要警惕的是，冠病疫情可能成為加劇各國民族和民粹主義思潮，成為部分國家發動戰爭的理由，進而演變為國家間衝突的導火索。

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體系中對於現有秩序及其發展方向不滿漸多。美國作為1945年以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領導者，日益覺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依靠“搭便車”的策略，不僅獲取較大的相對收益，同時還對其霸權地位構成挑戰。

美國的盟友，如日本、英國、法國等，既對中國在國際秩序中權力（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占比日益提升感到不適應，又對自身受限於美國的領導感到煩惱。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主要新興經濟體發展相對速度優勢更加明顯，美、日、英等國對中國策略從“接觸與合作+防範”轉向了“打壓+遏制”，針對中國的冷戰式遏制網已經鋪開。

但各國對於是否訴諸直接戰爭衝突，明顯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特別是特朗普上臺後，美國與其同盟國間的分歧，擴大到前所未見的地步。

在美國國內，就如歷史學家所普遍認為的，美國歷來依靠戰爭來彌合種族間分歧、凝聚愛國主義;但在冠病疫情之前，美國國內對於特朗普剎那間把中國從“合作夥伴”推向“"全面競爭對手”的閃電變化存在較大分歧，與中國的衝突也就因此得以延緩。

然而，冠病疫情正在悄然改變這種格局，美國國內及其領導的西方世界，正在醞釀二戰後前所未有的“反華、仇華和倒華浪潮”。給冠病疫情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從而與南中國海問題、人權等議題相關聯，最終織造出一副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國圖景”。

美國發起的“疫情輿論戰”不僅大幅度削弱了中國的軟實力，同時也在國際社會中積壓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不管這種策略是有計劃還是無意之舉，都給美國及其盟國發起對中國的戰爭做好了準備。而真正改變國際秩序的，不是冠病疫情本身，而是各國放大了的對華民族和民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