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绿色GDP核算内容、指标及方法比较研究

孙付华　王朝霞　张胜男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8）9-300-03

摘要 完善的绿色GDP核算是切实反映我国经济、环境与资源状况，建立健全国有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的重要前提。在界定绿色GDP概念的基础上，从绿色GDP核算的内容、核算指标及指标体系、核算方法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比较，为我国绿色GDP核算的进一步推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 绿色GDP 核算指标及体系 核算内容与方法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殷殷目标。而此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而绿色GDP核算的探索与推行，是以上工作的基石。国内外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展开了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实践成果。基于此，展开绿色GDP国内外核算内容、核算指标与方法的比较，以为我国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一、绿色GDP核算相关概念界定

关于“绿色GDP”的界定，最早出现于1993年联合国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1993）中，随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但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众多学者的探索，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对绿色GDP概念进行界定：

狭义绿色GDP是指仅考虑到了自然账户虚数的国民福利总值，即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经济发展所消耗的资源成本及环境污染代价。但在扣除项目和范围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彭涛、吴文良（2010）认为应该也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面效益废物综合利用纳入核算范围。

而广义绿色GDP认为：核算范围应更加全面，除了从传统的GDP总额上扣除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等自然账户虚数外，还应将人文账户虚数纳入核算范围，基于此游士兵、刘志杰（2010）更在绿色GDP基础上提出了“3G-GDP”的概念，“3G-GDP”是指综合考察了资源环境影响、政府服务价值以及居民幸福感之后的最终经济活动成果，融合了绿色、政府、幸福三个核算体系。

由此可见，绿色GDP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全面、客观的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二、绿色GDP核算的内容

自绿色GDP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GDP核算的内容进行了系列探索。

国外学者将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绿色GDP核算主要内容，同时探索将生态效益（主要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核算范围。如Boyd（2006）运用生态经济理论，对自然提供的哪些生态服务应该纳入绿色GDP核算进行了探讨。Shakur、Haque（2012）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孟加拉国农业和林业发展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成本。Dalmazzone、Notte（2013）检验了从国家到地区层面不同行政级别应用NAMEA综合环境经济账户的可行性，并识别出多尺度环境账户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DAmato（2016）等分析了企业对关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和依赖以及相关的商业风险和机会。

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亦开展了探索，除了考虑资源环境成本以外，部分学者还將生态效益纳入了核算范围。岳文淙等（2009）充分考虑到了美感价值、涵养水源价值、科研文化服务、吸收SO2、滞尘等直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绿色GDP的影响，提出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GDP核算体系核算绿色GDP。彭涛、吴文良（2010）指出绿色GDP不应该仅经济活动的负面效益，也应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益纳入核算范围。葛联迎（2013）在计量陕西省绿色GDP时，以“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作为资源环境改善收益纳入了绿色GDP核算范围。

综上，国内外绿色GDP核算内容不断扩展，对于后续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三、绿色GDP核算指标及核算体系

国内外学者在探索绿色GDP核算的过程中，提出了众多的核算指标及核算体系，反映了绿色GDP核算的发展历程。

（一）单一绿色核算指标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这是对绿色GDP理论研究的最早探索，以此指标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定量测算与反映。1972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士·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MEW）（Nordhaus、Tobin，1972），将环境纳入GDP的核算，以真实反映国民经济中人民的福利程度。1973年，日本政府将环境污染具体化为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并列入核算指标，即为“净国民福利指标”（NNW）。

至1989年，绿色GDP核算研究迎来新思潮，卢佩托等提出以考量资源损耗与经济发展关系为重点的“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NDP）（Robert Repletion，1989）；世界银行生态经济学家戴利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将社会因素成本纳入核算指标，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和真实发展指标”（ISEW）（Dlay、Cobb，1989）。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陆续提出“真实储蓄率指标”（GS）（Hamilton，1994）、“扩展的财富指标”（EW）（1995，世界银行），以衡量全球各地区经济发展变化情况。随着GIS等新技术的应用，核算指标也有所突破，“生态足迹指标”（EF）、“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Constanza、Lubchenco，1997）等用来测算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进入21世纪，“可持续净收益指标体系”（Lawn、Sanders，2003）、“基于资源供应临界点的可持续发展指标”（Herendeen、Wildermuth，2002）等概念陆续提出。以上指标作为绿色GDP核算的有益扩展，逐步推动了绿色GDP核算研究的发展。

（二）绿色GDP核算的指标体系

在核算指标的指引下，各国同时展开了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的研究，部分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核算体系。国外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分别是联合国统计局（UNSD）开发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欧盟统计局设计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荷兰统计局开发的包括环境核算账户在内的社会核算矩阵（SAMEA）与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以及菲律宾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会计账方案（ENRAP）等。相比于SEEA和其他核算体系，SERIEE中环保支出账户设计最为详细，但未将各种污染产生的损害纳入核算框架，仅包含环境保护支出的绿色GDP难以准确度量一个国家真实的社会福利水准；目前NAMEA的编制已趋于稳定，但其与环境有关的部分侧重于环境实物核算；ENRAP体系，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编算范围完整，但存在较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内学者中，李金昌（1988）等学者提出将自然资源全面纳入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想，以全面反映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情况；王立彦（1992）根据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类型，建议构建包含环境保护与治理账户、环境恢复账户以及环境损失账户的“环境一经济”核算中介账户；雷明（1999）提出用边际成本法来估算资源环境价值量，建立“主体一连接一卫星”账户体系，用连接账户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核算相联系；而王金南等人（2000）则建议从狭义角度分开核算资源和环境，分别建立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的实物量账户和生态系统的实物量账户，并提出有关环境资源实物量核算的九项指标，为绿色GDP核算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国内外核算的指标因各国家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环境损耗情况不同而有所侧重，各核算体系也各有长处，需取长补短，才能形成公认的标准，实现绿色GDP核算的全球化推行。

四、绿色GDP核算方法研究

在核算方法方面，Bartelmus（2007）指出经过修订的SEEA2003体系，对自然资源估价模型进行了细化，但不赞同以建模方式货币化核算环境退化损失。Muller、Mendelsohn、Nordhaus（2011）构建了计量空气污染的边际损失模型，建议以每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乘以其边际损失作为外部性成本，据此提出了将环境外部性纳入国民账户体系的框架。Kunanuntakij、Varabuntoonvit（2017）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模型（EIO-LCA法）为泰国构建绿色GDP核算模型。Halkos、Matsiori等（201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以及逻辑回归法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教育、收入等因素对人们保护水资源的支付意愿的影响。Paudel、Schafer（2009）将社会资本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構建出社会资本指数核算模型，采用参数和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水污染数据进行分析。

国内学者在核算绿色GDP时，主要采取在绿色GDP基础上进行资源环境成本的调整，主要在核算内容、计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王舒曼、曲福田（2001）在计量江苏省1994-1997年经资源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时，仅测算了水资源价值损失与大气价值损失，且由于数据收集难以收集，大气资源损失价值仅包括健康与农业损失。徐虹（2012）以固定资产折旧额、采掘业工业产值两部分度量资源耗减成本，并以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核算环境退化价值。为解决自然资源与环境量纲标准不统一以及资源环境无法准确估价的难点，学术界将能值分析法引入了绿色GDP计量中。康文星、王东等（2010）利用能值分析法，将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与消耗的资源通过能值/货币比率换算为货币价值。戴铁军、张沛（2016）运用基于“吨概念”的物质流对进出经济系统的资源环境进行分析核算。除了采用货币化方法外，部分学者还进行非货币化核算，如冯碧梅（2011）根据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和评价。沈菊琴、孙悦（2017）运用DPSIR概念模型构建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冯俊华、李瑞、刘歆语（2014），将模糊综合分析法运用到绿色GDP核算中，构建了绿色GDP模糊评价模型，用以评价当地经济“绿色”发展水平。

五、国内外研究述评及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GDP核算理论进行大量探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绿色GDP所涉及的环境资源要素、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及其资源环境成本计量方法的选择等。但目前存在以下局限：国内学者在核算资源成本时，资源核算内容存在差异，资源成本计量存在偏差；对于环保支出的核算内容、扣除方式等方面存在争议；在计量环境成本时，忽略了环境污染是动态变化的过程，经济活动与环境变化存在时空错配现象。因此，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成熟的模型，绿色GDP核算仍需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