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分中國就業版圖，對症下藥

明遠

畢業季的來臨，社會上最容易引起討論的也就是年輕學子的就業問題，其實，單從大學畢業生的角度來看，近些年的就業形勢是越來越難的，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全部的就業情況，還需要視不同的情況分別進行探討分析。

兩大群體，互不重疊

早前，我們曾經在廣東地區觀察珠三角的大學畢業生的相關就業情況，初步發現文科畢業生就業確實存在一定困難，就比如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在畢業後，社會上對口、能夠發揮專業能力的工作並不是非常充分，因而導致了部分的就業難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在長三角地區同樣存在。最近幾年，因為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加上經濟轉型初見曙光，在“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的號召下，很多地區新興產業和新創公司出現，吸引年輕人尤其是不同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因此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也在發生著變化。

而構成中國就業市場的另一個主體就是農民工群體，近幾年來，農民工就業的總體趨勢沒有大的變化，國家也在積極輔助農民工就業等，有些地區比如東莞、長三角的蘇州、常州、無錫等地往往在春節後還會出現“用工荒”的現象，很多在長三角、珠三角打工的農民工考慮到各種成本、家鄉已有的發展與機會，不少人選擇節後繼續留在老家發展，另謀出路，因此導致到局部地區反而招不到工人的困境，當然企業自身的轉型，東莞一些低端製造業的倒閉也迫使一部分農民工開始轉移工作的省份等，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向。

故而，在中國就業市場上，大學畢業生群體與農民工群體代表著兩種不同就業方向與取向的市場，彼此互相替代不了，共同組成了中國的就業版圖。

高校擴招，人才何以接招

在中國大陸，一年有90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從學校走入社會，帶來中高端勞動力市場的強大供給，但大學生能否適應市場的需求，又是值得思考的客觀現實問題。大陸的大學從1997年開始了大學擴招，例如中山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在1996級只有20多人，到了1997年已經一下子擴招到40多人，幾乎升至一倍，到了今天一直擴容，就可以看出擴招對於大學的擴容、畢業生產量的影響。回顧歷史，當時的擴招確實有些粗糙，因為如果在工科、理科上放大擴招，勢必需要增加很多機器、設備的投入，因此將很大的擴招比例放在了文科、商科科系上，包括了法律、管理等專業上，由於擴招太多，市場沒有自動匹配出等量的職位空缺，因而影響了後來的就業市場。很多充滿理想性與理論性的專業比如哲學、歷史等往往很難找到吻合、專業對口的工作，帶來了今天的諸多後遺症。

試想一下，若是當年的擴招改革把重心放在職業學校上，推動我們技術職業類的專業發展與專業人才培養，今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必然發生重要變化，這對於我國的產業轉型，特別是傳統製造業的升級轉型將會帶來很大的助益。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文科科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關鍵在於要在本國國情基礎上，突出專業人力資源和人才的培養，我們需要具有操作經驗、理論紮實的理工科畢業生，同樣也需要擁有實用技能、現代計算機技術等的綜合文科科系人才，只有改變傳統的觀念和學習模式，才能夠在變化的就業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無可置喙，大學專業的設置與勞動力市場的匹配存在“延遲效應”，入學的專業也許市場上很火爆，但四年之後畢業時，市場可能已經冷卻，或者證明該專業的短板，從而沒有辦法找到心儀的工作與發展平台，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這樣的風險，因此大學在教授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的同時，不僅要結合市場的需求與變化，更核心的在於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在課程的設置上，重點應該是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單純的接受知識，只有讓學生掌握學習的能力與應變能力，才能有利於畢業生可以迅速地面對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以便隨時調整，只有放棄“高學歷高薪資”的迷思，才可能盡快適應社會變化，找到合適的發展舞台。

事實上，近年來，大陸“學歷貶值”的現象已經開始顯現，高等教育普及、擴招之下，碩士、博士滿街跑，當供應量大幅提升，但質量未能有效提高的基礎上，就加大了他們的就業困境。這幾年，博士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愈發嚴峻，以前在國內985學校畢業的博士生還能夠進入985、211高校任教，如今幾乎只能向下流動，去往普通本科院校，有些高校的輔導員都開始要求碩博士學歷，加速了這一市場的就業壓力與競爭程度，惡性循環，因為害怕就業壓力，很多學生繼續升學讀博士，博士畢業還要前往其他學校做博士後研究等，規避就業市場，因此這種貶值帶來的影響已經逐步出現，不得不警惕。當然事情都有雙面，學歷普遍提高對於勞動力市場的素質提升是有很大幫助的，因此不必過分擔心學歷貶值，因為評估學歷的作用，不僅僅在於經濟作用或者對於GDP的貢獻，還要從更大格局看到這對中國一代人素質的影響，對於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新一代農民工，觀望加重

當大學生要面臨到市場的殘酷競爭時，農民工就業群體中也在發生質的變化，新一代的農民工取代上一代進入城市，甚至有一部分是在城市度過了青少年時期的生長，他們這一代人教育程度相對於上一代有了明顯提升，很多都是中專、中職畢業，因為教育程度的提高與眼界的進一步開闊，新一代農民工對於工作便有了挑選的權利，相對於上一代，他們在薪資待遇之外也會注意到其他因素的考量，充滿著很多思考與想法，這恰恰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一個群體都在時代的變化中不斷升級進步。根據我們針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當中很多想法尚未成型，對於未來是否長期從事某一個行業，是否定居在一座城市，他們都仍在觀望，並沒有做出最終的決定，這也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很大的流動性，一部分人希望留在現有的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開拓自己的職業前景，另一部分人則在思考是否轉換一個城市，一份工作而讓自己改變，也有人在思考面對城市高昂的物價、房價時是否有必要再回到農村生活，整體的觀望情緒在蔓延。即使國務院大力推動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特別是3、4線城市，但真正落戶的新一代農民工較少，畢竟對於土地、家庭，對於自己的生存還需要時間的思考。

當然，因為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雖然在文化教育程度上低於大學生群體，但相對於上一代已經進步非常之多，他們帶來的中國基礎勞動力整體技能、素質的提升對於國家的發展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相比如非洲、東南亞、印度的基礎勞動力市場而言，大陸的新一代農民工群體有非常多的競爭優勢。

流動，最天然的選擇

在這個時代，不僅僅是新一代農民工會在就業市場中自由流動，其實人都在用腳投票，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工作和適合生活的城市，如今的年輕人比較偏愛資源集中的超級城市：北上廣深，也是一種流動現象。當然，政府不可能也不能直接採取限制措施，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動，只能通過戶籍制度、積分入戶的門檻設定來控制城市居民的數量，但其實重要的還是需要政府引導產業發展，平衡區域發展，給不同的經濟發展帶機會，讓大家能夠在自由流動的基礎上平衡流動，而且一旦經濟帶形成，往往形成的是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而不單單是一座城市，珠三角經濟帶對於廣州、深圳的助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樣可以帶活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惠州等不同城市的發展，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同樣企業也要不斷升級換代，用自己的競爭實力吸引優質人力資源進入，放棄傳統意義上的諸多限定與其政策，盡可能地留住人才。而勞動者本身在工作挑選之餘，更要保持持久的學習與適應能力，加強在開放、透明的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才能站穩腳跟，當三方都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之時，就業問題上很多困難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