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高峰

今年两会，“互联网+”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促进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网络巨头更是充分意识到，延伸战略布局，离不开与政府的互动。

2015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新浪微博联合启动了“互联网+城市服务”战略，试图为地方政府提供“智慧城市”一站式解决方案，用户通过支付宝钱包、微博、手机淘宝等渠道，就可以查询违章记录、路况，还可以挂号就医。这一服务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上线。

腾讯也不甘示弱，正以微信和QQ为平台推进民生领域的“互联网+”应用，未来将在微信平台加入“城市服务”，提供出行、医疗、旅游等服务。目前，腾讯已与深圳市政府签约，合作探索信息安全与金融创新。

一些地方政府更是主动探索“互联网+”潮流下的创新经济模式。贵阳立志打造“大数据基地”，热情地对互联网公司敞开大门，试图借助网络技术实现经济的“弯道超车”。

新生事物的困惑

不过，“互联网+”带来的不仅仅是玫瑰色的景象。围绕“专车”的争议最生动地说明了互联网对监管带来的挑战。

2013年，滴滴打车、摇摇招车等出租车打车软件悄然流行，有关驾驶安全的争议开始出现。2014年，“专车”进入公众视野，触及“非运营车辆不得载客牟利”的监管红线，被多地叫停。一些地方政府“钓鱼执法”查处专车，引发车主抗议。而政府的态度并未对专车造成真实的阻力，打车软件仍在迅速普及之中。

不过，在互联网彩票领域，政府“动真格”了。本世纪初，我国互联网售彩形式开始出现，到去年末，网络售彩规模已近千亿元，售彩网站有300余家。但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仅有2家属于合法经营。今年初，新一轮彩票整顿开启，淘宝、新浪、腾讯等一大批网站均被叫停售彩，至今未恢复。许多中小网站已“改行”谋求生路。

与打车软件、互联网彩票相比，监管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可谓开放，对于P2P、股权众筹的火热发展，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密集调研，去年底，证监会在网站上公布《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今年1月，银监会新设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负责监管P2P行业。目前，具体的监管措施还未正式出台。

监管考验

目前对互联网监管的种种问题，都是正常的。

互联网进入的领域多了，监管问题自然也会多起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拓宽了互联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互联网之风已经从最初的消费端吹向了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产业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模式自然会受到冲击。

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挑战监管底线。当创新的“恐龙”戳破了传统的监管“笼子”，问题就产生了。比如，专车打破了“运营车辆才可以载客经营”的法律底线，互联网彩票冲击了“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才可销售彩票”的法律底线。无论百姓多么欢迎专车、为专车“叫屈”，在法律法规没有修订之前，它客观违法的现实不可否认。

其次，挑战监管模式。创新往往是融合、跨界的，而监管模式往往是线性、单一的。比如，互联网金融跨越了银行、保险、证券、互联网等多个行业，而相关行业的监管却是“各管一摊”，银监会监管银行、保监会监管保险、工信部监管网站，对于融合式创新，监管部门缺乏联动、灵活的应对机制。

最后，挑战监管效率。在互联网的世界，创新的商业模式迅速生长，规模增大，企业数量增多，“管不过来”成为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比如，电商火热起来之后，假货问题开始出现，这对工商部门构成了挑战一一那么多电商网站，那么多假货，怎么查？

其实，应对互联网创新，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积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以网络支付为例，2004年，支付宝等一大批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始出现，它们不是金融机构，却在从事支付业务，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且容易引发诈骗、洗钱隐患。但客观上，网络支付的发展确实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在多次调研之后，2010年，央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

2011年，央行颁布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这一业务终获合法地位。在互联网创新领域，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可以算是一个极佳案例。

要做好公共服务

一个新事物刚刚冒芽，不观察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它怎么发展，更不要提怎么监管了。

监管部门需要积极应对互联网搅动的市场变化。如今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诸多创新主要在于商业模式，这些崭新商业模式的存在，一定是需求驱动。对此，政府应对市场需求和商业模式进行充分调研，拿出有公信力的解决方案，维护市场的秩序。

政府监管的一大初衷是为了应对创新引发的各种问题，然而，许多问题是不能仅仅靠监管解决的，而是要靠政府主动的服务与创新。如信息安全挑战、各行各业的数据资源共享、信息技术标准制定等等。在这些方面，“管”字当头，无助于解决问题。

可以说，互联网的创新，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以“专车”为例，专车之所以风行，是由于其调动了分散的私家车闲置资源，顺应了“分享经济”的大潮；此外，在出租车服务容量有限、公共交通不够便利的条件下，专车也是大众的“刚需”。因此，在应对专车问题时，就应该一方面研究专车的合理性、准入门槛、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优化出租车服务、完善公共交通服务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再如金融安全领域，如今不少非法集资活动披上了互联网金融的外衣。监管思路不应仅仅停留于查处、打击网络非法集资，而是需要考虑引导网络理财产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体系、创立非法集资的“黑名单”，完善征信体系，提高非法集资活动的成本。而要从根本上整治非法集资，必须疏通草根金融脉络，要给民间借贷正名，要打破金融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创新固然顺应了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其衍生的问题，互联网企业也应理性应对监管的介入。在这方面，今年年初阿里“叫板”国家工商总局的案例，不无启示意义。

互联网创新是否符合市场的需求，会经历市场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在监管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给予创新一定的成长空间；同时，监管需要建立灵活、联动的监管模式，否则很难应对互联网的快速、跨界发展。endprint