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嬗变的秘诀

扶庆+万宏蕾

深圳的许多科技型企业家都是行业里“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的，他们不断将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深圳正在完成嬗变。

这座因身为改革特区而闻名的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能力的象征。

《经济学人》《福布斯》《纽约时报》《自然》杂志等境外媒体，纷纷给这座“创新之城”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全球硬件的新首都”“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国科技发展的奇迹”“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创新城市”……

从一个最初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特区，一个传统科技资源并不富有的城市，转型为自主创新的先锋城市，深圳的秘诀何在？

乡镇的版图创造出省级经济体量

谈创新，全国看深圳，深圳看南山。

占深圳面积仅十分之一的南山区，拥有不俗的经济表现：2014年，南山区人均GDP在全国区县中排名第一，超过香港，接近新加坡。

“南山区相当于一个乡镇的版图，却创造出省级经济体量，区GDP超过了4个省份。”深圳市南山区副区长纪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南山的秘诀，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说明：2014年，南山区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占GDP5.8%，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3787件，占全国的18.2%，相当于每天有十多项专利产生在南山。

南山的秘诀，正是深圳的秘诀。

据统计，2014年，全国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1%，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02%。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美国科研投入占GDP比重为2.8%，全球这一比例最高的经济体是以色列，为4.4%。

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仅华为公司去年研发投入资金就达约500亿元，超过国内某些发达城市，甚至多数省份的研发投入。”

而在加大科研投入的同时，深圳市正逐渐摆脱传统的高投资、高污染发展路径。

2014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7%，在内地大中城市中比值最低。相较于其他地方，投资驱动对深圳经济的贡献较弱。而深圳市的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标志性变化，深圳的万元GDP能耗、水耗、PM2.5平均浓度持续下降，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成本实现了高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

与此同时，深圳市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和人均GDP已经跃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一。

2015年，深圳市本地生产总值1.75万亿元，增长8.9%。其总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位居全国城市第四，距广州仅有600亿元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土地面积为1997平方公里，为广州的27%、上海的24%、天津的17%、北京的12%，而深圳市2015年GDP分别为广州的97%、上海的69%、天津的102%、北京的76%。而在人均GDP方面，深圳市稳居国内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达15.8万元。

科技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主编、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已经在全国率先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成为观察和评价深圳经济增长的重要视角。

站在华强北，就像是站在IT界的华尔街

2015年的中国，也许没有比创客更火爆的新群体了。深圳，也借此东风，成为全球闻名的国际创客之都。

在《纽约时报》一篇解释“为什么苹果在中国生产 iPhone及几乎所有的产品”的报道中，一名前苹果高管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作一点小小的改动？3小时就行了。”

深圳是这些供应链的集大成者。因此，当离iPhone预定的上架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时，乔布斯发现样机屏幕布满划痕，要求副手们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名与会的高管立即订了一张去深圳的机票，因为“既然乔布斯先生想要完美的产品，除了深圳，别无他处”。

站在华强北，就像是站在IT界的华尔街，你可以听到全球IT产业要素快速流动的呼啸声。

华强北的快速崛起源于制造业。制造业为深圳培育了超强的电子制造能力，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因为这些优势，深圳拥有了可以迅速产业化的核心竞争力。

“在深圳，创客的创造性和制造需求与制造企业完备的供应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迸发出惊人的能力。”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嵇世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际硬件领域知名的孵化加速器HAX总经理特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HAX利用深圳完善的供应、销售体系，在111天内帮助创客联系工厂做出原型产品，再带到美国硅谷面向投资人路演。

不管是找工厂代工还是硬件创业，深圳在世界范围内均有一席之地。“只要有人愿意出钱，多数消费型电子硬件都可以在这里复制出来，工艺和质量不会相差太远。”

深圳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大疆科技在无人机市场上已经拥有国际话语权。大疆的成功既是因为敏锐地发现了民用无人机这一小众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大疆也意识到利用本地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利用来自深圳产业生态系统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大疆设计了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并投入市场，而自身则专注于能够实现差异化的核心技术，比如一种可以改善操控性的操作系统。”大疆创始人汪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新一轮 “孔雀东南飞”

要理解今天深圳傲视全球的制造能力，还得从深圳的“起家”谈起。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科技园打下第一个地桩时，郭台铭还不为大陆人熟知。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富士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

这个传奇般的全球代工企业背后，正是深圳市三十年前“起家”的写照：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秘诀一样，深圳正是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抓住了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农民工，才有了第一次腾飞。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30多年前，深圳依托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迎来第一轮“孔雀东南飞”。

不过，在中国不少城市依然固守这一发展路径的时候，深圳则已开始了转型的铺垫。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是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资产。深圳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得益于深圳的企业抓住了人口红利的三次机会。”

到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深圳抓住了第二次人口红利，主体是大学生。华为、中兴、腾讯……这一批如今已经是行业巨头的企业，在那个时代吸引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的加盟，成长为深圳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如今，新一轮的“孔雀东南飞”正在悄然发生，郭万达将此归纳为人口红利的“3.0时代”，其主体是归国留学人员以及龙头企业的高管。他们，正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光启和柔宇是近年来备受国际关注的两家深圳明星企业。光启围绕超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5年实现了从负债20万元起家到市值300亿元的奇迹。柔宇研制出世界上最薄的柔性显示屛，被视为继CRT、液晶显示两大技术之后，第三个引领行业的显示技术。

光启的创始人刘若鹏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博士，柔宇的创始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这两人都是被深圳的“孔雀计划”吸引回国的。

2011年4月2日，深圳发布“孔雀计划”，重点引进并支持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最高可获得8000万元资助。

“冒险家”的新乐园

不过，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对深圳创新创业青年群体的问卷调查，在“创业生态最重要的要素”一题中，排名前三的并没有政府的优惠政策，而是便捷的融资渠道、充足的人才市场、市场化的环境。

这并不难理解。如今各地政府为争夺人才，推出的各种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因此，创业群体更为看重的，是对企业的长远成长最重要的市场环境。

事实上，郭万达眼中的第三次人口红利的主体，不少是由深圳市的市场环境自我孵化而生的。

张国新，原华为公司高管。在实现财务自由后，他辞职创办了新型科研机构深圳微纳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从事IC领域初创公司的孵化和加速。

龙头企业是深圳高层次人才的“中继孵化器”。很多海外留学人员、高级工程师、管理人才从这里进来，又从这里出去，成长为新“孵化器”领军人物。

“深圳的创新正在呈现‘蒲公英式裂变。华为、中兴、腾讯，还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龙头企业，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这些人都像成熟的蒲公英，风一吹，创新创业的种子就四处飘散。”张国新说。

2014年11月，在APEC峰会上，国家主席***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来自企业家精神。”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经济重镇无不汇聚了一批极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早在新中国建立前便闻名远东的上海，便曾被称为“冒险家乐园”。

近年来，深圳逐渐成为新的“冒险家乐园”。

“深圳的许多科技型企业家都是行业里‘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的，他们不断将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比如，华大基因的领导者汪建凭借多年的经验，在外部条件不太成熟和外部政策环境尚不明晰的情况下果断决策，投入全部身家开展基因测序研究，最终奠定了华大基因全球基因测序的龙头地位。

“综合创新生态是激发科技企业家精神的催化器。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机制，一方面能让既有动力、又有能力的创新人才低门槛创业，另一方面让这些人创业成功后能获得与其才能对应的收益，能有效促进科技企业家群体形成和科技企业家精神培育。”吴思康说。

吴思康所述的综合创新生态，至少包括前文所述的融资渠道、人才市场和市场化环境。而深圳在这些方面，无疑是国内城市的佼佼者。

创新生态的力量

除了直接投身商海的“冒险家”，深圳市发展的受益者们，还以其他形式共同构筑着深圳市的创新生态。

原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的一大批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不少转化为懂技术、懂市场的天使投资人，为新一轮的创新创业提供资本支撑。

被***寄予期望成为“新时期的钱学森们”的光启团队，刚回国时举步维艰。经周路明牵线，在没有样品的情况下，便获得了三名天使投资人3000万元的投资。资本介入让光启迅速启动，由此才有了后面围绕超材料、临近空间飞行器等一系列“颠覆式创新”产业化的故事。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要件之一是资本的推动。1999年深圳高交会前夕，为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同时引导企业出资2亿元，成立了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今，深创投的注册资本已是42亿元，管理创投基金总规模约400亿元，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投资能力最强的本土创投机构之一。

怡亚通、乐视网、潍柴动力等知名企业都得到过深创投的支持。截至2015年6月底，该公司累计投资中小型企业568家，投资总额逾168亿元，其中在深圳市投资企业141家，投资项目数量和金额居国内第一;迄今已培育出101家企业在全球17个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其中深圳市企业上市24家，培育上市公司数量居国内第一。

“发展创业投资对形成创新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创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也必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比如硅谷、以色列等。只有形成创投资本和产业创新的循环增长，才能使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创新型企业。”深圳创新投总裁孙东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深圳VC/PE机构累计4.6万家，注册资本超2.7万亿元。

而在本土创投行业排名前十名的机构中，深圳的创投机构有6家。2014年VC机构在深圳的投资项目163个，规模为11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投资项目93个，规模达到6.9亿美元。

“政府之手”的边界

当人们惊叹于深圳强大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市场魅力时，有必要将一些目光聚焦在“政府之手”上。

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如何划定？“政府之手”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深圳的解决方案是：政府负责产业规划和制度设计，让站在市场前沿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和创客成为创新的中坚力量，培育“市场型”创新主体。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区，科技创新走的是政府审定项目、财政投入资金的路子。而深圳一改以往靠政府直接介入的模式，整合利用更多社会力量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和局面。

不少企业家说“企业经营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政府的“放手”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

“许多从外地来到深圳南山区的高层次人才，就是为了摆脱墨守成规文化的束缚。”深圳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李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创新路线图，创新的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的市场开发，最终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带动更多企业参与或形成供应链伙伴关系。”郭万达说。

在深圳，研发机构也不同于传统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因而被称为“四不像”。但是，这些机构却明显地提升了科研向应用和产业转化的效率。嵇世山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目前可控资产超过70亿元，创办和投资了180多家高科技企业，培育上市公司18家。

数据也支持了深圳的这一创新路径。从创新主体、资金来源等情况来看，深圳市科技创新总体上呈现“6个90%”的特点：即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