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元年之变

人才的争夺，虽已经被不少国家提升为国家战略，但是，要留住人才，更需城市做足功课

2015年堪称“双创”之年。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双创”启动元年的2015年，新的市场主体大量涌现，平均每天有1.2万家市场主体诞生;就业方面，2015年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比上一年提高6.8%，大量海外留学人员也投身到创业潮之中。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向中高端迈进，关键是要把‘人的积极性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双创的作用正在于此。”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出台政策超2000件

中国科协2015年年中所作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以下简称“双创”评估报告）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5%，其中新增企业同比增长19%，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新增企业运营资产达两万多亿元，营收8000多亿元，对GDP增速拉动0.4个百分点。

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近两年推出的各项“双创”政策。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3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双创”提出至今不到两年，但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台了包括鼓励创新创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

“后来陆续出台的‘双创政策，更多地扮演着顶层设计的角色，将此前的这些政策打包在一起，并试着规避其中的矛盾，从而加速整个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和相关体制机制的理顺。”“双创”评估报告调研组专家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统计，两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先后围绕“双创”出台文件超过20个，涉及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就业政策等多个领域。

其中，国务院先后发出三个文件，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政策，各省（区、市）政府的落实比率分别为81%、42%、48%。

而由这些“双创”政策衍生出来的，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累计超过2000余件。

“双创”评估报告认为，“双创”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形成。

打通进入市场第一个环节

企业是创新创业活动的生力军，而工商登记是企业进入市场的第一个环节。

作为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深圳、厦门等地试点后，已于2014年3月1日起在全国铺开。

这一改革的要义在于“宽进严管”。“宽进”即要简化程序、松绑企业、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注册资本金改为认缴制、年检改年报、“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等多项措施，都是旨在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

“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风起云涌，所有审批和监管必须主动适应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要求，不能没看清楚就套上‘枷锁。要善于倾听市场的呼声，为新兴生产力的成长创造条件。”2015年3月，李克强在考察国家工商总局时说。

在商事制度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三证合一”：即工商、税务、质监的三证合一。

“比如开餐馆要到食药部门开餐饮许可证，现在不需要先去工商局拿营业执照再去办理。拿执照意味着市场主体法人地位确立了，可以签合同、贷款、招收用工人员、租房，这都是合法的。”北京市工商局副局长李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可以帮助企业更快进入市场，更快去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统计了一下，改革后企业登记注册用时平均缩短了十天左右。”

“三证合一”改革的难度在于跨部门合作与联动。从横向看，这一改革涉及工商、质监、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从纵向看，改革涉及国家部委和省、市、县相关部门四级。

因此，这不仅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城市层面的协同推进。目前，中国已有24个省份在推进这项工作。

已经进行改革的地区效果明显。以北京为例，“这些政策陆续推出之后，北京市平均每160秒诞生一个企业。自改革以来，每个月北京市新增长的企业速度大概保持在1.6万户以上。”李异说，北京市新增企业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40%～50%的增长速度，跟过去比提速明显。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40.73万户，同比增长18.30%，注册资本（金）22.38万亿元，增长90.19%。其中，企业383.23万户，增长49.83%，注册资本（金）20.66万亿元，增长1.02倍。

留住顶尖人才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人才的争夺，虽已经被不少国家提升为国家战略，但是，要留住人才，更需城市做足功课。

一位手握国际顶尖技术的海外人才，愿意长期留在国内创业，或许不仅仅是因为高薪，还可能是因为居住城市的综合环境。

“某种意义上讲，人才创新创业的环境比门槛、待遇更重要。”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北京中关村不断放开对外籍留学人才创业就业的限制，通过提供就业许可、居留许可等便利，吸引创业投资机构、高校院所、领军企业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机构在中关村示范区设立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

这种“先行先试”，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其“中国硅谷”的地位。

2015年5月，上海发布了“向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文件，涉及9项配套政策，其中已有7项出台实施，包括金融、人才、众创空间等方面。

其中，上海提出建立健全市场认定人才机制，探索从居留到永久居留转化衔接：针对外籍人才的市场评价标准已明确，今年定为工资性年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2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在沪就业外国人;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可不受60周岁年龄限制，申请5年有效期的工作类居留许可;工作满3年后，经工作单位推荐，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这一做法解决了超过就业年龄的顶尖专家无法入境就业的问题。”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沈荣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推出引才计划的城市还有很多。

比如，杭州推出全球引才“521计划”：用5年时间，面向全球引进20个海外创业创新团队，100名带着重大项目、带着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的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并提供投资创业注册登记以及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医疗、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全程“保姆式”服务。

广东宣布，自今年至2018年，政府将安排25亿元用于创业补贴：初创企业经营者最高可获1万元培训资助;创业成功可一次性申领5000元资助，优秀创业项目更可获20万元奖励。

开放式众创空间

在众多“双创”政策中，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平台颇受关注。

2015年1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众创空间”这一概念首次问世。同年2月，科技部发文指出，以构建“众创空间”为载体，有效整合资源，集成落实政策，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引擎。

据报道，“众创空间”是科技部在调研北京、深圳等地的创客空间、孵化器基础上，总结各地为创业者服务的经验，提炼出来的一个新词。

不过，“众创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概念，也不能等同于现有的创客空间。

在2015年3月11日推出的“国八条”中提到，总结推广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

在众创空间里，可以落实集中登记、一址多照等商事制度改革，采取一站式窗口、网上申报、三证合一等措施，这为创业企业市场准入提供了便利。

“与传统的孵化器相比，众创空间更多的是一种创业文化、氛围、环境和社区的概念，注重的是综合服务能力，另外还应包括创业的法治、文化、市场环境以及社会生活的服务。”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宣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根据“双创”评估报告，过去两年，全国诞生了众创空间200多个。目前，全国现有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600家，大学科技园115家，在孵的企业8万多家，就业人数170多万。

“众创空间不仅是一个创业、投资、成果转化的集散地，也是政府提供政策服务的窗口。”宣鸿说。

呼唤掌握“金钥匙”的群体

尽管改革力度颇大，创新依然面临一些障碍有待更进一步的改革化解。

“在目前看来，‘双创过程中的政策软肋主要是离岗创业和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柳卸林认为。

“双创”报告显示，尽管六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2.5%，科研院所的这一比例只有1.2%。

这意味着，在如火如荼的“双创”活动中，真正活跃的多是草根创业者，被看作“双创”主力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还有待规模的上位。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是‘双创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柳卸林认为，因为他们是掌握技术“金钥匙”的群体。

在2015年10月举办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特别提到，上世纪9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等为核心的硅谷长期引领全球信息技术的创新创业浪潮;近年来，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科研创新力量又催生了波士顿等地区的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革命。

调研数据显示，不到两成的科研人员表示所在单位允许离岗创业。在大型企业里，这个比例是15.1%，在医疗卫生机构里是11.9%，在科研院所是9.9%，而高等院校仅有8.3%的科研人员表示单位肯定会允许离岗创业，比例最低。

以中国版拜杜法案为突破口

除了机构并不鼓励离岗创业之外，科研人员创业面临的更本质问题在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属。

一位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没有转移转化，科研成果还是挂在单位名下，最多不产生价值;一旦转移转化，价格低于市场预期，或者产生的经济价值要大于之前的评估，决策者就容易被冠以“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

关于三权改革，美国曾作过改革。

1980年由美国国会通过，1984年进行了修改的《拜杜法案》，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价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赋予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鼓励大学展开学术研究并积极转移专利技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创新。

此法案出台前，美国坐拥2.8万项专利，但授权商用的却不到5%。而这一法案出台后，就有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的蓬勃发展。

“双创”评估报告显示，有近三成的科研人员反映成果转化中个人收益不大，按照所在单位现行规定，如果研究团队研发成果转化成功，并获得巨大收益，团队成员可以分得的收益平均值为34.7%。

被称作中国版拜杜法案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于2015年9月通过修订，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科技人员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

一些城市的改革走得更远。比如，上海已经提出将科研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下放给高校、科研院所，并引入科技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可自主选择评估定价或协议定价方式，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研发团队所得不低于70%。

不久前，北京也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明确赋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自主处置使用权，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70%及以上的比例，划归科研人员所有。

“在下一步的‘双创政策改革中，可以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权政策为突破口，推动技术的资本化，资本的人格化，破除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打破体制束缚，实现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再次放活。”尚勇分析，“如此，我们就有望通过创新赢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